喀斯特地区土地流转如何促进农户增收?——基于8省3678户的经验证据

充分发挥喀斯特地区土地流转的农户增收效应是推进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渠道。基于中国喀斯特地区8个省区市3 678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KHB方法等,考察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显著提升了喀斯特地区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土地流转户收入水平较未参与流转户约高出12.86%;(2)相比于土地转入户,土地转出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3)外出务工和家庭创业在土地转出影响农户收入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解释比例分别为17.18%和4.63%;农业机械化在耕地较为平整的转入户对收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解释比例为16.93%;(4)土地流转对种植经济作物、耕地较为平整、灌溉条件较好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影响显著为正。为此,建议进一步健全喀斯特地区土地流转机制,促进非农产业发展,加强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发展喀斯特地区特色高效农业,鼓励更多农户积极参与土地流转。

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整体性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整体性体现为两方面,即实现地权平等和地权体系具有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有效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家庭承包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法律化和承包期延长,土地征收规则的更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建设用地指标化交易,以及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实施,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整体性推进的主要体现。土地利用规划及其实施,以及政府在地权交易中的法律地位,是分析地权交易规则科学性的两个基本因素。为进一步整体性地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其既定政策目标,需要建立科学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深化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完善土地利用规划机制和土地指标交易机制。

建党以来农地所有制结构的产权实现逻辑、经验与启示

通过探秘并遵循农地占有的内在逻辑思路,围绕农地公有制及其产权市场化政策演变主线,结合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系统梳理了建党以来农地所有制结构的产权实现历程,归纳了百余年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模式、历史经验和重要启示。研究结论表明,新时代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农地国有化方向、优化农地公有产权结构、扩充财产性农民土地权利和提高民事化市场化农地占有权能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郊融合村庄宅基地资产化可行路径研究——基于北京市房山区黄山店村案例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城郊融合类村庄宅基地(含农房)资产化可行路径与实践运行策略,为推进同类村庄宅基地盘活利用提供经验借鉴。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与单案例研究法。研究结果:(1)从生产功能主导向多功能协调转型与重构驱动了城郊融合类村庄宅基地资产化过程;(2)通过集中安置、腾退补偿、经营激励策略建立完备的宅基地资源自愿流转置换或有偿退出机制,同时基于对全域资源整体性考察与布局,合理开发利用原有宅基地资源促进全域资源价值实现,是城郊融合类村庄宅基地资产化的可行路径;(3)城郊融合类村庄宅基地资产化过程离不开村集体主导、统筹与多主体协同支撑。研究结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城郊融合类村庄宅基地资产化的可行路径是将宅基地作为重要的资源要素,通过对村庄资源进行全面整合重构以显化宅基地财产权利,进一步以合理的集中安置、腾退补偿与经营激励策略协调农户自愿出让原有宅基地,在拓展村庄生产经营和生态价值转化空间的同时,实现宅基地从居住功能向经营功能转变,增加农户收入。

“国家—农民—村庄”视角下的中国农地集体化研究评述

研究目的:从国家、农民和村庄三个视角,评述国内外有关中国农地集体化的研究文献,深入探讨农地制度变迁的复杂成因与历史过程。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从国家视角来看,已有研究以现代国家建设为基本脉络,将农地集体化视为一项革命性的制度安排,其成因可从国家推动集体化的原因和采取的措施来分析;从农民视角来看,已有研究关注农民的能动性,既分析了他们在情感、认知、观念和行为上的变化,也可从中见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作为连接国家与农民的中介,村庄兼具文化上的“共同体”和利益上的“博弈场”两种属性,该视角侧重考察农地集体化的微观机制,分析各主体在文化和利益驱动下的互动关系。研究结论:集体化是准确把握我国农地制度为何坚持“集体所有”不动摇的关键,未来可从强化学科交叉、促进理论提炼,超越单一视角、寻求整体理解,以及突破方法局限、增进多元认知等方面入手,以便在更广阔的理论对话上有所提升,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理论表达。

印度农业的生产和贸易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利用FAO、WTO和UN Comtrade等组织的公开数据,分析了金砖国家农业合作机制建立以来中印农业的生产和贸易的现状,系统性地阐述了印度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禽产品三大类农产品生产情况和主要农产品贸易现状,发现印度农业生产情况稳中向好,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且有较明显的生产结构调控行为;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则是顺差增大,进出口产品品类差别较大,多年来的农业贸易为印度提供了重要的外汇。与中国农业对比发现,中印两国粮食产量增长迅速,而优势经济作物各有千秋,农产品贸易存在竞争性和互补性,增长潜力较大。由此可知,中国农业应充分发挥政府的纠偏作用、持续助力于保证粮食安全、稳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强国际农业合作和交流。

“权力—权利”结构视角下中国地权的历史谱系演进与现代启示

研究目的:探讨传统社会权力干预对土地收益分配的影响,梳理中国地权的历史谱系演进并为现代地权制度中的增值收益合理分配提供启示。研究方法:理想型建构法,分析性叙述法。研究结果:(1)以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对私权利不同程度的干预,建构了哑铃型与纺锤型两种理想的地权形态;(2)不同地权形态下的“权力—权利”互动模式可以总结为均田薄赋、经界并税与隐占兼并;(3)地权的历史谱系演进呈现为在王朝治乱周期下,形态由哑铃型向纺锤型的转换,这不仅呈现出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干预强弱转换下的表层循环特征,也潜藏着权力干预弱化与权利演化的深层特征。研究结论:建国以来的“权力—权利”结构体现为“中央—地方—农民”的关系,面对结构失衡产生的城乡差距扩大,中央应通过将横向社会反馈纳入纵向政府问责来约束地方政府的权力干预,并通过推动城郊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及差异化征税、远郊区农地国有化向农民还权赋能,走向“权力—权利”结构的制衡。

农地流转如何影响农业机械化——基于1878个水稻种植户的实证分析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利用1878份南方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规模经济、农业分工和交易成本理论,探讨农地流转对水稻种植户机械化水平及其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流转显著提升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并促使机械化模式发生转变。利用农户产权安全感知度作为农地流转的工具变量,克服模型内生性,结果仍然稳健。具体而言,农户转入土地面积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其水稻种植机械化作业面积将增加0.386个百分点。同时,农户转入土地后自置农机的概率上升,而雇佣机耕和机收服务的概率下降,致使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则更可能降低农地流转对农业机械化的正向影响;同时,中青年农户相比老年农户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更高。为进一步推动小农户向现代农业转型,加快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还需要加强土地产权保护、促进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农地的集中使用和规模化经营,会降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化学品和机械等生产性投入强度,并促进农作物种植结构“趋粮化”,进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采用2011—2021年30个省份的数据检验农地流转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率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地流转能够通过减少农业化学品和机械投入强度、提高粮食种植面积占比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因流转对象和形式的不同,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相比流入农户、企业的农地流转,流入合作社的农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相比采用出租转包、互换转让形式的农地流转,采用股份合作形式的农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因此,应积极推动农地有序流转,不断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合理引导农地流转方向,并鼓励农地流转与农业碳减排项目相结合,以有效减少农业碳排放。

公共政策与社会共识的协调治理——以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改革为例

研究目的:总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共政策与社会共识的失调现象及协调治理路径,为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和归纳演绎。研究结果:(1)公共政策与社会共识存在两类失调现象,一是公共政策吸纳社会共识不足,二是公共政策引领社会共识不足,实现有效治理应基于对二者共生演化关系的准确认识;(2)在中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改革过程中,公共政策与社会共识的两类失调同时存在,一方面,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共政策对动态发展的社会共识响应不够及时、吸纳不够充分,另一方面,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改革对社会共识的引领塑造效应不够彰显;(3)新时代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改革,在化解公共政策与社会共识第一类失调问题上取得进展,在引领塑造社会共识方面仍需强化。研究结论:应坚持公共政策与社会共识共生演化的系统观念,注重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共政策与社会共识的协调治理,提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改革创新的效率。

农地经营权强度能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吗?——基于fsQCA方法的路径分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虽然有着强烈的机构贷款需求,但因缺乏有效抵押品,正规金融机构普遍对其施加严格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三权分置”从法律层面激活农地经营权,是破解供给型信贷配给难题的重要契机。本文从法律维度、事实维度、感知维度对农地经营权强度展开维度化分析,厘清其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给型信贷配给的作用机理与具体路径,并使用组态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供给型信贷配给,既能由法律维度、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同时具有较高强度而得以缓解,也能仅凭法律维度或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具有较高强度得以缓解,但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具有较高强度尚不足以单独发挥缓解之效。为进一步释放农地经营权改革的信贷效应,既要完善农地经营权的法律赋权与保障转入农地的实际权利,也要强化主体对农地经营权的安全感知。本文既从理论上深化了对农地经营权强度的理解,揭示了法律赋权、事实拥有、先验认知等不同层面的产权排他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内涵,也在实践上拓宽了破解供给型信贷配给难题的现实途径。

宅基地制度改革对城乡融合的政策效应研究——以江西省余江区为例

研究目的:以江西省余江区为例,评估宅基地制度改革对城乡融合的政策效应。研究方法: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宅基地制度改革对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并运用“三步法”检验人—地—业三要素互馈互补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宅基地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余江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但提升幅度呈现倒“U”型变化规律;余江区“宅改”通过促进城乡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流动和重组推动城乡融合水平提升,但各要素组合的作用程度不尽相同。研究结论:宅基地制度改革是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有效手段,能够促进城乡人—地—业要素的协同联动;未来应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促使政策边际效应拐点后移;协同推进多项改革措施,发挥政策的“乘数效应”,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农地产权稳定性与农业低碳发展——基于新一轮农地确权改革的考察

研究目的:探析增强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业低碳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促进农业低碳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研究方法:基于2012—2021年中国市级面板数据,以2013—2019年开展的新一轮农地确权改革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农地产权稳定性的增强显著降低了农业碳强度,提升了农业碳效率,对农业低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异质性处理效应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增强农地产权稳定性通过“规模经营”和“长期投资”效应促进农业低碳发展,同时也因市场化程度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产生异质性。研究结论:农地产权稳定性的增强在农业低碳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因地制宜优化内外部发展环境,优化配套政策,多措并举推进农业低碳发展。

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改革:历史回顾、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采用归纳演绎法、比较历史分析法和政策文本分析法等,梳理宅基地有偿使用改革历史理论逻辑并探索其现实困境,历史回顾发现,宅基地有偿使用改革正在向着更人性化、更公平和更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方向发展。目前“宅改”仍面临政策系统性不足,村集体权益面临观念性、法律性、人力资源性困境构成的综合性体制机制困局,潜存着权力寻租、贫富差距扩大、干群冲突等社会风险。“宅改”需破除上述三重困境,构建一套综合性的支持体系,强化政策间的耦合衔接性;建立“监督—评估—问责”三位一体机制;提升政策公平性和透明度;完善集体土地法规体系与加强基层激励约束体系建设;立法明确政府和集体在宅基地管理中的职责以及设定补贴制度。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研究的热点、演进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使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来自知网、万方、维普3大数据库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404篇研究文献作者、机构及热点进行分析,基于研究现状展望重点方向及前沿趋势。研究发现:研究人员和机构合作意识较弱,受学缘、地缘等因素影响未能形成较为明显的研究群体;“三块地”改革试点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研究态势,相关研究文献数量急剧上升,2019年至今为巩固改革成果期;现有研究聚焦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设计、与土地征收及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系、地方实践、收益分配等主题。利益均衡视角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机制的探索与优化、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同地同权同价的实现条件及路径、农村三项土地制度改革的法理平衡及制度设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助推乡村振兴的地方模式及发展经验等方面仍需继续深化研究,也是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新发展格局下土地发展权配置的需求逻辑与实现路径

土地发展权配置兼顾政治秩序、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生态效益与文化价值,是在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的一种政府调控和市场优化的混合型政策工具。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新发展格局具有价值目标趋同、制度内容耦合、推进手段相似等内在关联特征。在新发展格局下,土地发展权配置呈现多重需求逻辑,包括“权益+机会+规则”的公平逻辑、“空间+结构+规模”的效率逻辑、“经济+政治+社会”的秩序逻辑和“生态+文化”的可持续逻辑。在新时期,为有效运用土地发展权政策工具,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需要优化以权利立法、规划导向为核心的顶层设计,细化土地发展权配置原则、转移范围和二维尺度的操作细则,强化收益分配、财政金融、技术支撑、监管奖惩等配套机制,以全面激发城乡区域经济循环发展动力,推进国家土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农村宅基地“三权”权能拓展:主要困惑与优化路径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是拓展“三权”权能,健全宅基地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体系,以此解决制约乡村振兴的重要瓶颈问题。通过对部分宅基地改革试点县的调研表明,试点县围绕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权能拓展已进行了大量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由于所有权主体虚位、治理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的农民集体所有权权能拓展不到位;由于对特殊集体成员群体和特种资格权关系处置不当导致的成员资格权拓展不充分;由于法律体系不健全、改革创新力度不大导致的使用权流转不顺畅等情况,以致部分试点县(主要为第一轮试点县)改革效益已出现边际递减现象。面对这些问题,下一步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应当进一步强化法律支撑和市场手段,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多措并举深入推进,持续拓展宅基地“三权”权能。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民权益的法治保障——以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为视角

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提高农民财产利益,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在土地征收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土地征收应完善法律制度的保障与供给,以规范和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并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宅基地制度改革,应严格规范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的行为,建立腾退宅基地反悔期制度,构建股权化补偿体系和机制,以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三权分置”背景下集体托管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在宅基地闲置细碎化与“房闲而地不闲”的困境下,梳理集体托管的形成逻辑并界定其内涵,探究集体托管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盘活闲置宅基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超效率DEA模型、Tobit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集体托管有利于发挥集体与农户的比较优势,有效缓解盘活宅基地的困境;(2)集体托管可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相比于未采纳托管的农户,采纳集体托管的农户,宅基地利用效率约高10.4%;(3)集体托管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针对托管全部房屋、部分房屋的农户,分别适宜选择全过程托管、部分环节托管。研究结论:集体托管对于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是有益探索;政府应积极推进“三权分置”制度,因村施策;集体经济组织应提升实力,创新托管形式、提升服务能力,为农户提供差异化方案,并做好权责界定。

百年来农村宅基地制度变迁的中国逻辑

农村宅基地制度变迁的百年征程,昭示了100年来乡土中国“沧桑巨变,换了人间”的奋进历程。1921至1950年的30年间,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向“耕有其田居有其屋”的农民个人所有制转换,构成了中国宅基地制度的初步探索。1951至1982年的逾30年间,宅基地农民个人所有制转换为农民集体所有制,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宅基地制度的核心框架。1983至2012年的30年间,农村宅基地制度适度矫正,实现了农村宅基地管控逻辑与衍生权益配置规则的重建和优化。2013年以来的新时代十余年,进一步厘清农村宅基地产权改革逻辑,构筑了农户权益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宅基地收益配置机制,显著改善了农民宅基地财产权益的实现能力和实际获得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民为优先”的根本逻辑、“从强制性变迁到诱致性变迁”的改革逻辑、“以持续改善工农城乡关系为取向”的行动逻辑、“从满足农民基本生存到实现农民充分发展”的政策逻辑,构成了农村宅基地制度变迁的中国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