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需求、主要困境与应对策略

基于江西省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经验,采用演绎归纳法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需求和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提出应对策略,为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结果表明:1)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有助于策应“三产融合”发展用地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农村社会治理提升等多维现实需求。2)改革面临村庄差异难以形成可推广的统一模式,村集体自组织能力偏弱使得改革内生动力形成难,政策稳定性不足导致宅基地历史问题处置难,退出宅基地再次利用优势不足使得闲置宅基地盘活难等现实困境。据此,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坚持需求导向、系统思维、农民主体地位,以及先立后破的原则,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保持历史耐心,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人翁精神,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因村施策精准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土地制度的优势、困境与改革方略

农村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其变革关系到资源配置、百姓福祉和社会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回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农村土地制度这一根本性、基础性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适,对不同阶段主要发展任务的完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土地制度具有五大独特优势,分别是能够在人口规模巨大条件下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能够以释放土地财产收益为抓手夯实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能够以赓续农耕文明、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为载体支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以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工程、发展生态农业、防治耕地污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路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能够以支撑内生型发展模式为手段保证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困境,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着力加强农村土地的粮食安全保障、财产性收益提升、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秩序稳定功能。

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方向与机制完善——基于三个改革试点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具有特定的作用方向,理论上可通过加速农村产业发展、提升农村居住环境、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等途径发挥推动作用,实践上改革试点地区已探索出诸多特色路径模式。基于对上海松江区、安徽金寨县、广西北流市三地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发现,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既与制度初衷和目标追求精准匹配,也存在作用发挥不充分的离散困境。为此,建议从联动设计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分级联动工作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好服务保障、搞好宣传咨询与跟进引导服务等方面完善相关机制,从而更好地提升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

“城乡两栖”视角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问题研究

“三权分置”改革有助于化解“城乡两栖”背景下宅基地的制度困境。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以及异地居住的“城乡两栖”现象日益明显。人口迁居带来了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所承载的居住功能弱化,而它们的财产功能和社会情感功能则逐渐增强。总体来看,现有部分制度抑制了宅基地的产权权能开发和资产价值挖掘,造成了闲置、低效利用与隐性流转共存的困局,需要合理推进“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受到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产权边界不清晰、农民宅基地权属观念模糊等因素掣肘,面临所有权主体虚置、过度“资本化”等诸多问题,阻碍了相关体制机制创新。为此,“三权分置”改革需要清晰界定“三权”边界,明确宅基地的法权属性,在保障农户资格权的基础上适度拓展宅基地使用权,推动实现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引入市场机制多元盘活闲置宅基地,进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农地流转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在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础上,本文通过SBM-GML超效率模型测算中国各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和农业绿色TFP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分析其影响路径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农地流转能够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是得益于技术效率改进。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农地流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的是东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但在西部地区却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应当加快推进农地流转工作进展,促进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变革,加快研发、推广和应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构建区域协作互助机制促进地区交流,进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范路径研究——以入市合同的性质与效力为切入点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流转需要衔接以《土地管理法》为代表的公法规范和以《民法典》为代表的私法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参照适用国有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同时,仍需关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的特殊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牵涉多方面法律关系,入市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新型且复杂的法律关系与权利义务发生,需要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资格及权责边界,以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主体范畴。同时通过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土地用途,形成与国有建设用地相协调的统一城乡土地交易市场体系,进而对出让合同和租赁合同的性质与效力重新认定,构建符合自身特性的入市合同规范。

土地政策松绑与县域新型城镇化——来自农村宅基地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外流,土地粗放利用、宅基地闲置甚至抛荒问题日益凸显。宅基地改革是促进土地要素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构造准自然实验,检验农村宅基地改革能否促进县域新型城镇化。研究发现:农村宅基地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政策路径识别发现,农村宅基地改革从非农就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激发市场潜能三方面提升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异质性研究表明,行政区划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于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能力呈现递增趋势;地区差异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地区县域得到有效发挥,对西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效果有限。通过土地政策改革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从经验上就如何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提供政策启示。

农业机械化、农机服务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多值处理效应模型,使用黑龙江省47个村粮食种植农户样本数据,研究农机服务对老龄农户和非老龄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黑龙江省农户粮食生产平均技术效率为57.2%,总体水平偏低,技术损失较大,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非老龄农户更能从现有的农机服务中获益,农机服务未带来老龄农户技术效率的显著提高,但使得老龄农户留在农业生产之中,形成互补关系;在播种和收获环节,农机服务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原因在于老龄农户倾向于投入劳动替代农机服务,在不同地块之间转移劳作的成本更高。在发展农机服务、扩大服务经营规模的同时,应考虑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特征,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机服务协调发展。

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

坚守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底线:风险问题与优化思路

坚持底线思维是应对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风险挑战、解决复杂矛盾问题的重要方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底线包括集体所有权底线、农民利益不受损底线、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在“还权赋能”、“财产价值显化”驱动下,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面临突破底线的多重风险:一是宅基地使用权的经济价值实现路径背后隐藏集体所有权实现危机;二是竞价使用、有偿退出等试点方案弱化宅基地的社会福利保障功能,使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面临挑战;三是宅基地过度支持非农产业用地需求对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形成潜在威胁。面对系列风险问题,需进一步夯实宅基地集体治理权,守住集体所有权底线;协调宅基地的多重功能价值,守住农民利益底线;明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监管职责边界,守住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问题与国外经验借鉴

土地综合整治能够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体是指对农村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等进行整体治理,以拉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打造和谐人地关系的同时,逐步优化农村生态空间,这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相匹配。土地综合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主要载体之一,本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提高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行分析,归纳当前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参照国外成熟经验形成具有可实施性的改进对策,以期能够提高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效果,为乡村振兴带来推动力。

耕地种植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基于30个省份案例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中国30个省份耕地种植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结果表明:(1)耕地“非粮化”或“趋粮化”演变是耕地稀缺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种粮劳动力成本、农地流转规模、种粮土地成本、农业机械化作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7个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2)存在生产要素驱动型和规模局限型两条“非粮化”路径,以及耕地资源丰裕—种粮规模化和土地成本诱导—种粮规模化两条“趋粮化”子路径;(3)种粮土地成本上涨是“非粮化”的重要诱因,农业现代化生产体系是互补因素,能够缓解种粮土地成本压力对粮食种植的不利影响;(4)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农地流转规模、农业机械化作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因素相互关联,对耕地种植结构演变发挥联动影响。

农地流转对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研究农地流转对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及效应,为尽早实现农业“双碳”目标以及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经验借鉴。【方法】基于2005—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碳源减控和产业发展二元视角构建种植业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并采用双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及工具变量模型探究农地流转对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国内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不高,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排名前5位的省份为山东、河南、广东、江苏和福建,排名后5位省份为安徽、青海、吉林、江西和内蒙古;农地流转正向驱动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提升;种植业化学化水平与机械化水平在农地流转影响种植业低碳化发展过程中有中介效应。【结论】通过持续推进农地制度改革、提升种植业化学物资利用效率和机械化水平、实施差异化配套政策以提升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潜力,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绿色高效发展。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兼论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

现行宅基地发放政策,在许多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带来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宅基地免费发放已很难做到,在分配和利用上难以体现公平与效率,其使用价值和价值也都难以发挥。“三权”分置没有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含义也不明确。允许流转不一定能解决宅基地低效利用问题。各地应从实际出发,不盲从于理论,也不盲目照搬先行试点区做法,而应在中央精神指导下进行宅基地政策的自主创新。可以从宅基地增量的供给机制、存量的管理和整治机制入手,探索改革措施。

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差异化研究--基于资源禀赋与主体认知视角

剖析农牧户城镇化意愿影响机制对农牧交错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资源禀赋与主体认知视角,对兴安盟突泉镇农牧户入户调查并采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农牧户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差异性。研究发现:牧户城镇化意愿远低于农户,影响农牧户城镇化意愿的因素不尽相同,除年龄、政策了解度、人均年收入、宅基地用途等共同因素外,农户城镇化意愿另受地形位指数、人均耕地面积、再就业效益信心显著影响,牧户城镇化意愿另受距河流、镇区与草地距离、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满意度、住宅补偿与医疗保障效益信心显著影响。研究农牧户城镇化意愿影响动因并提出城镇化政策建议,可为加快农牧交错区城镇化提供路径参考。

基于开发权的宅基地用途管制体系建构

“三权分置”是显化宅基地财产价值的重大制度改革。本文从开发权的视角,厘清宅基地开发权的法理依据,并在分析我国宅基地用途管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发现其管制模式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标准化的宅基地开发权初始配置尚未建立;二是宅基地开发权的管制规则亟待优化;三是宅基地开发权市场尚未建立;四是宅基地开发权转移制度尚未形成。由此提出了以构建标准化的宅基地开发权初始配置、制定适度的宅基地用途管制规则、建立宅基地开发权市场、建构宅基地开发权转移体系为核心的宅基地用途管制体系。

我国大城市郊区多功能农用地综合利用模式研究

农用地是城市空间的重要载体,推动我国大城市郊区多功能农用地综合利用是满足市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方式,是大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大城市郊区积极推动多功能农用地综合利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综合利用方式粗放化、产业用地分布零散化、土地利用低效化等问题。针对现实问题,我国各大城市积极开展“在地化”实践探索,形成了现代农业型、绿色循环型、景观文化型、城乡融合型四种大城市郊区多功能农用地综合利用模式。因此,应推动全域统筹,促进全域一体运作,推进绿色创新,有效提升我国大城市郊区多功能农用地综合利用模式实效。

风险认知、生计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以兰州市八里镇移民安置区农户为例

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对深化农村改革影响深远。研究风险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在风险认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中的调节作用,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兰州市八里镇移民安置区农户调研数据,利用二元Log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风险认知与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进而分析生计资本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在宅基地退出决策中具有显著的规避风险的意识,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产生的风险认知对退出意愿有负向作用,而生计资本则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正向作用;此外,生计资本还可以缓解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中的风险认知。基于此,加快推进农户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应完善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各项保障政策、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科学的风险意识以及构建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机制。

乡村振兴视域下海南乡村旅居与康养融合发展研究

乡村旅居康养是介于乡村养老与乡村旅游之间的一个交叉融合产业。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海南乡村进入了新一轮的建设与发展期,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一批我国北方地区的退休老年人群到海南乡村旅居康养,与之相配套的服务行业逐渐发展起来,海南乡村作为旅居与康养胜地声誉鹊起。但海南乡村旅居康养业也存在着缺乏政策扶持、专业人才匮乏、乡村建设未考虑旅居群体需求等问题。海南乡村具有发展乡村旅居康养的先天优势条件,应做好产业规划、政策扶持、行业协会引领产业发展,科学规划旅居康养社区选址,开展跨界合作、改善服务供给,同时做好旅居康养产学研融合发展,以提升海南乡村旅居康养业服务水平,满足旅居康养人群的需求,为旅居地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海南乡村旅游业发展,助力海南乡村振兴。

流动的非粮种植与二元土地流转市场——一项土地流转中农业经营模式的双案例分析

造成土地流转市场分化现象的因素不仅包括土地禀赋、流转主体和外在环境,农业经营模式本身也会产生影响。根据不同作物的种植特性,以作物-土地关联机制为切入点,对山东某地区的非粮种植及其参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非粮种植和粮食种植之间不同的作物-土地关联机制影响经营流动性,非粮作物需要流动经营,粮食作物采取固定经营。不同的作物类型和经营模式对土地流转市场产生影响,导致流转对象、合约形式和流转价格发生分化,呈现出二元土地流转市场形态。特别是非粮作物与粮食作物在土壤损害、种植风险、关系强度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非粮种植的土地流转价格远高于粮食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