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币制改革思想的百年审视——评《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思想》

《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思想》一书,是玉林师范学院段艳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该书运用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依据大量详实史料,从国内战争到世界战争,从阶级矛盾到民族矛盾,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在38年的时间跨度内,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币制改革中波诡云谲的历史画面。该书把民国政府不同时期的政治矛盾、经济矛盾、民族矛盾在币制问题上进行聚焦,通过对币制改革主要思想流派的梳理,揭示出币制发展规律,展示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作为伟大发明的纸币: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早熟而又不成熟”(之二)

在世界货币史上,中国人发明的纸币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明。不过中国的传统纸币,无论是两宋官方发行的交子、会子,以及元明时期发行的宝钞,还是民间发行的银票、钱票,均未发展成为现代货币。因此,中国纸币的发展特点可称为“早熟而又不成熟”。虽然中国纸币存在“不成熟”的一面,但其兴起和流通却对西亚和欧洲纸币的出现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具备了世界影响。

明朝崇祯通宝背“榆”钱的信息整理及对当时社会影响研究

明朝成化九年(1473年)都御史余子俊将延绥镇由绥德迁往榆林卫城,使得明朝防线整体北移,因此榆林也成为明朝时期的九边重镇之一,在巩固北部边防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以崇祯通宝背“榆”钱为切入点,分析了明朝崇祯年间货币发行的复杂局面,通过对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深入剖析,细致描述了货币发行的特点、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

宋元纸币研究

主持人话语:一千多年前,宋朝川蜀民间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1024年宋廷设立益州交子务,正式发行官交子。纸币的发明,突破了金属币材对货币供应量的刚性约束,为扩大货币供应量打开了空间。相应地,动态调节货币供应量,充分发挥纸币的作用和优势,并守住货币供给弹性的边界,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纸币发明以来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纸币发明行用之初,两宋金元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健全信用体系,以既有的金属货币——铁钱、铜钱、银两乃至丝绢等流动性强的大宗商品,设定纸币面额,标识纸币名义价值,动态调控纸币发行量,管理纸币之锚,不断探索和尝试如何保持货币名义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张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纸币发明千年之际,在《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的鼎力支持下,我们努力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经济史、货币史专家的优良传统,在组织召开“交子千年:纸币的发明、发展与演进”研讨会的基础上,聚焦两宋金元纸币面额所标识的名义价值、南宋纸币会子的市场价值——会价、元朝为调控纸币币值而设置的平准库等3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完成了本专题的3篇论文。

重思古希腊铸币的起源与影响

古希腊铸币是受近东社会影响的产物,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古希腊铸币以琥珀金的铸造和传播为先导,铸币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年代久远,而且涉及范围广泛,其中掺杂许多传说和讹误。铸币的功能多元复杂,可能用于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大额铸币和小额铸币共同发挥作用。铸币的采用和铸造在希腊各城邦快速发展,铸币在城邦内部使用并推广到个人层面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铸币广泛使用之后,确实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客观评价铸币在古希腊货币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既要认识到它是货币形态发展中自然而正常的一环,也要强调它的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河北省红色金融巡礼之九 红色货币的印制

1947年10月,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开始着手新币的设计印制。筹备处主任南汉宸请华北财办主任董必武亲自书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新币票面上要用到的文字,交由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设计票样。第一套人民币票面图案由该印刷局的设计师王益久和沈乃镛设计。1948年8月初,首批人民币样稿完成,8月21日华北银行上报中共中央《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的补充意见》,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审核批准后,立即送往各印刷局制版印刷。

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中国货币从分散走向统一的重要财经会议

华北财经会议召开后,各解放区财经统一工作逐步推进,其中金融和贸易的统一是重点和难点。1948年1月27日,华北财经办事处发出关于召开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通知,规定会议有两大任务,“一为检查邯郸会议决定正确与否及各地执行情况如何,经验何在,以便充实或修改原决定。一为建立统一银行和贸易机构及统一发行作准备”。

1947—1949年中原解放区货币发行探析

为了使解放区的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缓解财政困难,中原局决定成立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中州钞,作为中原解放区的本位币。为了保障中州钞的顺利发行,中原局决定准备金以银元、物资为主,辅币以流通券为主;中州钞的发行途径,以公营商店卖货、银行货币兑现、财政税收、经费开支、工农商业贷款为主,根据实际进行扩展。中原局解放区发行货币,促进了经济恢复与发展,为人民币的发行及解放军南下作战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金融工作特别是干部的培养提供了经验借鉴。

我看交子的起源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起源,有唐代飞钱说,契券指垛说,柜坊票据说,停止铸钱说,铁钱笨重说等。笔者以为交子的出现,是受凿纸为钱以送葬的启发,是为了适应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当时金融机构的发达有关。

杨富学、袁炜主编《丝绸之路古钱币研究》正式出版

作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第三辑系列图书之一,由杨富学、袁炜主编的《丝绸之路古钱币研究》于2023年9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其所收录的26篇论文,乃敦煌研究院2019年6月28日至7月2日主办的“敦煌与丝路钱币”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选编,内容涉及敦煌与丝路钱币、辽金蒙元时期货币、宁夏出土钱币、阿塞拜疆出土钱币、佛教与货币经济研究等专题。

晚明的钞

大明宝钞在弘治、正德时期基本失去市场流通价值。隆庆时期钞关折银征收,万历七年前后赋税大规模折银征收。学术界因晚明时期的宝钞已经失去市场货币功能,对之不再深究。然而晚明文献中记有大量朝廷赏赐用钞情况,由此入手加以探究可知,晚明时期宝钞除被朝廷用来施行多种赏赐之外,还被用来做部分财政支付之用。为此,晚明朝廷实际上一直在市场回购宝钞,并有可能继续小规模印制新钞。因而,晚明宝钞相当于是从明前期的政府信用货币退化而成的一种在有限范围内循环的有价证券。晚明朝廷利用这种有价证券来补充朝廷部分财政需求。

天下无钱与重农固本——西汉贡禹货币思想评述与研究

西汉琅邪(今山东诸城)人贡禹所提出的废钱抑商的货币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其思想的核心就是建议废除货币,实现“天下无钱”局面。长期以来,学界对贡禹货币思想专项研究极少且几乎千篇一律持完全否定性观点,存在一定局限性。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维度的新视角来看,贡禹货币思想存在合理性甚至超前性成分,其对于货币流通使用所衍生的拜金主义侵蚀道德和价值观体系的警醒值得肯定。另外,贡禹货币思想的主旨实质上在于维护作为王朝根基的小农经济的稳定运转和急于修复被商品经济发展所损坏的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旧秩序,与儒家思想存在深厚渊源,所折射出的重农抑商思想、义利观和伦理观深深打上了儒家思想理念的烙印。此外,贡禹货币思想及其衍生观点对当今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倡树新时代社会价值观、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协调发展都具有启示镜鉴意义。

清末货币主权观念的视界——基于《币制说帖简明总要》的观察

清末币制改革大讨论延续十余年,爬梳这一讨论的历史对全面细致地了解清末货币金融思想,尤其是货币主权观念大有裨益。《币制说帖简明总要》较完整地展现了官僚阶层的货币主权思想。通过对该文本的深入分析,结合其他讨论文献中的主权论述,从而较为客观完整地反映清末政界与思想界对于货币主权的认识。货币主权得自于币制,而币制出自于对货币金融活动的尊重,这一思维进路可以用来反思其时的货币主权观点。清末币制改革难产的一大诱因在于为主权而求货币主权,而忽略了作为货币主权实现支撑的货币理性运行的基本规律。

北宋交子发行的过程时间、作用意义及“千斯仑”钞版考——纪念世界最早纸币交子发行1000周年

文章介绍1000年前的世界最早纸币北宋交子产生的过程时间、经济社会原因,从货币史角度并运用货币金融学的基本原理,详尽阐释交子产生的历史意义。对于在钱币学界讨论近百年的交子“千斯仓”钞版的由来、内容、不同观点予以梳理,并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从北宋时期的纸币版面结构、行政设置和货币单位等方面对钞版进行辩识,提出自己的见解。

庆阳市革命根据地时期红色货币研究

庆阳市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色货币史,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通过红色政权建立脉络法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梳理整理,全面揭示了庆阳市革命根据地时期流通的红色货币发行部门、银行传承、发行时间、券别种类、版式特征、流通范围、流通时间、背景作用等,再现了当时红色货币流通状况。

浅析广西浦北县古钱币的文化特性与贸易功能

古钱币作为古代文明的瑰宝,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广西浦北县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古钱币在浦北县的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章旨在探讨广西浦北县古钱币的文化特性与贸易功能,以期深入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文化的传承和贸易的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货币属性演变的历史路径及经验借鉴——基于《汉书》中金属铸币流通场景的分析

货币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发展演变的历程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通过对《汉书》各卷章中金属铸币流通场景的梳理,我们得出了关于货币属性与形态演变关系的三种模式,并总结出了若干可能的历史规律及启示以供借鉴。

从徽商账本看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徽州地区的货币使用

徽商同和号与兆成号的商业文书,蕴含有清末徽州地区的货币行用方面的丰富信息。因商业发达,19世纪初以来外来银元已在徽州地区货币使用中占据相当优势。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徽州地区银两的使用曾一度回升,但战后随着地区经济的复苏和茶叶贸易的复兴,外国银元在市场重新取得了绝对优势。这表明太平天国战争虽对地区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徽州地区经济战后恢复迅猛。藉此,亦可比较讨论晚清城乡之间和南北两地货币使用结构的差异。

革命战争时期红色货币发行管理实践与启示

本文从货币发行管理体系演变的视角,研究了革命战争时期[1]主要发行的红色货币及其发行机构。梳理了战时金融部门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红色货币发行管理的实践与探索,对当前货币发行管理提供经验借鉴及启示。为了开展政治经济斗争、筹集资金支援战争和调剂经济金融,我党逐渐建立了战时金融体系和事业,它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发轫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长和壮大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战时金融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行货币筹集资金支援战争,因此,货币发行管理对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具有关键意义。

1949年前后新政权的财政危机及其应对

1949年,国共内战进入尾声,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在财政上却愈发入不敷出,被迫发行大量人民币充作财政收入,解放区物价随之暴涨,冲击社会经济和中国共产党的声誉。这场财政危机,既与当时的财政体制下央地之间事责、财权的不对等有关,也与新政权的财政汲取能力还未提升到足够强度的有关。为了挽救危机、停止通胀,新中国统一全国财经工作,重新分配了央地财权,扭转了中央的财权小于事责的被动局面,并由此削减了过于膨胀的地方开支;从城市税收切入,迅速加强财政汲取,充实国家财政收入。收归地方财权、缩减全局开支、增加城市税收三管齐下,新中国在1950年3月后结束了自抗战以来一直未能摆脱的财政、货币、物价危机,稳步进入了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