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南疆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非农收入的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南疆四地州微观数据的考量

基于微观视角对南疆四地州农村短期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分解,探究南疆四地州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提升路径。通过对南疆四地州调查的数据进行贝叶斯网络构建,预测所构建指标与非农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及重要性;通过fsQCA分析法,以11个前因条件为依托,提取南疆四地州农村农民非农收入的提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非农收入与劳动力健康投资联系最为密切,且农户非农收入受限于自身禀赋;新疆南疆四地州非农收入有四条提升路径:“健康投资+自身禀赋+培训投资”驱动型、“自身禀赋+健康投资”推动型、健康较差的全要素推动型和受教育较差的全要素推动型。综合四条路径可知,劳动者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是否有职业证书、教育支出、医药费是南疆四地州非农收入提升的核心条件;从短期来看,非农收入的提升得益于农户自身资源禀赋和上年的短期技术培训投资。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建议:重视南疆四地州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增强财政支农力度,优先健康投资,兼顾技术培训投资,着重教育投资,做好农村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换,更好地服务于新疆农业现代化。

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2022年安徽省五县473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不同层次的非农就业比例、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农就业比例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平均提升7%;(2)社会资本在非农就业比例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间起中介作用;(3)非农就业比例分位点位于(0.2,0.7)时,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直接效应及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变得更加明显。基于此,从增加非农就业培训和教育的机会,强化社会资本的建设和利用,促进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融合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注入活力。

农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

农地确权为农民土地提供法律保护,理论上有助于推动农民市民化。本文利用2013—2019年间四期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渐进DID模型,实证考察农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改善农民市民化行为,且这种效应在非粮食主产区和人口净流入省份更为明显;农地确权也提高了农民市民化意愿,该效应在所有成员为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更为突出。因此,未来既要因地制宜,消除进城农民失去土地的顾虑,也要因户施策,开通农民城市落户的绿色通道。

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国追踪调查三期面板数据,选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乡城学生流动导致农村家庭的有酬劳动参与率下降7.75%,并未显著影响有酬劳动时间,并导致非农劳动参与率提升11.28%。(2)机制分析表明,上述结果是由农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调整产生的,市场劳动主要承担者倾向于增加有酬劳动时间,家庭劳动主要承担者则倾向于退出市场部门劳动或以陪读为目的进入城市地区参与非农劳动。(3)在不同就读阶段、流动范围和代际结构情境下,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基于此,从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农村陪读家长就业扶持、不同情境的差异化帮扶三个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权属与农户生产效率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农户生产效率,运用Tobit模型检验家庭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农业机械权属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制约作用显著,使用农业机械会显著提高农户生产效率,但农业机械自有比农业机械租借在缓解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产效率不利方面更具积极作用。因此,政府应引导农民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创新补贴资金使用与管理方式,提升农民购机用机能力。

土地流转、农户创业和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

推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能够在保障农民工群体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效缓解异地转移给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厘清土地流转对于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机制,基于2016、2018和2020年3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T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该结果经过数据缩尾、替换变量、筛选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和消除自选择引起的内生性偏误后依旧保持可靠;农户创业在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发挥了“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农户人情支出对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作用路径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当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户就近创新创业,正向引导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并且完善农村正规市场建设。

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与农户分化中的风险管理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分析农户分化中的风险管理逻辑,提出农户生计资本及其面临的风险对农户分化的风险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基于CFPS数据库2012—2020年27030个农户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栏模型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农户的农业经营总体上未能达到规模化要求,当前自然资本提高对农户分化风险度存在负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增加能够直接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对当前农户分化风险度上升发挥正向作用;人力资本提高对当前农户分化风险度发挥着“催化剂”作用,但不会使农户分化风险度持续上升。此外,农户面临的生计风险对农户分化的风险选择影响存在两种路径,一是由于农户弥补损失的“反射效应”,非系统性生计风险提高会使农户分化风险度上升,二是由于农户面对更复杂的生计决策和更多的信息处理成本,系统性生计风险上升会使农户分化风险度下降。

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实现农民工体面劳动、物质富裕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农民工在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奋斗中获得幸福、推动自身全面发展,实现物质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然而,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仍面临就业总量结构失衡与就业技能结构失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与非制度性歧视、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力市场制度滞后、返乡创业的主客观因素瓶颈等挑战。因此,要坚持经济发展的就业导向,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提升农民工的技能水平与就业能力,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在实现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过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企业助力乡村产业发展:以“脸红秦田田”为例

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及实地调研等质性研究方法,以秦皇岛市“脸红秦田田”为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视角总结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建议企业改造乡村基础设施,创造市场条件;激活生产要素,盘活乡村资源;整合农业产业链发展模式;耦合多方参与主体利益链等,以此来提高创新企业对乡村产业的助力效果,实现乡村产业发展。

农户兼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生产效率——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经验证据

农户兼业化是农民分化的重要特征,如何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命题,探讨农户兼业、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十分必要。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利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评估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的影响,进一步运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和控制函数法实证分析两者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联合效应。研究表明:农户兼业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采用;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相较于专业性农户和自有机械农户而言,兼业农户和外购机械服务的农户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由此认为:应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引导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正确认识农户兼业化的发展趋势,引导农户调整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减轻农户兼业可能对农业产生的负面影响。

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人口外流的影响——以广西为例

基于2021年广西100个县区数据测算了人口外流率,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类型的空间集聚与分异,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考查数字乡村发展对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广西绝大部分县域人口处于净流出状态,只有雁山区和龙圩区处于人口净流入状态;人口外流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集聚特征,其中,桂东北的部分县域呈现低-低集聚,桂东南的部分县域呈现高-高集聚特征;数字乡村发展能有效抑制县域农村人口外流,县域农村人口外流不仅受本县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县域数字乡村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数字乡村对市辖区与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未来,广西应着力发展县域数字经济,进一步挖掘县域吸收农村劳动力的潜力,提高县域农村居民收入,抑制人口外流.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

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从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两个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探索性地分析以社会支持网络为代表的行为融合现状对现实和未来的情感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行为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支持网规模小,但强、弱关系比例差距不大;在现实的情感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实状况总体良好,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较高,市民对农民工基本持认同态度,绝大多数市民不会歧视农民工;在情感融合意愿方面,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的现实对农民工交友意愿和未来打算均有显著影响。

徘徊在“三岔路口”:两代农民工发展意愿的比较研究

利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调查数据,全面考虑了农民工所面临的返乡务农、返乡非农就业和留城发展等三种发展选择,对两代农民工的发展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将外出打工看做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并借此来谋求非农职业转化。老一代农民工的非农职业转化的发展意愿不如新生代强烈。

新乡贤参与治理:多元功能、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

破解乡村治理中人力对症之困境,结合中国乡土社会发展现实,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破土”而出。新乡贤参与治理的功能并非仅指具体政策性赋权下的治理功能,至少包含体制性权力生成的政治功能、乡村经济发展促进的经济功能、乡村社会整合的社会功能以及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功能等多元功能。在运作机理上,新乡贤参与治理主要依靠权力、组织、治理技术、制度维系。当前,新乡贤参与治理受权责边界模糊、政策支持薄弱、权限受到牵制、制度保障迟滞的制约。因此,优化新乡贤参与治理的路径在于:通过借鉴“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和完善组织的相关章程厘清权责边界;通过地方政策支持提升治理效能;通过章程完善等赋予权限空间;通过激励-约束、法律制度建立提供制度保障。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随着全国性、地区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探讨适合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重要。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进展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应用的必要性,并结合实例对其应用方法进行了探讨,实例分析表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具有把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货币形式,可为决策者提供直观的生态信息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可作为一项量化指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及规划方案的生态效益进行综合评估,且核算简单,有助于节省规划环评的时间和资源等优势,本文还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突变级数法在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的应用

目前在多目标综合评价方面有层次分析、因子分析、模糊评判等诸多方法,但有些方法对权重的确定主观性较大或计算过程过于复杂。介绍了突变理论用于多准则决策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步骤,该法不需对评价指标赋以权重,它只考虑指标的相对重要性,避免了直接使用难于确定且主观性较大的“权重”概念,因而显得简易。同时,突变级数是一种多维模糊隶属函数,用它来计算通常模糊数学的多目标评价决策问题,就更适宜和更准确。以广东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为实例,引用相关文献中的数据构建了适用于突变级数法的层次结构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理论中的归一公式,计算了广东省生态系统的健康得分,发现健康排名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文章同时使用了加权平均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计算,通过比较,发现原文献的结果与本文采用的两种方法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尤其是健康程度较好和较坏的区域。实例表明,突变级数法较为简便、快捷和可靠,这为解决区域多目标评价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新乡贤参与基层民主协商助推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村的实践中,新乡贤通过参与基层协商民主,为解决农村公共事务,处理基层纠纷,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的回归可以有效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为当地的产业振兴培育内生动力,缓解人才缺失,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使乡村文化转换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为了更好地发挥新乡贤的作用,需要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基层协商制度,落实协商成果,并培育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研究综述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不断加速城镇化进程,帮助农民提高收入水平,对探索农村新型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进一步实施整体性返乡政策,释放“洼地效应”和返乡创业红利,各级政府部门陆续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来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文章在整合近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及其政策的现状、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现存问题与优化路径进行归纳总结,并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可从增强政策系统性、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完善顶层设计等方面制定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稳定的政策支持。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

近年来,随着农村适龄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和新生代打工农民趋向于城镇化,中老年和女性已经成为农村的生产经营主体,缺乏自我发展条件,且因其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都低于外部资本的获利预期,而难以对接外部资本。在农村经历了近30年的去组织化改革后,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面对这些无力应对农村资源流出的原子化的留守个体时,都面临着过高交易成本,因此出现市场失灵叠加政府失灵的农村发展困境。本文试图以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的相关性为视角,探讨当前农村遭遇发展困境的内在机制,并在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缓解留守群体面临的发展难题做出初步探索。

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粮食产量了吗?——基于中国主产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粮食安全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安定的重要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一致”抑或“冲突”，是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中国主产区11个省份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基于扩展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粮食生产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粮食稳定增产存在一致性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没有对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产生显著影响。保持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转移，通过要素替代或要素对流，增加农业资本投入，保持耕地面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将有利于实现中国的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