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凝视与权力叙事:一个分析视角——以西江千户苗寨旅游生态场域的多元治理为例

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已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选取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作为研究案例地,运用共生理论、场域论构建民族村寨旅游生态场域,通过旅游凝视理论,运用Amos软件分析被凝视主体施加力量的权力叙事行为路径系数,据以探讨凝视主体的共生交互与协同治理逻辑。结果表明:(1)民族村寨旅游生态场域存在多元主体交互凝视,附加主体“非人形化”叙事行为间接参与叙事;(2)游客凝视视角下,游客与各主体之间交互共生与政府的监督管理、办事有效、居民的民风淳朴、易于沟通、企业的诚信经营、服务良好等权力叙事行为显著正相关;“主客凝视”对于构造“多元治理-持续增效”的民族村寨旅游生态场域影响最强;(3)基于游客凝视的视角,游客对居民的民风淳朴、原真性体验,特色鲜明等权力叙事行为认知较好,对政府的监督管理、政策优惠、办事有效等权力叙事行为上同意感较强。

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意识量表开发与检验

乡村振兴旨在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乡村居民作为乡村发展的主体,其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提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目前学术界对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意识的研究涉及较少,能测量的量表更是少见。以乡村旅游地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回顾和半结构化访谈,提炼出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意识的核心内涵及结构维度;在此基础上,通过专家咨询、问卷预调研等方式确定居民公民意识的初始量表,并对安徽宏村、湖南张谷英村和靖港古镇3个乡村旅游地所在居民开展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意识量表由主体意识、法律意识和公共意识3个维度,共10个测项构成,量表的信效度俱佳。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证研究——基于温州市非遗活态化发展与旅游融合的调研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需要有效把握非遗与旅游的内在规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揭示非遗活态化发展与旅游融合的价值共性和契合点,通过典型案例探究融合的可行性路径。本研究以温州市非遗活态化发展与旅游融合的实证调研为案例,在梳理非遗的现代性活态传承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总结温州市非遗与旅游融合的主要特征:注重非遗品牌打造,主动推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效,非遗研学、非遗体验已经成为非遗常见的存在形态,非遗创意多元化,新型非遗产品不断产生。同时,针对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强理论探索、促进非遗的现代性表达、营造非遗现代性发展新空间、构建非遗与旅游融合运行机制等对策,以此促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新形态的加速形成。

共生视角下古镇文旅融合的演化过程与机制——以阳朔镇为例

“十四五”旅游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共生理论构建古镇文旅融合共生的分析框架,并选取阳朔镇作为案例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分析阳朔镇文旅融合的演化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阳朔镇文旅融合的过程即文旅的共生演化,其权力关系、产业体系、时空环境和功能意义等共生要素都发生了流动和变化;②阳朔镇文旅融合的演化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经历了要素共生、结构共生和功能共生3个阶段,表现为实现文旅共生资源集成,文旅共生产业扩张,最后完成文旅共生价值创造的演化过程;③权力作为主导力,资本作为推动力,惯习作为支撑力共同推动了阳朔镇文旅融合的演化,权力的博弈主导着文旅资源的分配,资本的运作逻辑推动文旅融合从要素走向功能的深度融合,不同行动者的惯习塑造了文旅融合的场域,同时又随着场域的发展被重塑。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旅游地意象及感知特征研究--以扬州个园为例

以扬州个园为研究对象,以线上的游客评论为数据来源,运用ROST CM6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个园旅游地意象由景观意象、文化意象、地方意象和情感意象组成;游客对于个园的感知特征为领悟动静交替、体验四季轮转、感受历史变迁;游客对于个园保持较好的评价.综合数据分析结果,对个园旅游地意象各维度的具体划分与优化建议进行了讨论.

旅游业-城市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发展类型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以京津冀地区为案例地,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旅游业、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建构旅游业-城市化-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及耦合协调度量化模型,对京津冀地区旅游业-城市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发展类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旅游业、城市化、生态环境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逐步演变至协调;城市内部旅游业系统发展迅速,但阶段内波动性较强;城市化水平保持稳步增长;生态环境矛盾随城市内部旅游业和城市化发展而逐步凸显。京津冀三地耦合发展类型基本以城市化超前发展型为主,少有旅游超前发展型出现。

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13地为例

通过构建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以我国西南地区13地为样本,综合测算了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①整体而言,西南地区的农业文化遗产分布零散,在实践中仍以中央机构把握具体方向,各区县依据自身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政策引领等因素形成不同的旅游经营发展模式。②在时间维度上,样本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产业存在长期均衡协调的相互促进关系,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由重度失调转为优质协调。③在类别维度上,农田景观类、茶叶类、林果类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状态较好,而动物养殖类则较为滞后。基于测算结果与对各地实践经验的分析,建议从政治层面的政策规制整合、经济层面的特色业态融合、社会层面的多元协同治理3个方面着手,构建可持续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产业开发体系。

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对地方依恋与忠诚度的影响--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选取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案例地,运用问卷调查、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以刺激-机体-反应模型为研究框架,构建恢复性环境感知、地方依恋与忠诚度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游客的恢复性环境感知与情感态度之间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游客的恢复性环境感知对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忠诚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地方依恋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忠诚度。其中,地方依赖对忠诚度的影响不显著,地方认同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忠诚度,地方依赖显著正向影响地方认同。③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显著。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中介效应均显著,即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可通过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间接影响忠诚度。

民族旅游场域中文旅融合的逻辑分析--基于旅游本质的再思考

在民族旅游场域中,文旅融合的表现形式即文化旅游,故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旅游形式。通过对旅游的“体验”本质和“诗意地栖居”本质的再思考,发现两种观点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内在关联,厘清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明确文旅融合的逻辑。将文旅融合作为沟通二者的桥梁,是实现民族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途径。在民族旅游场域中,对于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形式,以“诗意地栖居”为始,“深刻的文化体验”为终,以始为终,可加强文旅融合的“文化性”;对于民族艺术类的文化形式,以“深刻的文化体验”为始,以“诗意地栖居”为终,以终为始,可加强文旅融合的“体验性”。民族旅游场域内“诗意”的呈现需要将民族文化融入到场域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才能让文旅融合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话语视角下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社会建构--以杭州市为例

从话语视角出发,运用建构主义分析方法分析了杭州市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建构,指出杭州旅游发展历经了“政治话语下的风景疗休养城市”、“市场话语下的天堂城市”和“市民话语下的品质生活城市”3个时段。结果发现:叙事要素从西湖的“局部视角”扩散到社会的“全景敞视”;建构方式由“去生活化”转变为“日常生活的回归”;驱动机制经“旅游外交”、“市场产业化”发展到“增长联盟”。由此,旅游目的地形象建构从外延式的营销招徕转向内涵式的身份认同,突出“杭儿风”的形象特质和生活美学。

我国旅游研究20年(1993—2013年)——基于NSSFC旅游项目反映的学术态势

基于大数据的视角对1993—2013年我国国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进行了全样本统计和研究,并采用SPSS17.0软件对项目负责人、负责人所在单位、单位所在省市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聚类分析,同时借助ROSTCM6软件对项目主题进行了语义网络分析,全面展示了国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反映的我国旅游发展格局,系统认识和评价国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对我国旅游研究的贡献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我国“旅游+”演变的多维PFSD模型与启示

"旅游+"是旅游学术研究的新命题。在对大旅游、旅游新业态、旅游产业融合、全域旅游等相关研究基础上,初步分析了"旅游+"的内涵,并基于多维视角,构建了"旅游+"演变的PFSD模型,分别为政策演变(P)、功能演变(F)、地位演变(S)、需求演变(D)四个维度。主要内容包括:在政策方面呈现从片面到整体的演变,在功能方面呈现从单一向综合的演变,在地位方面呈现由边缘到核心的演变,在需求方面呈现从少数到大众的演变。

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生计脆弱性研究

基于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构建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生计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引入驱动力模型明确各指标贡献率,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实证分析了揭示民族旅游对社区居民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社区治理主体、地方性政策、社会资本入驻、居民自身旅游参与意愿、邻里关系、社区资源优势等多种因素对社区居民生计脆弱性影响显著。②强关系-弱组织社区能够有效调节社区居民生计脆弱性。

从“学术浪子”到学术带头人--访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

十多年前,徐杰舜教授曾就"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做符合国情的调查研究和‘文法’提升"等问题,对彭兆荣教授做了一个专访。十多年后,彭教授业已是中国旅游人类学界领军人物。当两位老友相聚在首届旅游高峰论坛上,探讨的话题自然就定格于旅游、旅游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

参与型赛事旅游价值共创过程模型构建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参与型赛事旅游是体旅融合的重要领域,也是促进体育消费增长的关键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仍缺乏对参与型赛事旅游价值共创过程的整合性研究。以成都双遗马拉松、圣灯山佛影侠跑山训练赛、环达古冰川自行车挑战赛作为案例样本,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索性地建构了参与型赛事旅游价值共创的过程模型,剖析了政府、赛事组织、赛事游客三方主体嵌入的参与型赛事旅游价值共创现象,识别了参与型赛事旅游价值共创实践的关键要素,即政府治理、赛事组织动态能力契合、赛事游客参与机会、参与能力、共创行为、体验价值和社会资本,并通过价值共创的发起、价值共创环境营造、赛事游客嵌入、互动与资源整合、价值生成5个阶段将其进行逻辑串联。结合研究结论,从精准施策、消除隐性壁垒、夯实赛事组织动态能力等方面提出了优化策略。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逻辑、挑战与提升路径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是实现文化和旅游产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前者引领后者的价值取向,后者是前者实现的重要路径。当前,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专业人才匮乏、区域及城乡差距显著、创新驱动力不足、绿色发展理念欠缺、西方文化渗透形势严峻、法治监管缺位等现实挑战。因此,亟须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文旅人才支撑体系、强化文旅区域协同与城乡联动机制、推动形成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机制、完善文旅产业绿色发展机制、构建国际文旅交流合作机制、完善文旅法治体系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旅力量。

茶产业—旅游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测及时空分异特征——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评测和分析长江经济带茶产业-旅游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通过构建茶产业-旅游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马尔科夫链测算和分析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10个省(市)茶产业-旅游业-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10个省(市)茶产业-旅游业-生态环境系统总体综合发展水平保持向上增长的势头,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由2009年的东高西低向2020年的东低西高格局转变,各省(市)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维持向上齐头并进的发展状态,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向上增长和小幅波动的良性发展趋势;②各省(市)3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较低并呈现空间异质性,其中浙江省3个系统处于协调状态,其他省(市)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但中西部各省(市)3个系统的失调状态逐渐改善,区域间的耦合协调度差距逐渐缩小;③长江经济带3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具有维持已有状态的稳定性,并呈现循序渐进向较高等级状态发展的演变态势。最后,本文就实现长江经济带茶产业-旅游业-生态环境系统高水平、协调性及一体化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旅游活动类型对游客心理恢复的差异化影响研究

健康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追求。通过旅游活动来满足对愉悦体验的追求和实现身心恢复已成为一种趋势,但鲜有研究探讨旅游活动类型对游客心理恢复的影响差异,相应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以SOR理论和社会助长理论为基础,构建旅游活动类型对游客心理恢复的差异化影响的概念模型,并检验情感(唤醒、愉悦)的中介作用以及旅游同伴性别结构的调节作用,最后设计了两个情景实验对上述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挑战型(vs.放松型)旅游活动对唤醒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放松型(vs.挑战型)旅游活动对愉悦和心理恢复的积极影响更显著;②愉悦介导了旅游活动类型对心理恢复的差异性影响,唤醒的中介作用不显著;③旅游同伴性别结构在旅游活动类型对唤醒、愉悦和心理恢复的差异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旅游型传统村落活力及其定量测度

界定旅游型传统村落活力的概念,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形态5个方面构建旅游型传统村落活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勘察、文献查阅、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获取数据,对案例村勾蓝瑶寨的活力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勾蓝瑶寨处于较高活力等级,但也存在一定的失活问题;在五大活力系统中,活力最强的是文化系统,活力最弱的是经济系统;(2)在活力贡献方面,系统层中贡献度最高的是文化系统;要素层中,文化、社会、形态三系统的设施与场所是活力贡献的主要因子;(3)在失活贡献方面,系统层中失活贡献因素主要是经济系统;要素层中,经济、文化、形态三系统的使用与活动是导致失活的主要因子。

旅游目的地依恋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心理所有权与自我提升视角

选取国内知名景区的游客作为调研对象,探索旅游目的地依恋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旅游目的地依恋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游客与目的地的情感联系是其履行环境保护行为的前提。心理所有权在旅游目的地依恋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上起到中介作用,以心理所有权为核心的游客情感因素是旅游目的地依恋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重要桥梁。自我提升对旅游目的依恋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游客希望通过履行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来展现自我、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为此,应发挥游客在景区环境保护上的核心作用;重视游客的情感价值,引导其进入环境保护者的角色,主动履行环保等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