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链:作用机理及经济后果

本文将企业创新链分为投入端、产出端和收益端,以2010—2022年新三板企业数据为样本,采用PSM-DID模型研究风险投资(VC)驱动企业创新链的作用机理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VC介入能够促进企业创新链各端发展。机制分析发现,VC通过在企业创新链投入端的引智功能促进其产出端的提升,进而推动其收益端的增长;VC的引资功能则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VC引资能够促进其产出端和收益端增长,而在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存在渠道阻塞。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VC介入与企业创新链发展中呈现调节效应。经济后果的分析表明,VC通过驱动企业创新链的发展,推动企业实现“登陆新三板—上市至北京证券交易所—转板至沪深交易所”的发展路径。本文研究对于推动企业科技与资本的结合,助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优化创新链与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我国居民家庭财富不断积累,对金融资产选择和优化配置的需求日益强烈,当前金融市场参与不足、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等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以数字普惠金融为切入点,使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建立probit和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及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占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三个不同维度均对其有积极作用,这一结果经稳健性检验仍保持一致;(2)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在农村家庭和东部地区更为显著;(3)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素养在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维度上发挥了中介作用。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的背景下,供应链金融是否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备受关注。本文以2018年“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等渠道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位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或产权性质为非国有时,供应链金融对其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供应链金融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主要表现为缓解投资不足,并且供应链金融引起的企业投资效率变化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建议政府以多层次、系统化的支持政策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实施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Copula模型的改进及其应用

Copula模型能精确计算投资组合尾部风险,弥补Person相关系数的不足。文章基于信用风险Cop⁃ula模型,探讨了不同抽样算法在信贷投资组合中的应用问题,优化重要性抽样和交叉熵算法,测试了高斯及t-Copula模型的风险计算算法,并通过数值模拟予以检验,结果表明:朴素蒙特卡罗模拟的精度和效率较低;重要性抽样算法通过解析逼近显著降低计算方差,提高精度,但求解复杂且耗时;交叉熵算法同样有效,但需自适应算法求解优化问题。算例分析结果表明,基于不同场景选择Copula模型,可提高信贷投资组合风险计算精度和效率。

中国风险投资的新机遇:工业绿色低碳转型

工业绿色低碳转型需要长期稳定且庞大的资金供给,将私募股权投资(PE)和风险投资(VC)引入工业低碳转型领域,不仅能够完善我国工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投融资机制,弥补资金缺口,还能有效促进低碳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工业低碳技术创新与VC/PE之间具有较强的契合性,投资活跃度、市场规模、绿色投资理念不断提升。节能和能效提升、再生资源利用、电气化、绿氢应用、工业数字化转型、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六大领域将是VC和PE投资工业低碳技术的重要着力点。目前投资工业低碳技术创新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低碳技术的界定、评价、标准化等工作尚不能满足绿色投资的需求,缺乏有经验的绿色基金管理机构,基金存续期较短导致VC/PE对低碳技术投资的耐心不足,VC/PE监管考核制度与创投资本的投资需求不相符等。借鉴国际上VC/PE支持工业低碳转型的诸多经验,建议我国应完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和培育专注投资于低碳技术的VC/PE机构,鼓励包括社保基金在内的各类养老金和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参与创立和投资绿色技术基金,建立合理的基金分类管理和绩效评价机制。

风险投资机构二元关系的演变及其退出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风投市场2004—2018年的投资事件数据和2004—2021年的退出数据,构建风险投资机构成对的数据集,研究风险投资二元关系演变的影响因素,进而探讨其对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风投机构间的匹配度、网络位置、历史联合投资行为对其二元关系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而风投机构的间接合作伙伴会对此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风投机构匹配度越高、网络位置越中心、历史联合投资行为越多,其退出的可能性越小。研究结论对风险投资机构如何选择合作伙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财务柔性、ESG表现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基于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微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务柔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ESG表现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1)财务柔性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财务柔性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以及加大企业非效率投资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3)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在ESG上的支出可能挤占企业经营和研发所需的财务资源,甚至在ESG信息披露质量不高、“漂绿”等情况下,企业ESG可能加剧信息不对称和资金占用,由此抑制财务柔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4)异质性分析表明,财务柔性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高科技行业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相较于债务柔性,现金柔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为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

金融资产配置与中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中老年人口金融资产配置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值得探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存款等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增加对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风险性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增加则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随金融资产量、年龄组别、早期经历而具有异质性特征,且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中老年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间接效应传导途径包括健康状况、安全感和获得感,其中健康状况的贡献度最大。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资产对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示范效应,而负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既不存在示范效应、也不存在攀比效应;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增强中老年群体金融素养教育,加强对中老年群体健康的关注,提高中老年群体的安全感,加强中老年人口社会资本积累,以强化示范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稳健运行。

央行担保品政策与企业投资韧性

本文选取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投资水平、投资效率与投资结构三个维度出发,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央行担保品政策对企业投资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央行担保品政策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优化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央行担保品政策通过流动性约束机制优化了企业投资水平、投资效率与投资结构,通过公司治理水平机制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通过缩减虚实投资的相对收益机制引导企业投资实体经济。异质性分析表明,央行担保品政策有利于缓解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且对国有企业投资的边际贡献更为突出。进一步分析表明,央行担保品政策能够从恢复程度与恢复速度两个层面提升企业投资韧性。

企业集团经济网络与极端气候冲击:基于企业投资的视角

厘清气候冲击的传递渠道对加强我国经济社会系统气候韧性尤为重要。本文运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企业集团数据,研究了极端气候冲击沿着企业集团经济网络对冲击关联企业投资的溢出效应及微观机制。结果发现,极端气候冲击对未直接遭受冲击地区的企业集团子公司投资的负向影响显著高于本地企业。影响机制在于,企业集团通过其内部供应链与内部资本市场,将极端气候冲击传导至未直接遭受冲击地区的关联企业。本文补充了极端气候冲击在企业层面的传导渠道,为企业提高气候韧性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提供了一定参考。

投机氛围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研究

企业管理层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投机行为,企业投资效率是否受到企业所在地的投机氛围的影响呢?该文以2008—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投机氛围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所在地投机氛围越浓厚,企业投资效率越差,外部监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投机氛围对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投机氛围通过提高代理成本降低企业投资效率。该文拓展了对于投机氛围和投资效率相关领域的研究也进一步研究了投机氛围等非正式制度对于公司治理的作用,揭示了地域文化对微观实体经济的影响。

山东省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理论剖析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测度和统计分析山东省双向FDI协调发展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现状,实证检验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但在胶东经济圈、省会经济圈和鲁南经济圈间存在明显差异。双向FDI协调发展有效推动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投入是重要促进因素;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特征:对鲁南经济圈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胶东经济圈,对省会经济圈影响较弱。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异与动态演进——基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的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动态演进规律,选用2000—2020年中国29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不同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特征和动态演进。为了使分布结果更为准确,文章提出一种新的非参数分布自动离散化算法,拟合最优的相关参数,优化非参分布数据下的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并逐渐向中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额处于绝对的劣势。外商直接投资额整体呈上升态势,密度函数的中心峰度不断向右移动,波峰由原先的“一主一小”逐渐向“多小一主”的格局演变,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

国有与私营风险投资的关系研究——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国有风险投资与私营风险投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验证了区域异质性和门槛效应的存在。从整体水平上看,国有风险投资对私营风险投资产生了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并受到营商环境的负向调节。进一步深入分析营商环境,发现营商硬环境在国有和私营风险投资之间的负向调节作用强于营商软环境,且营商环境各要素指标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也存在差异。最后,利用门槛回归,发现存在一个最优营商环境区间使得国有风险投资对私营风险投资的正向挤入效应最大。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国有和私营风险投资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此外,从优化营商环境机制及提升国有风险投资有效性方面提出新视角下的政策建议。

一种低风险投资方法的构建——基于可转债到期赎回条款的利用

扩容之后的可转债市场迎来持续几年的炒作,市场“股票化”的特征相当明显。炒作给转债投资既带来相当的超额收益,但也导致很多可转债价格及溢价率虚高,投资风险巨大。针对这种情况,理性的投资者可以利用转债相关条款的规则,通过合理安排投资,来规避相关的风险及获取合理的回报。

“先立后破”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与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

“先立后破”不仅是中央经济工作要求,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特别是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性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颠覆性技术创新识别难、回报期长,在社会资本及大多数传统财政工具支持效果有限的背景下,需要政府引导基金支持。通过梳理发展新质生产力“先立后破”方法论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行机制、已有成效,以及颠覆性创新发展现状和培育难点,并基于2000一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事件数据分析政府引导基金支持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历史效果,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能平均提升企业颠覆性创新41.8%,对企业全周期颠覆性创新支持效果更稳定,且对规模较小企业的颠覆性创新促进作用更强。

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住房和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本养老保险是贯穿家庭生命周期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与家庭每期的收入和支出挂钩,对于家庭的经济决策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究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住房及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保基本养老保险能显著提高家庭持有自有住房、投资性住房、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也能提升家庭住房在家庭总资产中的占比以及风险性金融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上述影响存在生命周期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预防性储蓄机制是基本养老保险影响家庭住房及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机制。上述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要着力实现基本养老保险法定人群的全覆盖,逐步缩小养老保险待遇群体间差距;创新更多满足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大力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加强基本养老保险与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改革措施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评估,注重发挥各领域改革的联动效应。

双碳背景下企业金融化与绿色发展的“多言寡行”——基于金融改革政策的治理效应评估

新时代双碳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行为会对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数据集,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的影响和机制问题。实证结果发现,随着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在绿色发展领域上越有可能采用“多言寡行”的策略行为,即在年报披露较多的绿色信息但实际绿色治理绩效较差,这类行为有着较强的“声誉管理”动机并会降低企业的真实生产率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提升企业风险并降低企业责任评分等,都会导致企业绿色发展“多言寡行”问题的出现。在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支持下,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行为特征明显淡化。本文研究在更深层次上展现出企业金融化有悖绿色发展的冲击作用,并为推动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解决方案。

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

立足我国经济转型实践,对绿色金融政策作用于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存在利用绿色金融政策支持进行策略性绿色创新倾向,来自环境保护部门的重点监控等环境规制措施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绿色金融政策切实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及更多资本市场关注,能够降低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倾向;但激烈的市场竞争则可能形成短期压力,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经济后果检验发现,相比于具有长期价值的实质性绿色创新,策略性绿色创新对企业价值的积极影响不具有可持续性。

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的应对策略研究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是将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搭配资源、产业开发项目一体化实施,统筹推进,将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内部化,是“两山”理念在项目运作和实操层面的具体应用,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探索,是加强环保投融资的重要渠道。EOD项目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通过关联产业开发收益弥补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在力求财政资金“零投入”的前提下,实现项目资金自平衡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符合生态文明建设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要求。EOD项目投融资规模大、涉及行业多、专业性强,对社会资本方的综合实力尤其是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产业运营能力要求较高,因而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面临很多挑战。为了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破解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可能存在的难题,本文总结了EOD项目的优势,梳理了我国EOD项目的投融资模式并对其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面临的挑战,并基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从社会资本方角度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