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实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新型工业化是我国高质量发展在工业化发展战略中的集中体现。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环境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既有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更迭带来的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也有国际分工结构调整与全球竞争加剧和国内过去工业发展模式的弊病逐渐显现。以数实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具有创新驱动、“四化”互通、高效集约、内外联动、供需协同的阶段性特征。以数实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在目标要求定位上,要稳步迈进数字制造强国行列、筑牢新型工业化物质根基、营造利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内容定位上,要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持续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因此,以数实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在实现路径上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人才综合素质,持续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工业企业“智改数转”,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创新链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理论逻辑与机制设计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内容,融合发展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的必要路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情境下,融合发展表现为产业融合、产业与创新融合、创新与需求融合等多重内涵。创新链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存在三重理论逻辑,即多元协同加快核心技术突破的创新逻辑、产业演化升级的发展逻辑、面向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构建的应用逻辑。要从异质主体价值共创的动力机制、领军企业协同整合的治理机制、公平竞争政策导向的环境机制三方面共同着力,更好发挥创新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中的作用。

碳减排政策的就业效应:来自碳交易试点的经验证据

在理论探析碳减排政策影响就业的基础上,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交易政策的就业效应。研究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实施导致试点地区就业率显著提升,且碳交易政策能够加速劳动力城乡流动、行业转移以及性别转换,同时使得劳动力技能结构呈现“两头粗、中间细”的分布特征;碳交易政策的就业效应并不局限于试点地区一隅,亦能够对试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试点地区劳动力增加来源包括“就地转换”“走的少”和“来的多”3个方面。进一步地,碳交易试点政策所诱发的就业率提升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高级化驱动的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工资提升所驱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

中国式产能过剩:历史考察及对新发展阶段治理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轮较为明显的产能过剩: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品过剩阶段、2003—2007年的部分工业品过剩阶段、2011—2015年的产能过剩全面加剧阶段、2016—2020年的重点行业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阶段,各阶段产能过剩的背景、表现、治理措施及效果不尽相同。历史考察发现,中国式产能过剩具有以下特征:产能过剩跟经济波动密切关联、产能过剩问题反复出现、产能过剩与落后产能问题并存、产能过剩形成机制深刻复杂。在新发展阶段,治理产能过剩问题既要推动存量过剩产能退出,更要从根本上构建预防过剩产能反复的长效机制,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工作:完善市场化法治化机制,构建过剩产能高效退出机制;推动政府治理机制改革,探索政府与市场结合新模式;加快科技自主创新,推动供需结构匹配;加快构建“管资本”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重点推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

政府支出管理、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

积极有为的政府支出提供了促进经济增长与调节经济波动的中国经验.随着新时代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如何继续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推动经济稳定增长?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从政府支出结构与消费和投资需求结构存在显著差别的特征事实出发,建立一个包含政府支出结构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结合中国经济数据从理论和定量上研究了中国政府支出通过需求结构渠道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下降和政府投资率上升会提高工业比重,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且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为新发展阶段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就如何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基于政策“主题-主体-工具”维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演化研究

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各级政府、各职能机构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然而,政策主题焦点变迁、主体协同关联、政策工具运用等是否存在问题,仍有待评估。基于2007—2022年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文件,运用LDA主题建模、共现分析、文本语义相似度计算技术,从政策“主题-主体-工具”三维框架进行文本挖掘,并结合可视化方法呈现结果。研究发现:①政策主题由“信息化发展→数据化发展→智能化发展”依次演进;②政策主体由“松散型→松散多主体型→紧密多主体型”网络结构依次转变;③政策工具运用呈现“重供给、中环境、弱需求”的特征,对“公共服务”“数据系统”及“服务外包”等次级政策工具的应用尚显不足。基于此,从注重政策主题的前瞻性规划、加强主体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分类施策:产业政策影响工业智能化的经验证据

如何借助产业政策的力量提升工业智能化水平,成为新科技革命时代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课题。本文循着产业政策分类的思路,分别刻画了不同类型产业政策影响工业智能化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利用公开数据和爬虫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工业智能化。(2)资助智能化技术研发政策激励效果相对较弱,提振智能化产品需求政策及改善智能化创新环境政策激励效果相对较强;三类产业政策分别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增加市场智能化产品需求、保护企业创新成果的作用渠道促进工业智能化。(3)工业智能化产业政策具备一定程度的“扶弱”效应,企业微观特征会影响产业政策的激励效果,产业政策对竞争能力较弱的企业、地区和产业的激励效果更好。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在制定及实施产业政策时需要建立政策量化评估体系,对产业政策的分类、实施效果进行科学研判;对于不同类型企业,政府要有针对性地调整政策实施力度,合理分配工业智能化生产要素。

区块链技术在碳管理中的应用与创新

区块链是具有去中心化、共识机制、非对称性加密等独特优势的新兴技术,能够针对性地解决碳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脱碳对象识别不精准、数据信息统计不对称、部门权责整合不规范、相关数据安全管控弱、碳中和绩效难以考核等问题。提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碳管理实现体系,重点阐释其创新形式、架构和功能,并从加强宣传力度、转变传统理念、培育优秀人才、强化技术创新、先试点后推广、完善制度制定、优化监管体系、建立健全法律、明确奖惩制度等方面来全面解读其实现路径,对加速我国“30·60”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进程,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内涵、特征与建设路径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湖南在全国大局中的新定位和新要求。深刻认识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内涵与特征,设计其建设路径,是湖南省绘制制造业发展长远蓝图,制定制造业发展政策的基本前提。研究表明,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核心是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和发展带动力的先进制造业战略要地,呈现出拥有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世界先进的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实行绿色集约的发展模式、拥有根植本地能力的产业生态优势、建有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具有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等六大特征。据此,湖南省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具体路径可从五方面规划,即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先进制造模式示范引领、促进先进制造技术创新、加强先进制造业的人才集聚以及增强先进制造业开放合作活力。

新能源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研究

新能源作为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催生能源领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绿色全要素新能源效率及其变化率基础上,分析新能源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研究表明,提升新能源效率不仅有利于增强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竞争优势,助推能源结构绿色市场化转型,而且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有必要以持续创新加快新能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以更高的新能源效率促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考核能破解“资源诅咒”吗?——来自资源型城市的证据

因面临“资源诅咒”问题,传统资源型城市如何通过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困扰学界和政界的重大难题。该研究以中央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考核政策为切入点,探讨绿色考核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绿色考核政策的强度,并使用方向距离函数模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增长指标进行了测算,进而基于2006—2020年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考核政策和资源城市绿色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地方政府绿色考核能够显著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破解“资源诅咒”,该结论在改变自变量测度、排除竞争性解释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②绿色考核主要通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工业结构清洁化、资源配置优化三条作用途径,实现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强、地方国企依赖程度低的地区,绿色考核政策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效果更加明显;此外,在成长阶段为成熟型和衰退型、以煤炭和金属类为主要禀赋的资源型城市,绿色考核政策效果更好。区别于以往研究大多围绕资源管理提出的破解策略,该研究揭示了良好的目标考核机制也能有效破解“资源诅咒”。这不仅为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也为“资源诅咒”治理文献补充了新的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唐山市经济转型战略研究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地方发展兼顾经济增长和减排降碳提出了新要求。唐山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重工业城市,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对钢铁等重工产业依赖度持续增强,石化能源消费总量大,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消费,重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巨量的石化能源消费导致区域内碳排放总量巨大,从而使唐山市面临艰巨的减排任务。唐山市经济转型战略要以“双碳”目标为抓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低碳转型,全力推动社会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唐山市要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基于唐山市现有产业基础,发挥传统产业优势,在充分利用资源和区位优势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唐山市经济转型:第一,打造低碳型钢铁产业链;第二,培育多元化低碳新兴产业体系;第三,构筑绿色能源消费体系;第四,适度开发环境类碳汇项目;第五,构建绿色贸易体系。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基于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准实验研究

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中国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该研究首先通过理论模型求解阐述绿色金融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中介效应作用机制,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在地理区域、资源禀赋、主导产业、产业禀赋方面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以及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与低碳城市在碳减排方面的协同效应。研究表明:①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通过替换变量、缩尾处理、增加控制变量、改变窗口期、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安慰剂检验等方法进一步验证了该结果的稳健性。②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在微观层面通过提高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碳排放进而实现城市层面的碳减排效应,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进而实现碳减排效应。③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并不存在显著的地理区域差异,但由于资源禀赋较好的城市存在“资源诅咒”问题,资源型城市比非资源型城市的试验区碳减排效应更差。④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主导产业与产业禀赋不同的城市存在“马太效应”,第二产业主导的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城市碳减排效果较差,第三产业主导的城市和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碳减排效果较好。⑤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与低碳城市试点地区在碳减排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协同效应,两种政策同时实行的城市碳减排效果更好。

生产力的质变:表征、动力与过程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范围扩展和组合重构的过程。在技术层面上,激进技术尤其是通用目的技术是推动生产力质变的关键因素,激进技术所组成的新技术系统及其对应的新部门的创生与增长,成为推动生产力质变的动力。其中,关键生产要素的大范围使用及其成本的迅速下降是质变进程加速的重要指示器。在制度层面上,与激进技术所对应的生产组织方式、要素特征相适应的适宜性制度体系,对引导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稳定、可持续的积累模式,起着重要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作为一个创造性与破坏性并存的过程,生产力的质变并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和波动的。由于不同的激进技术及相应的新技术系统在技术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时期生产力的质变过程和内容也有所不同。随着产业部门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生产力的质变过程往往伴随着多个激进技术甚至通用目的技术的叠加和协同,这就使质变过程中的经济波动更为复杂。正在展开的技术革命浪潮将从能源和信息两方面带来以绿色+智能为主旨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不仅取决于创新的力度、方式和方向,还取决于关键制度和观念的变革。

新型工业化的历史演进、时代特色与推进路径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历史维度看,新型工业化最初萌芽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构想中,曲折演进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探索中,成熟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中。从理论维度看,新型工业化相较于西方工业化实现了五方面突破创新: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而非资本驾驭人本;动力机制是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而非技术创新单线引领;目标理念为区域和产业协同推进而非利润引导的失衡发展;发展模式为并联式协调发展而非串联式单维发展;对外关系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内向自利、零和博弈。从现实维度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应在需求侧扩大人民有效需求,在供给侧培育壮大自主创新增长引擎,以“四化同步”畅通国内循环,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国现代冰雪运动登陆地”考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采用文献检索法、实物考证法、实地调研法、专家访谈法、多元分析法、筛选法和社会综合分析法等多维度方法手段,梳理了中国现代冰雪运动起源线索,循着现代冰雪运动在黑龙江省登陆的历史印记,大量史料可证黑龙江流域哈尔滨市为中国现代冰雪运动登陆地。中国现代冰雪运动登陆地IP的形成将进一步促进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体育等产业快速发展及文化旅游与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扩大冰雪文化IP产业链效应,赋予地方经济发展新动能,对黑龙江省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的现实表现与中国应对

关键核心技术是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博弈和竞争的手段,也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然而,在国际新一轮科技进步与产业分工的变化调整中,我国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与缺失。本文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的表现与特征,通过对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关键要素进行识别和把握,探索性地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三种模式,即“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两位一体产业集群攻关模式、“链主”和“隐形冠军”的二元协同价值链攻关模式、以“资本”和“人才”为纽带的二元支撑全产业链攻关模式。因此,根据结论提出如下建议:夯实基础研究的主体地位、纠正科技人才与制造业间的错配、构建与科技攻关相匹配的现代金融制度、提高政府各项政策的组合效率、坚持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相协调。

产业政策调整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本文以“五年规划”文件对鼓励行业的调整为政策冲击,构建基于残差法衡量产业政策调整的因果识别策略,采用PSM-DID方法考察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显示,产业政策主要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集中于创新数量上的提效和创新质量上的增值,不但通过企业事前创新经验影响其创新决策,而且沿着纵向供应链对客户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并在多个维度呈现异质性表现,而金融市场的信号传递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是两条重要渠道。这一结论意味着产业政策实现企业创新的“提效增值”,打通资金链与人才链协同赋能创新的通道,推动供应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上述发现客观准确地评估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深入探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联动效应,对我国产业政策调整及实现政策联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互利共赢,还是独善其身?“双碳”目标下绿色智慧城市建设的组态分析

绿色智慧城市是应对“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布局。现有研究主要面向绿色层面或智慧层面,“绿色”与“智慧”的协同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两者融合发展的路径规律有待揭示。鉴于此,从组态视角出发,在TOE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并运用NCA和fsQCA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234个地级市为研究案例,探索绿色智慧城市建设的前因组态。结果显示:单个条件不构成高绿色智慧建设水平的必要条件,但是“数字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注意力分配+上级压力”两个集合构成高绿色智慧建设水平的必要条件;共存在5条驱动绿色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具体分为数字化和城市化双元驱动型、上级压力和政府注意力双元驱动型以及数字化和城市化双元逻辑下上级压力和政府注意力驱动型3种类型,其中“数字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注意力分配+上级压力”两组条件存在互利共栖(或共生)的关系;在分区域研究中,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建设路径也存在明显差异和替代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绿色智慧城市的作用机理和建设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导。

投入数字化与出口产品质量结构升级——来自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理论剖析投入数字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结构的影响机理,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展开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投入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结构,主要表现为有意识淘汰性能落后的低质量产品,将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向靠近质量前沿的高质量产品进行生产并出口。机制检验发现,投入数字化主要通过对企业内部产品质量差异化调整、边际成本差异化调整与产品转换能力提高效应这三条渠道,来优化出口产品质量结构。异质性检验显示,相对于中小微型、低国际市场竞争行业、资源型城市企业组,投入数字化对大型、高度国际市场竞争行业、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组的出口产品质量结构优化效应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