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是否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网商银行进入农村市场的准自然实验

近年来,数字金融在农村市场发展迅猛,有望成为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动能,为推动我国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以网商银行进入农村市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3—2020年的县域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2)数字金融通过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向第三产业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数字金融通过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3)数字金融对南方县、非贫困县、传统信贷投入高的县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更大。上述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时代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与创新研究综述

我国的供应链金融经历了线下"1+N"模式、线上"1+N"模式、平台化"N+1+N"模式、数字化"N×N"模式四个阶段的发展,势头良好。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传统的融资模式不能满足数字化供应链金融发展的需要;数字化供应链金融平台的覆盖面不足;金融科技管理相对滞后,参与主体无法有效识别和规避风险。未来在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供应链金融的运行机制;建立完善的数字化平台,实现多方协同;完善金融科技信息管理制度与系统,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以使供应链金融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方面发挥更大价值,进而为企业创新发展带来更加充足且稳定的资金,维持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基于市场导向的绿色金融发展探索

绿色金融是金融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趋势,是改善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是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适应绿色技术创新的特点与要求是实现金融绿色转型的根本要求。为更有效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亟须探索一条由点到线及面、循序渐进的合理路径。应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即以领导企业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联盟,并以此为载体探索金融绿色转型的新路径,使绿色金融得以“落地”;推动联盟企业绿色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并在此过程中打造绿色金融服务的新体系,使绿色金融得以“落实”。打造绿色技术创新联盟是一个渐进过程,各地可大力开展相关实践,绿色金融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孕育成长。

绿色债券纳入央行担保品决策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发行的企业债、公司债和中期票据的第二产业企业一级市场数据,文章运用Logit模型分析影响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行为的决策要素,测算在不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下资产负债率、债券类别、发债企业上市情况、特殊条款和地区宏观经济增长水平等协变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政策效应影响下,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融资成本得以降低;对动态边际效应进行检验后发现,该效应在政策后的第2年开始显著,具有时间滞后性。因此,可以进一步深化合格抵押品扩容对企业的金融支持效用、实施递进式的绿色金融政策,同时将政策与绿色债券市场环境加以考量,更好地发挥政策的引导支撑作用。

参与PPP项目可以提高上市企业的融资效率吗?——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证据

在推动经济整体好转、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的背景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通过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在稳增长、优结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评估了参与PPP项目对上市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参与PPP项目可以显著提高上市企业的融资效率,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反事实检验、控制非平行趋势和PSM-DID回归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信息不对称在参与PPP项目和上市企业融资效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此外,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对其融资效率的提高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普惠金融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以云南省为例

在中国城镇化的演进中,推动县域城镇化建设是缓解“城市病”的必然选择。文章以2011—2020年云南省县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围绕普惠金融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的影响、门槛效应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研究表明: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滇东地区的影响最大;金融机构渗透度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显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城镇化影响程度最深;居民就业水平对普惠金融推动云南省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门槛变量,证明普惠金融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文章为考察县域层面普惠金融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提供微观证据,也为推动云南省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绿色金融研究回顾与展望

环境承载力紧缩成为威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绿色金融将生态环境纳入金融发展决策,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围绕绿色金融进行文献梳理,从宏微观角度、地区层级角度,对绿色金融不同方面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评述,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消费金融监管体系发展障碍与突破策略

消费金融监管是维护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的稳定器,对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具有重要保障作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消费金融监管力度,逐步健全消费金融监管体系,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消费金融发展环境。但不可否认,当下中国消费金融监管体系发展仍面临监管政策法规不健全、监管方式滞后于市场、监管机制存在诸多矛盾点等现实障碍。美国消费金融在多阶段监管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多边监管”体系,对中国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当前该国通货膨胀、金融风险加剧、经济衰退等问题为消费金融监管带来巨大挑战,也为中国提供了深刻警示。鉴于此,立足中国发展特色,在总结美国有益经验做法与实际教训后,提出持续健全消费金融监管政策法规、着力优化消费金融监管方式、不断完善消费金融监管机制等突破策略,以建构中国特色消费金融监管体系。

收入风险、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跨期平滑--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促进居民消费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缓解收入风险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缓解收入风险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该作用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流动性约束、提高家庭风险管理能力以及扩大家庭社会网络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缓解作用在欠发达地区居民家庭以及低收入居民家庭中更为明显,但受到个体金融素养高低以及社会信任程度高低的限制。因此,需采取措施着力提升国民金融素养,增强居民的社会信任度,从而更好地发挥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

提升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产出水平的契约激励策略

创新主体的创新努力是提升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产出水平的关键。已有监管科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场景上,缺乏深入到监管科技协同创新问题,且监管科技创新产出包括合规科技和狭义监管科技,其有关主体的角色交叉现象导致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与一般情形的协同创新有很大不同。基于此,根据监管科技创新的供求关系,将创新主体划分为创新研发方和成果应用方,从创新主体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出发,构建协同创新效益模型、开展协同创新激励因子分析,并以双方在协同创新中的努力水平比值作为考察变量,优选提升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产出水平的激励契约。结果表明:提高创新研发方在协同创新中的地位和收益分配比例能鞭策不够努力的创新主体缩小与努力水平高的创新主体努力水平差距,提高协同创新总体产出水平;将创新研发方的研发人员工资投入等内部管控信号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变化等市场反馈信号写入成果应用方的委托代理合同,能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契约风险,激励创新研发方按照成果应用方的期望提高创新努力水平,以增加协同创新产出。

金融强国重要论述的逻辑框架、时代内涵及价值意蕴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金融强国重要论述逻辑框架严谨,时代内涵丰富,价值意蕴突出。其逻辑框架主要围绕新时代金融工作根本使命、基本目标和突出特征展开论述;其时代内涵全面体现了党引领金融发展的根本遵循,共同富裕体现公平性、普惠金融发展体现人民性、审慎监管体现专业性、强国理念体现创新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包容性。金融强国重要论述从理论创新和实践导向两方面展现了重大时代价值意蕴,继承和丰富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全面把握了金融创新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和始终坚持金融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宗旨,为新时代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全面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学理论创新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基于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被传统金融服务体系排斥在外的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强调的是小额、便捷、低成本,其贷款额度一般较小,较大市场主体的资金需求与数字普惠金融并不相关,也即数字普惠金融并不能如已有文献所证明的那样直接通过融资机制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经营绩效。基于此,本文建立“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新理论框架,延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重新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了正向影响,但不是通过直接的融资机制,而是通过增加居民消费的机制,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中小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

关于商业银行探索“九专路径”打造高效精准的绿色金融服务生态研究——以浙江为例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但服务机制不够精准、创新转型不够深入等问题仍然客观存在,亟需进一步提质增效。本文立足浙江地区实际情况,分析了绿色金融发展背景和现实挑战,研究了浙江金融机构“绿色+农村金融”“绿色+科技金融”“绿色+普惠金融”“绿色+数字金融”“绿色+风险防控”等交叉领域金融创新的典型案例,提出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要积极探索实施“九专路径”,以高效精准的绿色金融服务生态更好推动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要提供高质量服务助力经济社会发展。金融产业空间集聚是我国金融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我国30个省份(剔除西藏、港澳台地区)2008~202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集聚二者空间分布演进过程,探析不同地区、不同金融集聚程度、不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下的影响差异性,以及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空间溢出效应,并据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发展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如何降低能源强度,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值得探讨。本文旨在评估绿色金融发展在降低能源强度中的作用,基于2010至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熵值法测度绿色金融指标,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评价绿色金融与能源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能源强度;机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可以通过增强环境保护力度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降低能源强度;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金融降低能源强度的影响对东部地区和非资源禀赋型省份有显著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和资源禀赋型省份的作用尚未显现。最后,本文提出了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辽宁省碳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及技术改造,因此碳金融的出现将成为一种可实施的解决方案。本文以碳金融为研究中心,基于PEST视角分析辽宁省碳金融发展现状,并提出合理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基于蚂蚁财富数据的检验

实现物质财富的共同富裕是我国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时代的一种金融服务模式,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2019—2021年蚂蚁集团提供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居民财富数据,深入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居民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分析调节机制发现,居民风险偏好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不平等的改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东部地区的财富不平等程度,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未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降低财富不平等程度的证据。

金融深化、自主创新与经济均衡发展

基于2013-2022年中国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将金融深化、自主创新与经济均衡发展纳入统一框架,旨在厘清三者本质关系与内在逻辑。结果得出:自主创新对经济均衡发展存有非线性U型作用,且呈现地区异质性特征。机制解析显示,自主创新可经由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两大重要渠道,提升经济均衡发展水平。门槛效应检验发现,伴随着金融深化程度加深,自主创新对经济均衡发展积极作用逐渐强化,即在自主创新影响经济均衡发展过程中,金融深化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据此,应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注重技术与产业协同发展,优化产业结构;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稳态强化金融深化程度,进一步发挥金融驱动创新作用,助推经济均衡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