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边区红色国库的历史实践与启示

晋绥边区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华中、华南各根据地唯一的交通要道,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主要屏障。在党的领导下,晋绥边区重视财政经济建设,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战争环境下,创立了不朽的功勋,是中国革命宝贵的历史遗产。西北农民银行兼理金库的业绩在经济工作中写下了光辉的一笔,为新中国的国库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日新中:一个早期票号在汉口的经营实态——以道光末年《日新中票号汉镇月清账》为中心

道光末年的《日新中票号汉镇月清账》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票号账簿,反映了山西票号早期的发展水平和阶段特征。研究发现,1840年代末的日新中票号汉口分号已形成了一套格式规范、内容详实且非常成熟的记账制度。其业务类型以汇兑为主、捐项等其他业务为辅,且业务规模大、收交基本平衡;业务对象以商号为主、个人为辅,呈现主体多样化、内容复杂化、分布差异化的特点;业务范围以汉口为中心,遍及大江南北,且南北业务基本平衡。收益来源以汇费收入为主,以色平收入为辅,兼及捐项收入,具有收益来源多元化、收益算法复杂化等特点。日新中的经营状况说明,山西票号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有着巨额的资金流水和良好的抗风险能力,这是其能够在此之后迅速介入并参与清王朝财政体制运转的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的人民储蓄与社会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北京陆续举办了折实储蓄、保本保值储蓄等,并以此为基础走上了人民币储蓄的新阶段,开创了新中国的人民储蓄。人民储蓄的创建,平抑了物价,稳固了币值,引导民众养成了储蓄的好习惯,使民众不担心物价上涨,保障了民众生活的安定,更使民众初步体会到了新中国生活的幸福感。

抗战时期日本对我国东北金融统制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实现对我国东北金融的掌控,筹建了伪满洲中央银行。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形势变化,日本对我国东北金融机构的管理也不断强化。日本迫使我国东北原有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增资,并通过强制合并与改组,解散或并入伪满洲国新银行体系,从而实现其对我国东北地区金融资源的集中和统一管理。日本根据军事战略和产业开发需要,对我国东北地区银行网点进行重新规划和布局,加强对重要战略地区的网点建设,以支持其军事行动和资源掠夺。日本通过伪满洲国政府颁布法律法规,限制我国东北地区民间资本的活动,确保金融资金主要流向对其侵略活动有益的军工企业和资源开发企业。日本通过一系列金融统制措施,实现了对我国东北金融的全方位统制,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近代福建非金融机构私票发行史——兼论私票属性与作用

近代中国通货体系中私票居于边缘地位,却长期维系着乡村社会的货币金融关系。私票发行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影响其流通范围、职能作用甚至基本性质。地域性是私票的基本属性之一。福建在清末已普遍流通私票,商号等非金融机构钱票的兴起到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鼎盛,以闽西北、闽东等地为多,福州、闽南因特殊的市场状况而少有商号钱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非金融机构私票发行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福建省银行设立后,私票发行收缩,抗战爆发后有所恢复,解放战争末期短暂重兴。总体而言,福建非金融机构私票虽仅具有部分货币职能,且一再被政府取缔,但因其特殊的属性与作用,始终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方志敏在闽浙赣苏区的金融实践

方志敏在领导创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方针,在实践上成功地领导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建设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方志敏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深刻认识到金融工作对于保障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一五”时期吉林省工业发展情况报告

一、“一五”时期吉林省经济及工业发展总体情况195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作为全国“一五”计划的有机构成部分,根据当时的实际经济情况,吉林省“一五”计划的重要任务便锚定为积极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大部分为重工业)。

近代以来铁路押汇的倡导、困局和重生

在近代中国,铁路运输与近代金融不断融合,促进了国内商业市场的发展,铁路押汇自然被视为推动这种融合的重要载体。铁路押汇是以铁路为主体的金融业务,与一般意义上的押汇、票据贴既有联系,也有明显差异,其间存在官商、银行界与交通部门的多元互动关系。在经历有关铁路押汇的深入讨论并付诸实施之后,因缺乏有效的制度基础,银行业务与铁路运输融合方式难以定型。银行业只能寄望于自身保障体系所支撑的商业票据来发展押汇类业务,逐渐放弃将铁路押汇作为独立业务的努力。当下的铁路提单金融化创新,则是新时代铁路押汇的重生,只是仍需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落实铁路提单的物权属性,实现铁路运输与押汇的深度结合。

论清末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兑票发行问题

晚清最后数十年中,山西票号京师分号曾发行过横竖两种形制的兑票,此类票帖在清政府默许下依托票号信用在京师本地市场中广泛流通,可执行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职能,从性质上看已属于信用货币的范畴。此类兑票与市面上流通的其他本票型银票有很大相似性,但与票号自身在汇兑业务中使用的汇票又有本质不同。就票号自身而言,兑票的发行是京师分号进行的重大金融创新,背后建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广泛流通的兑票补充和延伸了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在本地市场开展的各项业务,大大缓解了分号缺银的难题,但挤兑和滥发等问题也对其自身产生了负面影响。就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创新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中西金融机构有各自产生及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时并未故步自封,反而不断进行创新以满足逐渐提高的金融需要,因此在评判和定性相关问题时既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也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应回归其自身进行分析研究。

“满洲金本位化”政策与大连、上海、日本三地间的资金“逆流”现象(1917-1933)

自1917年起,日本政府用与日元挂钩的朝鲜银行金票为工具,积极推行“满洲金本位化”政策。金票受到东北地区银本位货币经济圈的排斥,出现过剩与贬值。大连商人、日本贸易商、日资汇兑银行、上海的对日汇款者等以上海为中心买卖金票,针对金票与日元的差价进行套利,使大连、上海、日本三地间形成与贸易决算关系不符的资金“逆流”现象。伴随着资金“逆流”,日本与大连贸易的决算资金迂回上海间接汇兑,上海长期扮演着东北地区与日本贸易汇兑的媒介角色。

北京万庆当铺的历史浮沉

北京典当业盛于清代,是北京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万庆当铺是清末民初北京五大当铺之一,是老北京当铺的典型代表。其所在地聚集了众多八旗达官显贵,他们因生计问题而频繁典当物品,因此当铺生意兴隆。万庆当铺的出现,是清廷面对八旗人口日繁,改变对旗人管理策略,充实国库的历史见证。它曾繁荣一时,但囿于清末民初战乱不断、币制紊乱、苛收杂税等因素,万庆当铺于民国后期倒闭。新中国成立后,对南锣鼓巷进行修缮保护时,万庆当铺重现于人们视野。而今它作为南锣鼓巷的著名景点,备受人们追捧。其兴衰历程反映了京城旗人生计方式变迁与老北京的当铺文化。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河北省红色金融巡礼之八 承上启下的华北银行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完全相连。1948年2月,时任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提议将两区合并,毛泽东主席赞成这一提议。3月3日,中央工委召开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华北局。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指出,“两区合并后,必须一切统一,一直统一到村,为将来中央的全部统一打下基础”。

山东抗日根据地排法斗争及其成效研究

抗日战争中后期,为排除法币恶性通胀的影响、反击敌对势力的金融掠夺,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排法斗争。本文系统研究了排法斗争的根源、过程和结果,分析了排法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全面总结了排法斗争的重要历史意义。

沈阳志城银行与日伪殖民政府的三次抗争及历史贡献

本文在挖掘和整理沈阳志城银行的账务史料的基础上,对志城银行的抗日性质、发展历程、业务范围、营业状况等做了细致研究。通过梳理志诚银行与日伪殖民政府的三次抗争以及抗日战争之后的金融工作,揭示伪满政府对民族资本的限制和压迫以及日本对东北经济金融侵略经过及对东北地区的经济金融掠夺,驳斥日本当时军国主义分子所谓的“建设东北”的谬论,论证了志诚银行存续期间在红色金融方面做出的贡献。

红色金融精神:核心内涵、时代价值与弘扬路径

红色金融精神是烙印在红色金融史上鲜亮的精神印记。红色金融事业的参与者以“人民至上、金融为民”的价值追求、“实事求是、因势制宜”的科学态度、“不畏封锁、坚持斗争”的意志品质与“积极变革、勇于创新”的首创精神不断推动着红色金融事业的发展。传承红色金融精神,有助于我们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树立主动应变的金融政策观、夯实我们对抗美西方金融霸权的信心和坚定推进金融创新的决心。在当代,要弘扬红色金融精神,一是要以深厚理论基础丰富红色金融精神之底蕴;二是要以红色金融资源充实红色金融精神之载体;三是要以社会主体协同加强红色金融精神之传播;四是要以长效机制建设助力红色金融精神之落地。

从若干“从这里走来”中自信自强

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里程碑式的节点和时刻,需要不时地驻足凝望。细心的读者或许发现:新年伊始,本刊在封三的显著位置,隆重推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红色金融巡礼系列”,《中国人民银行从这里走来》《第一张人民币在这里诞生》……一一刊登,一个个开天辟地的金融创举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不仅如此,一路走来的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也动作连连:中国人民银行旧址这张河北靓丽的名片不断换新擦亮,建设成为全国、省、市三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翘首以盼的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行史馆与大家见面;发生在华北大地上的《红色金融年谱》续年出版;《红色货币从分散到统一》《人民币的人民性》等一批研究成果获奖交流。一代代河北央行人对旧址保护、文化探源、修志问道、史料征集、口述历史、考古发现在兹念兹、孜孜以求,用一个个实际行动去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将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提供重要文化支撑和强大精神动力。

瑞华银行——第一家红色民营股份制银行

抗日战争胜利和“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内局势出现了暂时的和平,经济亦有所恢复。根据地在经济建设方面,为做好两手准备,将国营经济部分转为民营形式,既防备国民党鲸吞或破坏,又能更好地在两党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经营和拓展业务。为此,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边区政府决定成立瑞华银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河北省红色金融巡礼之五 晋察冀边区银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家银行

晋察冀边区是共产党领导八路军通过武装斗争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山成立。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同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式成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河北省红色金融巡礼之四 冀南银行--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 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月,太原、安阳、上海失陷,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938年3-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29师陆续进入冀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转向全面建设。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10月,毛主席发表重要文章《论新阶段》,提出“允许被割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

1912年前后汉口金融业变迁研究

1912年前后汉口地区的金融业情况有显著不同。1912年以前,汉口地区以本地的钱庄、票号为金融业的主要势力,期间虽受冲击,但外国的金融势力依旧位于下风;1912年,受战争影响,汉口本地的钱庄、票号受到沉重打击,几近消亡,与此同时,外国金融势力趁势而起,依靠业务、资本等方面优势迅速占据汉口金融业的主导地位。汉口地区金融业势力的变化,体现了近代以来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在1912年。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范围的变迁,是近代以来社会制度更替和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环境变换的结果。以史为鉴,要使当今金融业实现稳定与发展,要不断适应并创新、进行监管规范并加强互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