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动态分析——基于中国、新加坡、韩国及日本的数据

采用VAR-GARCH-BEKK模型和VAR模型下动态溢出效应联通矩阵方法对亚洲四个国家绿色债券市场间收益及波动率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四个国家绿色债券市场间收益及风险的动态溢出效应非常大而且对国际事件(俄乌冲突)非常敏感。首先,新加坡是最大的溢出国,而中国是唯一的溢入国;其次,2022年俄乌冲突事件发生后四个国家绿色债券市场间溢出效应明显大幅度增加;最后,四个国家绿色债券市场间收益及波动的总溢出效应达到24.91%。

1340年代佛罗伦萨商业银行的金融危机与应对

13世纪末14世纪初,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建立了以那不勒斯粮食贸易和英国羊毛贸易,以及佛罗伦萨毛纺织业等为核心的三角平衡贸易。14世纪,欧洲进入饱和经济时期,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开辟了以王室贷款换取贸易特权的商业道路。1340年代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终结了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与欧洲王室的蜜月期,从整体上破坏了其国际贸易网络,导致佛罗伦萨在1340年代的金融危机。危机过后,教廷金融成为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的经营重心,沉迷于商业领域的意大利银行没有走向现代化的迹象。

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基于动态CoVaR方法的分析

以测量金融机构溢出风险的条件CoVaR模型为基础,应用股价数据对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与其自身VaR之间并无显著线性关系,对我国银行体系而言,系统重要性银行主要是四大国有银行,尤其以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的系统性影响最为显著,其他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出和传染效应远小于这3家银行;银行的溢出风险ΔCoVaR、自身风险VaR水平、不良贷款率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对于预测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具有显著影响.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与资本补充行为研究——来自16家上市银行的证据

基于中国16家上市银行近6年的数据,对非对称Co VaR模型进行分位数回归,研究不同资本补充行为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商业银行进行资本补充时,发行债券补充资本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发行优先股亦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但效果不显著;增发普通股或配股会导致系统性风险上升。因此,商业银行进行资本补充时,应避免上市银行集中采取定向增发和配股方式,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上升。

建国前后对上海私营金融业的整顿管理

从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到当年年底约7个月时间里,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对上海私营金融业实施了行政监管和业务引导,主要措施有清理私营行庄中的敌伪公产、官僚资本,管理票据交换,打击投机和其他违法行为,介入市场利率的确定,核资增资,核收存款保证金,引导联营和资金流向生产领域,国家银行与私营行庄之间还确立起了一定的业务联系甚至合作,上海私营金融业出现了初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在稳定上海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有关当局在监管上抓得较紧较严,且主要运用行政监管手段;对私营金融业的扶植及其合法利益维护不够,对其积极一面的认识也不够充分。

国际金融中心演变:理论探讨与实践证据——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目前,争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成为国内外许多城市的首要目标。在金融发展史上,国际金融中心也在不同地区之间几经漂移,刻画了一部全球经济兴衰与政治变迁的历史。文章以制度变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为三大基石,建立了一个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认为:制度冲击导致全球金融中心系统中不同主体相对交易成本的变动,进而使国际金融中心发生更替,路径依赖则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体系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稳定的原因。

电汇的演进与近代中国金融生态的变迁

电报引入中国后,渐为金融领域所取用,衍生出电汇这种新型经济行为,传统的汇兑方式与格局由此出现大的变动。电汇在近代中国的演进,从其经营的主体和规模两方面观瞻,大抵经历发端、发展与深入发展三个阶段。而电汇的渐次发展与日益繁兴,不仅方便了国人的社会生活,而且提高了工商企业的结算效率,并增强了货币的流动性,使得国内以及国内与国际间的金融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切以一个案领域标识近代中国金融生态的变迁以及向着现代金融的转型。

股指期货抑制股市正反馈交易的效果及作用机制分析——对全球主要市场的实证检验

普遍存在的正反馈交易行为,加剧股市波动,必须加以有效治理。本文以正反馈模型为基础,对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全球10个代表性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市股指期货能够有效抑制股市正反馈交易,这补充和完善了Antoniouetal.(2005)的工作。本文进而分析了股指期货发挥作用的五条渠道,并认为上市股指期货能够进一步完善内在稳定机制。

金融监管思想与农村金融的内生成长(1927-1949)

1927-1949年,农村金融监管思想在现代农村金融的浪潮中发端并初步形成体系。1937年之前的农村金融监管思想意在培养农村金融组织的内生能力,1937年之后则重在行政控制。实践证明,农村金融监管思想未能引导农村金融的主要组织——农村信用社实现内生成长。合作社主管是农村信用社内生成长的主要动因,但近代的合作主管大多由土豪劣绅担任,金融监管措施无力约束其行为,金融监管思想因而未能促成农村金融的内生成长。

人民币是否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的锚货币?

对日度和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都表明,2005年7月至2008年8月,人民币已经成为林吉特和新加坡元的锚货币。对日度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2010年6月至2014年9月,人民币的锚货币地位有所提升,印尼盾、林吉特、新加坡元和泰铢的货币篮子中都检测到人民币的存在;而对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没有充当东亚地区的锚货币,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弹性在增大。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美元在东亚地区的锚货币地位有所下降。中国应充分考虑东亚汇率制度的变化,积极采取措施降低美元对人民币的影响,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

重新审思金融:金融公平理念的勃兴

金融不能失去公平正义的底线而沦为逐利的工具。随着金融的社会功能日益被重视,通过金融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和实现公平成为了金融发展的重要价值旨向。本文基于金融功能理论的拓展,结合以西方公平正义思想和经济正义理论为基础的金融伦理学的分析,提出金融体系的运行应当合乎伦理标准和公平理念,同时结合博弈论、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理论,论证了金融公平并不意味着对金融效率的放弃和牺牲,反而是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内在要求。本文试图提出金融公平理念这一核心命题,以期对传统金融功能和金融市场价值体系进行反思。

我国民间金融的历史回溯

我国民间金融在封建时代不同时期的形态和表现各有其风貌,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不同的政策来规范其发展。本文综述各个历史时期民间金融的总体状态,探索封建时代民间金融的共性特征,分析民间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因素。

略论晋商的金融创新及其经营之道

晋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独树一帜、别具特色的一支力量。其创建了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创建股俸制和两权分离的经营体制;坚持儒贾相通经商观,以儒道经商。所有这些,都使得其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使其经营之道散发出恒久的魅力且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金融风潮防范——以政府治理为中心

中国近代发生了28次较大规模的金融风潮。在这些风潮的防范和治理中,历届政府经历了一个由盲目放任到自觉干预、防范和补救的认知过程。风潮爆发前的事前防范,政府主动制定的预防措施极少;事中治理,历届政府多能从自身利益和风潮危害程度等入手加以有效干预,在提供流动性资金、挽救金融组织等方面起到化解市场失灵的效果;事后补救,政府对危机造成的危害所推行的制度化措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其措施确实能够为后续的社会经济发展、金融行为规范等起到明显的防范效果。

近代以来沪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启示

近代以来沪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国际资本所需要的功能定位和金融自由化是必要的基础条件。后者包括资本进出的自由、设立各种金融机构和推出各种金融产品的自由、轻税、监管的宽松等,只有当金融营运的制度环境能与国际上现存金融中心的宽松条件相当时,国际资本才会产生兴趣。但是,这些宽松的条件却会带来负面的问题。沪港两地的历史上,在政府很少干预的情况下都出现过较大的金融波动。这类波动常在国内外游资集中并寻找投机机会时发生。当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的规模足够大时,这种波动将会造成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巨大后果。而近代以来沪港应付金融波动的历史经验已不适用于上海今天的现实。上海今天唯一的选择是建设内外分离的离岸金融中心,设置防火墙,保护国内整体经济,又能在离岸部分争夺金融发展的先机。同时,防火墙应是动态的,其规则将随条件变化而改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利用和清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认识与处理在华外资银行是中共在城市金融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从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出发,在坚决肃清在华外资银行一切特权的基础上,对其实施了监管和利用的政策,通过设立指定银行,严格限定业务范围,引导在华外资银行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桥梁。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在华外资银行的业务迅速走向衰微,陆续申请歇业,中共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清理工作。

从《申报》看辛亥革命后苏沪等地典当业的经营

典当业是中国最古老的高利贷金融行业,它对维持平民生计和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作用。辛亥革命之后,苏、沪等地社会动乱,兵匪横行,社会经济恶化,民国政府不再把官款"发典生息",以及民元之后的"剪辫易服"等,所有这些都使典当这一古老的金融行业陷入了经营困境之中。

近代中国民营银行发展制度变迁研究

民营银行业作为近代中国国民经济中发展较为成功的行业,其独特的发展道路说明:银行须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要与政府保持相对独立性,银行业发展离不开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的支持,银行要以工业发展为基础、以信用制度、社会安定为保障等。

民国时期福建财政制度的现代转型

辛亥革命之后,福建陷入了军阀统治时代,直至1934年初政局才基本稳定下来。但福建的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濒临崩溃边缘。为解决财政困难,福建省政府对财税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按照现代税制结构改革福建旧式税收体系,确立了现代省级税收制度与县地方财政体系,建立起现代财政管理制度。这些举措,虽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毕竟在福建基本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财政体系,缓解了福建的财政困难,为后来抗战的坚持保存了一定的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