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是否优化了实体企业融资结构

构建引入数字金融因素的企业融资结构理论模型,利用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升股权融资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进而优化实体企业融资结构,但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企业融资结构的优化作用在不同行业、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下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优化实体企业融资结构的机制主要包括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增强市场关注度等。数字金融对企业直接融资规模产生线性的促进作用,对间接融资规模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而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直接融资规模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间接融资规模的促进作用。同时,数字金融对股权融资规模的影响程度高于对债券融资规模的影响程度。

考虑信贷和投资约束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成本影响的研究

融资成本是影响企业融资行为的重要因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金融不确定性信贷约束和企业不确定性投资约束抑制企业融资。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延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成为了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此,本文以1999年至2020年沪市A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检验了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金融不确定性信贷约束和企业不确定性投资约束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融资成本的中介变量,且不同行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在中美贸易摩擦延续背景下,本文为审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丰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行为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

“嫌贫爱富”抑或“扶危济困”:农户民间放贷选择偏好研究

基于合约、借方和贷方三方面特征设计农户民间放贷离散选择实验,依据陕西、山东两省289户农户实验数据,构建效用相互依赖模型考察农户民间放贷选择偏好的内在机理,采用Mixed Logit模型探究农户选择偏好及其异质性来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民间放贷选择中经济理性与道义理性偏好并存。其中,经济理性体现为农户偏好向亲戚或信用水平较高的借方放贷,农户手头资金紧张时放贷意愿减弱;道义理性体现为农户偏好向经济情况比自己差、曾与自己有过互动经历且用途为生活性应急需求的借方放贷,农户拒贷有压力时放贷意愿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民间放贷选择偏好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会强化放贷农户经济理性偏好,家庭收入会强化放贷农户道义理性偏好,风险偏好型放贷农户的道义理性偏好更弱,而山东省放贷农户的经济理性和道义理性偏好均高于陕西省。

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0—2020年中国225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宏观审慎政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更大。(2)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降低银行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渠道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跨境资本流入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增大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4)银行家信心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家信心提升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宏观审慎监管效率及防控中国银行业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承担与银行信贷期限

基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期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期限具有缩减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加大了银行风险承担,促使银行更倾向于短期信贷配置决策而引致信贷期限缩减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承担—银行信贷期限”的传导渠道有效。此外,宏观审慎政策、跨境资本流动及银行家乐观度均能够负向调节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信贷期限缩减效应。基于此,为防控以信贷期限为特征的时间维度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应建立及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作调控的双支柱政策框架,并优化跨境资本开放时序以及构建基于货币政策感受指数的银行家乐观度监测机制。

乡村振兴差异化金融服务模式:农村家庭返贫防范性治理研究

厘清乡村振兴差异化金融服务模式对农村家庭返贫防范性治理的效果,对探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基于多维贫困脆弱性指数分析差异化金融服务模式影响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本文利用建档立卡贫困户连续追踪数据,实证检验了“送猪崽”与“折现金”两种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模式对于农村家庭返贫防范性治理的差异性效应,并从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可行能力限制以及资本禀赋条件约束视角予以解释。研究发现,“送猪崽”与“折现金”均具有显著返贫防范性治理效果。收入结构单一、能力禀赋约束较强的农村家庭,“送猪崽”金融服务效率更高,而放松收入结构与能力禀赋约束后,“折现金”的返贫防范性治理效果更佳。根据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与能力禀赋,合理选择产业扶贫和普惠金融两种差异化金融服务模式,打好政策组合拳,是提升金融扶贫效率、有效实现返贫治理目标的关键。

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吗?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是我国新发展格局的重点,然而现阶段居民消费不足已成为国内大循环中的一大堵点。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2018年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需求型信贷约束比供给型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相比于私人信贷约束,机构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信贷约束对家庭各类消费都有抑制作用,其中享乐型消费受到的影响最大。机制分析表明,信贷约束通过影响家庭非工资收入和主观贫困等抑制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地区家庭的消费支出受到信贷约束的影响更大。研究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制定差异化信贷政策提供参考。

企业ESG实践、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而以ESG为代表的绿色投资不仅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企业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利用2012-2021年1 229家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企业ESG实践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ESG实践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健提升;(2)在重污染企业及国有企业中,企业ESG实践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加显著,对不同类型企业具有显著的非对称影响;(3)创新性地将企业ESG实践、全要素生产率及GDP进行联系,发现企业ESG实践对地区GDP有正向贡献,且从国家层面看,企业ESG实践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基于XGBoost的中国上市公司违约风险预测模型

准确预测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是企业信用风险评价的关键,也是金融机构信贷决策的重要依据。通过线性回归模型的信息量AIC遴选违约判别能力最大的指标组合,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构建基于XGBoost的违约预测模型。选取中国A股3425家上市公司不同时间窗口的数据为样本进行违约预测,将所构建的PSO-XGBoost模型与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等13种预测模型对比,验证所建模型的有效性。通过UCI数据库中的3个公开信用数据集,利用Friedman检验,验证所建模型的稳健性。研究表明:使用上市公司数据与13种模型对比,PSO-XGBoost模型提高了预测精度G-mean;使用3个公开信用数据集,在多个评价指标上,PSO-XGBoost模型的平均预测性能显著优于对比模型;通过指标对预测结果的贡献获得指标重要性得分,增强了预测模型的可解释性。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长期资本负债率”等财务指标对违约预测的影响最大,“行业景气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流通中现金(M0)供应量同比增长率”等指标是影响违约预测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可以为提高违约风险预测的准确性提供有效的方法和实证证据,有助于加强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预警和防范,降低违约风险监管成本,为企业管理者、债权人及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决策支持。

结构性资产负债表衰退及其宏观经济效应与政策协整

疫后恢复政策组合拳,有力承托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但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突出,部分领域发展呈现明显波动,亟须有能够“对症下药”的理论解释和宏观政策应对。构建NK-DSGE模型,探讨结构性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相应政策协整问题。研究结果展示,典型事实蕴含中国不存在总体资产负债表衰退,但存在结构性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证据。在宏观层面,结构性资产负债表衰退冲击会导致宏观经济较长时期下滑,乃至引发债务-通缩风险,而在微观层面,减轻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的债务厌恶和改善正常经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有助于减弱上述影响。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结构性资产负债表衰退会抑制技术进步与需求扩张对产出的促进作用,但在技术进步情形下,上述抑制作用有限。为减小福利损失,财政政策应盯住衰退类企业债务,货币政策应锚定高融资约束企业债务,并提高政策反应力度,宏观审慎政策应提高对资产价格的敏感度。上述结论为理解微观层面债务厌恶所产生的宏观合力以及设计实施相应政策搭配提供参考。

智能区块链助力绿色金融发展:基于缓解“漂绿”困局的视角

绿色金融是帮助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手段,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漂绿”行为。在传统绿色信贷模式下,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代理冲突,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难以实现互信。基于此,提出一种基于智能区块链的数字化绿色信贷,来化解“信息孤岛”效应,并构建了传统绿色信贷和数字化绿色信贷两个演化博弈模型来探究智能区块链对于绿色信贷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漂绿”行为是影响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2)智能区块链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建立声誉机制,可以有效缓解“漂绿”困局。研究结论丰富了“漂绿”行为的理论依据并为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借鉴。

专利信号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能力对风险投资的影响

以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为观察路径,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将专利信号、风险投资声誉和风险投资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运用2010—2020年完成A轮风险投资的战略性新兴企业专利数据,实证分析专利信号对风险投资的影响效应以及风险投资声誉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专利宽度、专利深度)均能有效扩大风险投资规模,考虑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风险投资机构的高声誉会削弱专利数量和专利深度信号对风险投资的融资作用,对专利宽度与风险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参投机构是否唯一、风险投资机构与企业所在地是否一致会影响专利信号对风险投资的融资作用,但影响效果不存在明显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风险投资相关研究,同时对战略性新兴企业融资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双碳”目标下的绿色投资: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1+N”政策体系之一的绿色投融资是中国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梳理1990-2021年间收录在Web ofScience数据库和中国知网(简称CNKI)的绿色投资文献,可以展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轨迹、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30年来绿色投资发文量和研究主题与全球有关气候环境方面的重大协议是同步跟进的,切实回应了有关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集中在绿色投资内涵、绿色投资作用机理和应用领域等方面,有关“中国”以及“一带一路”的绿色投资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绿色投资的研究演进过程呈现出从外生性到内生性,从合规性到战略性,从对环境被动的风险规避到主动的社会责任承担和金融产品创新的积极发展态势。未来研究应更多立足国情,加强多学科融合,多维度诠释绿色投资作用机理及发展逻辑,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绿色投资新问题。

Heston模型下的两人鲁棒非零和随机微分投资组合博弈

用Heston模型描述风险资产的价格动态,构建了包含一种无风险资产和一种风险资产的金融市场,投资者可以将其财富自由地配置于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中.考虑到投资者之间经济行为的随机博弈,用相对业绩刻画投资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同时考虑模型的不确定性,以最大化最坏情境下投资者相对业绩的期望效用为目标,构建了包含两个投资者的鲁棒非零和随机微分投资组合博弈模型,利用动态规划方法分别求得了CRRA效用下Nash均衡策略的解析表达,借助数值仿真算例进行了参数的敏感性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经济意义阐释.研究发现:相较于不涉及市场竞争的传统投资策略,竞争将使投资者产生羊群效应,跟风投资风险资产,致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上升.此外,与不考虑模型不确定性相比,模型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投资.

主观死亡评估下的退休后投资-消费-年金化时刻决策

考虑退休者的死亡风险和遗产效用,研究了退休后期最优投资-消费-年金化时刻决策问题.根据退休者在退休时刻对自身死亡概率的主观评估,把退休者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退休者自我评估以概率1活不到最大年金化时刻,第二类退休者自我评估以一定概率活得过最大年金化时刻.自退休时刻开始到死亡时刻或年金化时刻为止,退休者要进行投资和消费决策.假设最优的年金化时刻是使得年金化前后的累计消费效用均值以及遗产效用均值之和达到最大.采取幂效用函数形式,得到了最优投资-消费策略的解析解、第一类退休者在生存期内都不购买年金的条件以及第二类退休者选择在最大年金化时刻购买年金的条件.利用数值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性别、生存周期、遗产效用、折现函数、风险厌恶系数、金融投资环境以及年金产品价格对退休者年金行为的影响.

注册制改革与IPO公司投资效率

选取2019年7月22日至2021年12月31日注册制和核准制“共存”窗口期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公司为样本,基于熵平衡匹配检验注册制改革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注册制改革提高了IPO公司的投资效率,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升投资效率;同时,对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外部监督较弱的公司中更显著。鉴于此,在注册制改革的进程中要强化信息披露质量监督,关注有较好投资机会公司的融资需求。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国内大循环的视角

基于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及其供应商是否发生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供应商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间接”参与OFDI同样能够获得显著的创新外溢效应,即客户OFDI行为通过国内生产网络显著提高了供应商的创新水平;(2)“间接”参与OFDI通过信息传递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客户重要性提升效应和研发支出效应四种机制发挥作用;(3)从客户-供应商关系来看,当客户与供应商间地理距离较近、关系持续时间较长、客户集中度较低时,“间接”参与OFDI对国内供应商的创新溢出效应较强,从企业和投资目的国特征来看,企业规模较大、国有企业、低中发展水平地区、投资目的国为高收入国家时,“间接”参与OFDI对国内供应商的创新溢出效应较强。本研究对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动和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构建包含碳排放与信贷资源配置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200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信贷资源优先向绿色环保企业配置,有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其次,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及环境意识异质性,信贷资源配置更容易促进东部地区、高环境意识水平地区的碳减排。最后,信贷资源配置通过缩小环境规模效应和扩大技术效应降低碳排放。因此,要积极引导信贷资源流向绿色环保行业,鼓励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统筹好碳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制定碳减排相关政策,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银行信贷与地方债的隐性互惠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银行信贷与地方债之间的隐性互惠,表现为银行基于对地方债务的信任和对未来间接回报的期望,自主地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提供资金支持和优惠的贷款条件。中国地方债的扩张除了由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需求所致,也有银行推波助澜的作用,地方政府举债需求与银行放贷需求产生共振,促成“债务—信贷”循环扩张机制,对金融稳定有重要影响。以2008—2020年地级市的银行信贷、地方债务和金融波动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分析了银行信贷与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互惠关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信贷与地方债的隐性互惠是导致金融波动的重要因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财政压力越大或金融分权程度越高的城市受影响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隐性互惠使企业融资渠道被挤占、银行贷款集中度上升以及地方性商业银行同业负债增加,进而导致金融波动。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对隐性互惠关系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以实现控制地方债扩张的同时稳定金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