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近郊公路建设与运输业的发展

近代武汉近郊公路的建设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此期间虽有一定发展,但整体上线路有限、质量较差。出于统一管理和建设事权的需要,公路运输企业亦逐步由商办收归官办。稀疏的营运线路、破烂不堪的路基地面以及事故频发的汽车车况,都使得公路客货运输总量长期徘徊不前。线路规划缺乏科学性、票价过高、铁路及水运方式的竞争、城市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都是造成近代武汉公路事业发展裹足不前的原因,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公路事业的真实写照。

南丝路曲靖通滇池大道变迁研究

历史时期今曲靖通往滇池地区的道路,是内地进入滇中腹地的重要官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五尺道通缅方向的重要路段。这段路程其实有两条:一是先向西,再西南行到达滇池北部平原的马龙—嵩明道;一是先向南,再西进到达滇池东部平原的陆良—宜良道。前者被学界普遍视为整个古代史时期的曲靖通滇池大道。实际上,自汉晋以来,这两条道就应存在,但地位并不相同。南诏兴起以前,陆良—宜良道应是第一大道,南诏兴起后,马龙—嵩明道的地位才逐渐上升。至元朝,马龙—嵩明道一度成为元廷规划的驿路,地位进一步加强,但直到明洪武二十八年,马龙—嵩明道才真正成为建制完备、通勤能力足够的官方大道,并正式取代陆良—宜良道成为曲靖滇池间的第一大道。这既有地方志文献的直接证明,也有一线调查所得地名志资料的印证。

抗战期间中英政府交涉中印公路运输线考释(上)

抗战期间 ,中国政府出于物资援助需求 ,筹划了中印公路日玛线和印藏驮运线。然而 ,由于英国政府对之变化不定的政策以及对西藏噶厦的唆使 ,致使该计划失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首次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原始档案材料对此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 。

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与滇缅公路的修建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封锁了中国海岸,切断了中国的海上运输线。国民政府为保障外援的战争物资通道的畅通,寻求与英国政府和缅英政府合作,修建从缅甸通往云南的滇缅公路。英国政府在总体上实行对日绥靖政策的大背景下,与中国政府在修建该路的工程中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合作,并鼓励缅英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从而保障了中国运输大动脉的畅通。这对中国坚持长期抗战具有重大意义,也反映出当时英国的远东政策具有双重性。但英国也利用该工程迫使中国政府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抗战期间中英政府交涉中印公路运输线考释(下)

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出于物资援助需求,筹划了中印公路日玛线和印藏驮运线。然而,由于英国政府对之变化不定的政策以及对西藏噶厦的唆使,致使该计划失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首次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原始档案材料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并探讨了原因。

民国时期西康交通的近代化转型

民国时期,由于西康地区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肇自清代末期的西康建省思想步入实践层面。1925年,北京政府设立西康特别行政区。193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批准西康建省,开启西康省作为国家行省级别的建设。特别是为改变西康省交通设施落后以及和内地交通不便的现状,西康开始大规模的近代化交通规划和变革,强化西康省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和作用,使西康的交通逐步向近代转型。

宋代西南陆路交通及其发展态势

本文所确定的"西南地区"限定为宋代的成都府路、梓州路(南宋改为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路(南宋分为利州东、西路,其中西路增辖原属秦凤路的西和州、阶州、凤州;东路增辖原属京西南路的金州)、广南西路西部和大理国所辖之中、北、东大部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日之四川省大部、重庆市全境、贵州省全境、云南省全境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这一区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不惟地理形势十分复杂,而且杂居着许多少数民族,历来是牵涉民族关系、对外交往的重要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非常显著之地位,宋代尤为如此。10世纪初至13世纪中期,在以今日之云南为主的地区,一直有白族段氏建立的大理国。

战国秦汉时期褒斜道的发展

战国秦汉时期是褒斜道交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从石刻资料和传世文献来看,战国和秦朝时期,褒斜道得到大规模的拓宽改造,栈道工程技术也最早运用于此,为秦的发展和统一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两汉时期,褒斜道整修最为频繁,规模最大,成为联系川陕的主要驿道,在促进关中与巴蜀经济文化联系、维护中原王朝对西部的统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中印公路又称“康印公路”、“滇印公路”、“史迪威公路”,是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修筑的中国至印度的国际通道。广州沦陷之后,中国海上国际交通线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计划修筑一条经西藏到印度的国际交通线,以支持长期抗战,并解决一系列内政外交国防问题。英国政府为保证自身利益,意图将西藏置于中国、苏联、印度的“缓冲国”地位,反对国民政府修建经过西藏的中印公路。在英国的怂恿下,西藏地方政府改变与中央政府的合作态度,拒绝中印公路勘测队进入西藏,由此引发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印度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复交涉与折冲,更导致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对峙,诱发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的设立。国民政府作出妥协,改建中印公路南线,暂时放弃经过西藏区域的北线,但在日军的进攻之下,中印公路南线的修建被迫搁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盟军的介入下,中印公路才得以修建完成,且经过的路线几经修改,其本身所蕴含的政治与国防功能大大降低。

唐代白陉道的最初时代与名称

白陉是太行八陉之一,为太行第三陉。白陉的历史亦至少始于南北朝刘宋时期。白鹿山一名在白陉出现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其方位也是在修武、辉县接界的太行山范围,白陉与白鹿山相近,白陉一名很可能源于白鹿山一名。

从档案史料看上世纪三十年代钱塘江兴建桥隧之争

滔滔钱江,将浙江大地一划为二。自古以来,两岸人民来往全仗舟楫,十分不便。1931年春节前,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赴浙东视察,见杭州一侧江岸边有两万余人等候渡船过江,拥挤不堪,于是开始筹划在钱江上造桥。①在有关方面支持下,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在1934年11月11日 正式动工，并在1937年底建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又有更多形式和用途不一的桥梁飞架江上，如今杭州还开始动工兴建钱江隧道。既有桥，

云南公路运输在抗战时期的战略地位

战争年代交通运输是决定胜负的重要条件之一。1931年云南的公路通车里程只有120公里,至抗日战争前夕,云南省内公路通车里程也只有1177.7公里。可是抗战胜利时,云南省公路通车里程达3608.4公里,比抗战前通车里程增加了3倍多,为抗战的胜利和云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云南日后公路交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蒙元驿路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详细阐述了蒙元时期驿路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及对当时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这一制度的形成在历史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也为当时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促进了经济。

鸡头道与丝绸之路

打通中原与边地的早期丝绸之路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巡游陇西(今甘肃临洮)、北地郡(今宁夏固原),穿越丝绸之路早期通道——鸡头道。绿洲丝绸之路(也称沙漠丝绸之路),是穿越西北地区进入中亚的重要通道。它起于长安,或沿泾水北上穿越平凉、固原,在甘肃靖远县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或沿渭水流域西进,经宝鸡、天水、秦安、兰州,进入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东段南、中、北三条道路的走向.

乐西公路:只把天堑作等闲

1938年,日军先后占领中国大半国土,我国东南沿海对外出口完全被切断。输送援华物资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虽于同年8月31日全线通车,但物资由滇入川要绕道贵州,沿途交通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物资进入重庆。修建一条更加怏捷的进川通道成为必然。早在1935年围堵红军入川时,蒋介石就有过修筑乐山至西昌公路的构想。1937年宁属资源发现后,国民政府军委会以＂开发边区、拓取资源、充实抗战力量＂为由,正式将乐西公路列入公路建设计划,次年的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再次确认乐西公路作为战时交通建设的重要项目。

滇缅公路:老弱妇孺“抠”出的生命血线

＂滇人不惜糜身躯,但愿辚辚驶汽车。抗战源源济军需,誓覆河山歼倭奴。＂国难当头,为打通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几十万中国军民自带粮食和工具长途跋涉赶往筑路工地,用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在中缅边境的高山峡谷之间开凿着中国对外的唯一生命线。＂秃疮脑袋上梳着辫子的,赤背带草笠的,头上包头巾、颈下拖着葫芦形瘦瘤的……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

民国时期辽宁汽车运输的发展

1929年3月,奉天省颁布了《汽车公路用地租用办法大纲》。1930年6月,又颁布了辽宁省建设厅重新制定的《汽车管理暂行条例》《修改辽宁省建设厅汽车公路用地租借收买办法大纲》。辽宁的公路是在古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辽宁古道干线大体上有两个走向:一是西通中原,东达朝鲜的东西干线,即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的西通中原的无终道及宋代已通达的辽西傍海道;东经连山关、九连城而达朝鲜的东干线。一是北至黑龙江流域,

抗战时期滇缅公路的修建及运输述论

滇缅公路的修建及其开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意义最重大的建设项目之一。为此 ,后方人民特别是云南各族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曾对中国抗战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作用 。

湖北商办汽车路的兴衰

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驿道交通，在民国初年因越来越不适应逐渐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最终为公路交通所取代。商办汽车路是湖北道路史上一次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