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历史溯源和媒介构建——基于抗战时期香港进步报刊的考察

作为重要政治话语资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引发学界关注。通过“话语的历史”与“历史的话语”双重互动维度,探讨相关话语在抗战时期香港进步报刊的历史溯源和媒介构建。研究发现,1936年的《生活日报》以“大众文化”的推广促进了抗日救亡“民族联合阵线”的形成,1938年创刊的港版《大公报》从“明耻教战至一心抗战”并且“团结各方并声讨汪逆”,1941年的《华商报》更是注意到“五洲四海”的“民族解放与世界运命”,勾勒出相关话语的产生、强化和拓展,以及话语主体与对象的内在逻辑;而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历史资源和现实需求塑造着话语的缘由,抗战时期香港进步报刊上的友敌想象、编读实践与统战宣传则呈现了话语的影响;同时,香港进步报刊的独特性体现在其作为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显著,拓展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立体空间。为在港地较为复杂的舆论场中处理好话语表征的问题,和为港民的国家认同与人心回归制定出话语动员的策略,提供来自历史层面的参照。

公共关系学的“公共性悖论”及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从1984年“中国公关元年”算起,公共关系进入中国已经40年。此间,中国本土的公关实践、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从未间断,基本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主流保持一致。然而,全球公关学术场域的主导理论与范式大多来自西方,中国实践更多作为特殊经验提供文化证据。这种“体用关系”难题不仅极大限制了中国公共关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而且公关实践、学术乃至学科的正当性长期面临各种质疑。对照传播学科的自反性研究,回归现代公共关系在美国发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公共关系学引进时的实践迷思,提出“公共性悖论”这一阻碍学科正当性的“元问题”,反思造成公关职业污名、公关有术无道、公关难以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三重困境,而突破公共性悖论正是回应“小学科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实践创新层面,作为“中间地带”的公共关系业需平衡策略传播与公共伦理的关系;学术研究层面,作为“行动连续体”的公共关系学应当突破理论界域贡献中国原创理论,以学术力量参与社会充分运作;学科发展层面,中国本土公共关系学需跳出“美国中心主义”与“商业中心主义”的窠臼,积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对接国家发展需要,优化学科研究方向。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关系学知识体系,需走出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迷思,反思视中国为“在地”而西方为“世界”的狭隘视域,以学术自主、文化自信的姿态观照本土公关实践并创新自主理论体系,从而更好推动中国本土公共关系学不断向前发展。

中医药文化在“一带一路”新兴国家传播的实证分析(2013—2023)——基于甘姆森诠释包裹理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2013-2023),作为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和载体,中医药文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泛传播。以俄罗斯、印度、南非三个既是金砖国家、又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全球南方新兴国家为案例,以甘姆森诠释包裹为理论框架、以这三个国家十年间中医药文化报道为样本进行基于内容分析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印度对社会背景和政府归因更聚焦、俄罗斯对中医药评估和后果与影响较为关注、南非重点强调生态背景和中医药归因;三国媒体中医药文化报道装置主要采用描述装置和论据装置,隐喻和短语较少;历时看,屠呦呦获诺奖(2015年)引发印度对本国医学发展的省思,激发俄罗斯对中华传统医学更大兴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关于中医药文化的讨论更为广泛多元,舆论出现两极分化;三国媒体中医药文化报道的框架装置和推理装置间存在相关性。

P-MASE模型在新闻史教学过程中的运用研究

P-MASE模型是由南开大学研究性教学团队提出的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型。该模型旨在提升学生在问题分析、方案构建和探索求解等研究过程中的能力,同时也是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在新闻人才培养中新闻史课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P-MASE模型法来讲授新闻史课程,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思维水平和思辨能力,对于培养研究型人才和提高创新型人才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话语变迁与谱系构建:日本国家叙事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日本的国家叙事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关涉日本的民族性、价值观、文化惯习、社会结构等主体性层面的要素,还依赖于中日两国一直以来的文化交涉与政治交涉等主体间性层面的要素。其所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受制于东西方力量的变迁,在历时性话语上分别被表征为“楷模帝国”、“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从根本来看,这种话语谱系是一种为了应对外来力量刺激、建构“自我主体性”而形成的虚拟想象集合。面对日本国家叙事的片面认知与主观评价,我们需要在不断完善中国“国家实在”的基础上,借助对话与交往展示好中国的“国家外在”,以自我叙事重构中国国家形象。

审势与攻心: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媒体宣传

甲午一役,不仅表现在正面战场中的枪炮交锋,也体现在“第二战场”的媒体宣传上。相比战争期间清政府对媒体的排斥与沉默态度,日本在不断扩充自身兵力、逐步扩大外交的同时,也在国内外持续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基于此,文章在简要分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发动舆论攻势的背景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日本为塑造自身形象而对本国与海外使用的舆论建构手段,同时,文章在最后重点探究了日本对清朝国家形象、军队形象以及国民形象的舆论建构,揭露日本在狂热战争情绪煽动之下的所作所为。

来华留学生集体身份的官方话语建构与时代变迁——基于《人民日报》(1949—2023)的考察

作为留学生研究的两大主体,我国出国留学生与来华留学生相关历史研究极不对称,后者缺乏关注。本文从新闻史视角切入,以官媒《人民日报》作为话语主体、来华留学生主题报道为研究文本,综合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法等多种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量化质性相结合,从文本向度、话语实践向度和社会实践层面总结、回顾来华留学生集体身份的核心特征与演变历史。研究发现,在《人民日报》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的话语策略建构下,这一群体的媒介化集体身份自1950年以来历经了“兄弟国家的爱国者”“发展进步的亲历者”“深度参与的实践者”至“民心相通的促进者”的变化,是我国对外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的反映,本质上关联国家利益。

红色之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与景观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播,突破了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以纸媒为主的现状,实现了纸媒的“有声化”,突破了传播屏障。电台在报道抗日军民的英勇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和批判国民党积极反共与消极抗战的行为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让党的声音、话语和形象等传播的空间范围更远、速度更快、受众面更广。声音研究是当下人文社科研究的新兴领域,从声音出发,探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叙事和声音景观,将声音与地方、感官及人文相连接,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历史和文化的意义,揭示其独特价值。

李大钊新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人物,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的开创者和推动者。李大钊通过学习中外思想和长期从事新闻活动,形成与发展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主要包括:新闻是对社会状况的写真,新闻与历史密不可分;新闻要关注人民群众;新闻要发挥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以及新闻要实现言论与出版自由等。李大钊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其贡献巨大,主要包括:有助于把握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推动新闻工作为人民服务;促进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在新时代背景下,李大钊新闻思想对指导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创新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作用。

“弥漫的宣传”:延安时期“大宣传”管窥——以《西行漫记》为中心

“大宣传”是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中提出的概念,其核心是要求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宣传工作,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此概念及其理念实为对党的宣传工作理念与历史经验的总结与重申。建党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宣传工作基本是在此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只是早期时宣传触角不是很广,手段不是很多样,宣传体系不是很成熟。“大宣传”体系真正成熟是在延安时期,尤其整风运动后,其主要标志是,一个遍及根据地各部门、各群体、各角落,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和手段的社会化、生活化的宣传系统及其体制机制开始形成并有效运转。《西行漫记》是斯诺以外来者视角对当时陕北苏区方方面面情况的全面观察和客观记录,其中包含大量与当时苏区各种宣传活动、宣传方式与手段有关的记述,因此借助它能管窥到当时正处于形成中的党的“大宣传”系统的诸多形式、特点与样貌,如人人都是“宣传员”,“用事实说话”和“让事实说话”,“万物皆媒”,一切皆可用于宣传等。

中国新闻传播史料学学科体系建构审思

在新闻传播史研究不断取得新成绩的同时,新闻传播史料学的学科建构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作为研治新闻传播史学的门径之学,新闻传播史料学的学科建构受到20世纪以来史学理论变革和数据信息技术进步引发的史料革命的影响,其建基于史料学和新闻传播史学丰厚的学术基础之上。新闻传播史料学的学科建构与理论思考,是推动新闻传播史研究甚至整个新闻传播学科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新闻传播活动是一种包含诸多环节的系统性、过程性活动,缘此,新闻传播史料学的学科建构应该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为视域进行理论建构,形成一种涵括新闻传播活动全过程的史料体系。

珠海红色文献的整理和述评

文章对珠海红色文献做了系统整理和列举论述,总结论述了各个时期珠海红色文献地域性、稀缺性及复杂性的特点,论述挖掘、整理及呈现珠海红色文献的历史教育价值,并提出了红色文献数字化发展的建议,以期更好地挖掘地区红色资源,实现红色文献价值的提升。

《红色中华》防疫动员的内容、策略与启示

《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在推动中央苏区开展防疫动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红色中华》及时报道疫病信息,将受灾情况报道给苏区军民,积极解释中央防疫政策,通过社论来积极引导群众,并通过卫生科普构建群众卫生观念,同时采用立足预防视角的知识动员、贴近群众视角的情感动员、激励批评结合的正向动员等策略,有力地推动了中央苏区防疫中心工作的建设,促进了中央苏区生存境况的改善,对新时代农村地区健康传播仍具指导意义与现实启示。

生产宣传的理论来源与新闻实践——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为例

生产宣传是党报党刊中一种常见的报道类型,指的是以动员社会生产、提高物质产量为目标,以呈现劳动生产经营活动和生产关系新事物为主要内容的宣传形式。学界关于生产宣传的探讨主要从党史和新闻史出发,主要围绕列宁关于生产宣传的讨论和经济建设的思想进行研究,缺少对相关党报党刊生产宣传的新闻实践的研究。生产宣传作为战争“例外状态”背景下生产动员的一种方式,意味着对后方资源再生潜力与战备能力的挖掘,中国共产党善于考察中国落后农村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实践,以《解放日报》等党报党刊作为宣传阵地,结合黑板报、门板报等基层媒介形态将生产宣传转变为一种在地化的组织工作方式与群众动员方式。研究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生产宣传为例,探究生产宣传的三个层面——理论来源、传播特征和组织功能。一是从列宁新闻思想和中国新闻史出发,分析生产宣传的理论来源。生产宣传是列宁在阐明经济报道时所提出的概念,主要指有关劳动生产经营活动的宣传以及对生产关系中各种新事物的宣传,这种对生产宣传的重视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阶级无法参与生产管理、只能从事工业劳动的被动状态,而党报党刊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宣传可以起到劳动者掌握、介入生产的中介功能;二是从基层传播视角探究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关于生产宣传的新闻实践,呈现生产宣传的媒介形态、传播手段和组织机制。基层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中形成的新闻传播传统,借助政党力量下沉到基层参与组织工作,并以基层工作者为中介、以基层群众、社区居民为主体,通过组织化、自组织化、群众化的方式动员群众参与宣传活动;三是探讨生产宣传与发展传播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阐释这种新闻理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展历程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种扎根于本国国情的生产宣传,更强调围绕生产和生存问题,发挥本国不同地区民众的勤劳智慧和创造力,在政治与技术、宣传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中,以勤劳革命与尊严政治的方式来获得发展,这是一种第三世界的发展新闻学,即用宣传手段服务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传播理念。生产宣传作为一种基层传播形式,其传播过程也是主体塑造、政治动员的过程。不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启蒙和现代化“灌输”,而是群众参与新闻生产、成为内容生产的主体,这改变了大众传播中受众的被动状态,借助组织传播和群众路线实现“群众办报”,也使得新闻实践本身带有政治民主化的意味。因此,生产宣传是一种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新闻学。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五一”纪念的抗日话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新中华报》刊登“五一”纪念相关文章,构建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抗日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通过刊发系列文章,宣传工人阶级在抗日救亡中的先锋地位,凸显全民抗战话语,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联合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必要性,不断动员全国广大民众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以挽救民族危亡。

位移、再现与回想:民国时期的剪报活动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剪报活动逐渐兴起。剪报不仅体现个体的兴味,也是一项技术,一种事业,一种社会现象。在整个剪报活动中,剪是前提,存是结果,重读是价值再现。因此,从阅读史的角度看,剪报是通过个体对报刊新闻的“位移”,在空间上生成新的文本关系,形成新的阅读链条。对于读者而言,剪存报刊资料的最终目的,在于“日后”阅读,“重访”历史场景,回想新闻事件。从探寻意义的层面看,读者在日记中留存的剪报资料,更能“活化”报刊新闻,展现“剪”与“存”,“剪”与“写”,“剪”与“思”的关系。剪贴的新闻文本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证据”,供读者在日记中予以说明和评论,体现“作文”中论据和论点的关系。与剪报册呈现的多元话题不同,日记中的剪报材料较为零碎,但它融入读者的叙事和评论中,产生了“根植”意义,与作者的言说融为一体。因此,从“剪”的角度探讨读者的兴趣、体验和想象,是阅读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议题。

低潮中的探索:八七会议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恢复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遭受重创,但并没有停滞不前,在八七会议后逐渐恢复发展。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宣传作出了许多具体的指示,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根据当时的工作目标重新调整了新闻宣传的方针政策和口号,加强了宣传组织系统建设,并秘密重建了党报党刊网络。同时,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毛泽东等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新闻宣传的新道路。

近代以来我国古籍展览会的变迁、问题与对策研究

古籍展览会自近代以来便承担着传播古籍文化的重要功能,从民国时期开始,古籍展览会一方面大力弘扬古籍文化,另一方面也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宣传工具。随着时代变迁,目前古籍展览会的展览类型日益多样、展览功能日益丰富、展览需求日益扩大,从线下的古籍展览厅到云端的古籍欣赏,古籍展览会让古籍文化传播影响力不断扩大,也让更多年轻人对古籍文化产生兴趣。文章从古籍文化传播推广和古籍保护的大背景出发,重点选取古籍展览会作为研究对象,梳理近代以来我国古籍展览会的历史变迁和功能变化,总结我国古籍展览会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优化建议,推动古籍展览会在新时代更好地发展。

《民法典》传播语境下多元媒介议程设置效果的差异性

为剖析多元媒介普法议程设置效果的差异性问题,应用主题建模分析、相关性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民法典》颁布实施前后一年的时间内,政府普法机构、专业媒体和自媒体意见领袖在微博平台上发布的关于《民法典》议题的微博正文和评论内容进行深入分析。首先,根据《民法典》的颁布时间和话题热度的时间延展性,收集了政务机构、专业媒体和自媒体三类微博媒体账号发布的与《民法典》相关的微博文本数据,进而应用隐性主题和聚类分析的方法,识别和提取出不同主题的内容,以了解在《民法典》传播语境下多元媒介主体在微博平台上讨论的议程主题的差异性。其次,通过相关性分析探讨不同媒介之间议程设置的相关性,揭示政务机构、专业媒体和自媒体在普法议程设置中承担的不同角色及其影响力。最后,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判断分析多元媒介之间及其对受众议程设置的引导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多元媒介对于《民法典》的报道主要聚焦在宣传动员、婚姻家庭和个人信息保护三个主题上。具体而言,宣传动员主题占总数的21%,婚姻家庭主题占53%,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占26%。在这些媒介中,政务机构普法议程的建构内容涉猎全面,但对于受众的引导效果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专业媒体以自身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在普法信息的传播中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既向上承接政府相关机构的普法需求,又向下引导受众与自媒体的信息流向。自媒体则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其普法议程设置一方面受到受众信息偏好的引导,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受众的信息偏好。基于上述分析,为优化新传播环境下多元媒介普法议程的传播效果,政府普法机构应根据社会效益进行选题引导,专业媒体在宣传工作中不能追求以流量为代表的经济效益,更应该承担正向引导舆论的责任。

战争与宣传:伪满新闻出版战时体制的生成及其批判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基于“宣传战”的需要,伪满当局以“新闻报国”为由,在管理、经营、发行等方面调整管制新闻出版业的政策,确立报纸与出版的战时“新体制”,以计划与统制取代自由与竞争的经营模式,迫使新闻出版承担更多的宣传说教功能,进而完成对新闻出版业的战时控制,使其彻底沦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