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强国背景下新型经营主体农业创新能力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新形势下,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能力成为实施农业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结合问卷调查法、层次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选取四川省5个经济片区为样板研究区域,系统实证评估了新型经营主体的创新能力及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创新能力上表现出不同差异;(2)负责人的教育程度、职称和年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正面影响;(3)参与产学研合作和获得政府财政支持能显著提升其创新能力。基于结论,建议相关部门从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品牌建设和产品研发能力及强化农业龙头企业推广示范新品种、新技术等方面来提高新型经营主体的创新能力;在能力提升方面,应重视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确保其创新能力的持续增长。

民营粮食收购企业供应链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针对东北三省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存在融资难的问题,选取东北三省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收储供应链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得出:一是这类企业选择供应链融资模式频率由小到大依次为“应收账款类融资模式”“信用类融资模式”“存货类融资模式”;二是在下游购销企业主导的粮食收储供应链金融中,以其自身资质向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提供担保的意愿不高;三是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认为政商关系总体在合格以上。其次,运用多变量Probit模型,得出供应链融资模式选择影响机理:贷款期限对信用类融资模式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对这类企业的服务水平正向影响着存货类融资模式选择。最后,得出政策启示:政府应提高服务水平精准到选择存货类融资模式的企业,通过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政策鼓励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兼并,鼓励银行扩大资产负债率的融资条件到8%—20%。

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非家庭成员的农业雇工成为该新型经营组织的重要劳动力。基于雅安市3区(县)12村109名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平均水平整体偏高,但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在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普法、劳动行政监督、加强内部管理四方面建议,以保障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加入合作社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

本文在探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两种理论观点之争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系统考察了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加入合作社能够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经测算,当前中国家庭农场最优经营规模为188亩,因而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仍有扩大的空间。其次,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存在异质性,收入水平高、社会资本水平低和自有机械化水平低的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更明显。再次,加入合作社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主要来自内部服务获取机制和外部资源获取机制,且合作社所提供的销售服务和金融支持对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扩大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最后,耕地细碎化程度负向调节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耕地细碎化不利于加入合作社的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本文的研究为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其与合作社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及其借鉴

农业合作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本文选取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个农业合作社发展最为成功的典型国家和地区,对其农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并归纳出可资借鉴的经验。首先,简要阐述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合作社的历史、职能和现状。其次,扼要分析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合作社内部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再次,概括说明了美国、欧盟和日本政府对农业合作社所提供的法律、资金、税收、金融和教育咨询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最后,归纳总结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一是完善农业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坚守成员所有、成员控制和成员受益的原则,增加和强化普通成员在重大事项上的话语权。二是借鉴权责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其优势用于农业合作社的内部治理。三是政府应继续对农业合作社给予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支持政策应更精准化、更精细化。四是借鉴他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经验时要充分考虑自身实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理论机制及发展趋势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新型农业产业化组织。但由于发展时间短和组织形态特殊等原因,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性质的认识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尚不清晰。笔者通过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组织特征、运行机制、功能作用及发展趋势的剖析认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具有联盟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其成员异质性程度高,组织架构呈现立体式,治理方式具有关系保障+章程管理+合约约束的多元重叠特征。相较于其他农业产业化组织,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内部主体联结更为紧密,要素流通效率更高,创新机制更容易与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相结合,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促进乡村兴旺和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针对当前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状况,政府应重点在法人地位落实、小农户偏向机制和针对性政策扶持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以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好服务农业现代化建设。

“项目进村”对村庄治理机制的重构

“项目进村”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理论,结合安徽省YQ乡的案例分析,解读“项目进村”何以成功,并分析生产型治理对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研究发现:生产型治理通过发挥科层机制与合约机制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项目的交易成本,实现“项目进村”;当合约机制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就会引致对科层机制的替代,但是当交易的非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选择科层机制。科层机制是村庄“有项目”的基础,而合约机制的嵌入能够避免科层机制治理目标的异化,使得进村项目“得以落地”;合约机制是项目内生性嵌入村庄的过程,而通过与科层机制间的协同,能够避免合约机制治理能力的弱化,使得落地项目“得以持续”;通过生产型治理,可以从治理主体、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打通乡村治理的关键痛点,为“项目进村”打下坚实的治理基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直播经营的实践过程及行为机制——基于数字资本的分析视角

伴随新媒体网络平台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下沉,农产品直播电商成为农业现代化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解决农户参与市场困境的重要手段。在数字资本视域下,通过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产品直播经营的适配逻辑,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生活性的发掘与再造生产数字资本,以流量变现的方式实现数字资本的可兑换性,以代销为辅的经营策略弥合直播经营过程中数字资本持续性与农产品单一性之间的矛盾。数字资本生成是资本转化的基础,流量变现为农产品经营提供渠道,流量维持成为持续经营的关键。代销转向在实现流量再生产的同时增加了农产品经营风险,其中的品控不确定性容易导致数字资本信誉受损,进而危及以数字资本为桥梁资本的数字化生计模式。代销转向旨在为农产品直播经营保持流量,是对平台规模经济的妥协与适配。在农产品直播经营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追求利润者、维持生计者和受剥削的数字劳动者的综合体。在平台增殖逻辑及社会注意力流动属性的双重作用下,经营者尝试由家庭化经营转向团队化运作、由新农人转型为职业主播。但在数字资本流失风险、乡村伦理逻辑以及与农户共生关系等多重因素的约束下,经营者形成了以注重农产品品质及消费者购物体验为主、以代销为辅的经营模式,创造了数字优势者与数字弱势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作互惠的市场空间,并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为基础实现了数字道义。

数字化转型对农业类上市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

【目的】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及其机制路径。【方法】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农业企业2012—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以企业产权性质、规模及地理位置为分类标准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主回归中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负,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机制回归中,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负且小于主回归系数,并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结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发展企业的人力资源、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农业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并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及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促进作用更强。

天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天津市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海洋经济对于天津的发展的重要性越加凸显。文章在系统分析天津海洋经济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天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以期充分和广泛地利用天津近海海洋资源,有效拓展天津开放和发展空间。

组织差异对农业生产托管组织与小农户耦合的影响分析——基于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安徽省试点实例研究

为分析小农户组织与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耦合原因以及托管组织差异对组织耦合方式的影响,本文运用组织生态理论分析组织耦合原因,通过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安徽省试点调研结果分析组织耦合情况。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托管中,互助制合作社和公司制农企均能有效与小农户耦合,合作社能通过农村社会网络实现与小农户的直接耦合,耦合方式随服务距离发生改变,耦合程度相对较高;农企则需要借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中介组织与小农户形成非直接耦合,与小农户的耦合程度相对较低,但具有现代化农业设备和技术优势,服务面积服务对象广泛,能有效为农业生产赋能。因此,通过农业生产托管助力农业现代化,需要加快培养本土化托管服务主体,引导优质资本为农业生产赋能,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居间功能,同时建立完善小农户与托管服务主体利益联结机制。

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社会化服务的交易成本视角

大国小农背景下,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了小农与农业现代化生产体系融合,然而交易成本造成了效率损失。基于2022年陕西省农户调研数据,将小农户资本禀赋、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有为集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构建实证分析模型,探究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禀赋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大部分农户处于左侧上升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在资本禀赋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著影响;有为集体从合理分配社会化服务增值效益出发,可以有效缓解交易成本的不利影响,即有为集体显著调节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由此,提出通过加大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育力度,规范市场运行,强化村集体介入管理,以缓解当前小农资本禀赋不足对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

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绩效水平、区域差距与动态演进

农业龙头企业的高质量和区域均衡发展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文章在构建农业龙头企业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arkov链法,对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绩效水平、区域差距与动态演进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广东省不同区域农业龙头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在规模和质量绩效上呈上升趋势,且质量绩效的上升速率快于规模绩效,但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距,整体上呈现“珠三角高-非珠三角低”的分异格局;区域总体差距逐年缩小,规模绩效总体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质量绩效总体差距则由区域间差距演变为超变密度;各区域绩效存在多极化现象或趋势;长期来看,规模和质量绩效均将稳定在高绩效层级。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推动农业龙头企业高质量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融入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农林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基于福建云霄杨桃科技小院案例的研究

在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背景下,高校与科技特派员项目服务所在的乡村和企业经营主体签订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合作协议,搭建农林类专业实践教学平台,是培养服务“三农”人才的重要渠道。在对福建云霄杨桃科技小院案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优化实践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教学内容、充实实践教学队伍、丰富实践教学形式、强化实践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融入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农林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进行了探索,并对实践成效进行了总结。

特色农产品供应链绿色投机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投机行为滋生仍是滞塞特色农产品供应链绿色建设、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难题之一。现有研究多以双主体围绕奖惩或利益分配展开探讨,缺乏对多主体间制衡关系及权责行为的考量。因此,进一步厘清多主体间行为的演化机制及影响因素,对减少供应链绿色投机现象、达成特色农产品供应链绿色转型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23年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特色小麦相关数据,使用演化博弈法以政府、涉农企业和农户为主体构建三方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方策略选择及系统稳定性,并探讨各要素对主体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产制造环节事关产品质量安全,是供应链绿色建设重点。(2)绿色投入产出影响主体建设意愿,应降本增收推进供应链绿色建设。(3)权责不清导致投机行为滋生,应清晰权责划分,标准化供应链绿色建设。(4)目标差异分散建设力量,应合作共赢实现供应链绿色转型。

探寻乡村创业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元素——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

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乡村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成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扎根理论聚焦以湖南省5家案例企业为核心的乡村创业生态系统,通过深入研究多个案例,揭示乡村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共创元素,并对这些元素进行理论解读。研究表明,乡村创业生态系统价值共创行为是创业主体以共同利益为目标、以共同认知为精神契约、以互补性资源为内在驱动、以创业环境因素为外在驱动、以专门性资源为创业独特资源禀赋,从而进行创造共创、成果共享的过程。

农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和演化研究

推进农业企业数字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落实数字化转型政策的重要内容。为促进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进一步创新发展,文章基于AHP-熵权TOPSIS法从五个维度构建农业企业数字化评价体系,对中国农业上市公司2015—2021年数据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技术驱动”和“数字化贡献程度”在企业数字化发展中起主导作用;(2)农业企业数字化水平逐年上升,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发展势头迅猛;(3)2015—2021年农业企业数字化发展经历了“尝试-瓶颈-完善”三大阶段,整体呈上升趋势。最后,针对农业企业数字化发展尚存在的不足之处,给予针对性的建议,以促进农业企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内涵特征及建设路径研究

聚焦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宜居、宜业、和、美四个层面剖析其内涵特征,探讨张家口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探索其建设路径,旨在为新时代、新征程张家口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实践方案。

数字乡村建设下三维资本与农村居民创业选择

创业是帮助农民实现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居民创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基于数字乡村赋能的环境异质性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论证了数字乡村建设下三维资本对农村居民创业选择的乘数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放松了自有资金对农村居民创业选择的约束,降低了创业对经济资本的需求门槛,即与经济资本呈现“替代”关系;数字乡村建设扩大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创业选择的积极影响,激活了人力资本更具优势的群体,弥补了社会资本信息密度不足的短板,即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呈现“互补”关系;(2)数字乡村建设更有利于发挥农村女性及青年人力资本对创业选择的作用,突出农村男性、壮年与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对于创业的积极影响;(3)数字乡村建设更容易降低创业对农村男性、生存型创业及东部地区经济资本的门槛,放大中部地区经济资本的作用,发挥农村居民人力资本在机会型创业选择中的作用,降低劳动密集型行业创业者对经济资本的依赖。

广东农业高新企业创新发展对策——基于新质生产力的驱动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擎,农业高新企业正是这一转变过程的重要载体,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力量。如何更好推动农业高新企业创新发展,实现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成为目前广东省农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新质生产力的驱动逻辑,提出了明确创新主体地位、推进创新联盟合作、改革农企管理方式以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