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国粹”:图书馆与民国前期的文物保护(1912-1937)

抗战之前,在传统与现实共同影响下,图书馆兼负保存古代典籍与器物的使命。民国前期的众多图书馆通过建设附属博物馆机构、开展博物馆学课程、参与田野考古工作以及进行文物征集保管等实践保护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又通过推介文物考古图书、报道文物考古消息、举办文物展览会等方式传播文物保护知识,推动了近代文物保护事业。

杨宽博物馆建设思想探析

杨宽曾长期供职于上海市博物馆,面对博物馆初期自身建设、文化教育及特殊国情等困境,注重发挥博物馆的社会价值,推进其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根据博物馆自身发展的性质,杨宽提出博物馆需着重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即博物馆的大众化和专门化。其指斥文物挖掘盗卖,挽救国家文物损失,将博物馆同芸芸大众、社会事业、国家建设相联系,试图开辟一条符合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道路。杨氏注重实干,对于国家文物的保护和博物馆建设实具有重大功劳。

从“文献”到“实物”:近代中国文物保护困境与图书馆的因应

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掠夺、官方在文物保护领域的职能缺位、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及地方博物馆建设的滞后,使得众多古籍和古器物流散海外,形成文物保护的现实困境。在此情境中,图书馆团体深刻反思自身肩负的文化使命,积极因应文物流失的局面。在政府的支持下,各级公立图书馆不仅继承了古代藏书楼的传统,不断开展古代典籍版本的征集、保存和出版工作,而且自觉担负古代器物保存和展示的新使命,实现了由保护古代“文献”向保护古代“实物”的深化,扩充了图书馆的文物保护功能,保存和拯救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图书馆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积极推动了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

震旦博物院哺乳动物头骨标本收藏目录(英文)

天主教传教士PierreMarieHeude(1836 190 2 ) 1867年自法国来到中国 ,他特别钟情于自然历史研究 ,把几乎所有的精力倾注于他在东亚地区的标本收藏上。 1868年 ,他在现上海市郊的徐家汇建立了一座博物馆并收藏大量的动物标本。 1933年徐家汇博物馆被震旦大学 (现复旦大学 )接管 ,并建立了一座新馆 ,更名为震旦博物院 (欧洲称为Mus埁ｅＨｅｕｄｅ)。在Heude收藏的标本中 ,一部分是他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印度及中国等地区探险时采集的 ,而绝大多数标本则是他通过各种方法联络各国同僚收集而来。在他死后 ,由他的接班人Courtois和Sowerby等继承了他的研究。 195 2年 ,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馆接收了原震旦博物院 ,195 8年原震旦博物院的标本被送至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收藏。源自原震旦博物院的哺乳动物头骨标本可能是目前仍保存在国内有关亚洲地区收藏数量最大的一部分 ,然而 ,由于历史久远和中国近代变迁等因素的影响 ,Heude当时收藏的原始记录资料和标本标签大多遗失或破损 ,使这批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头骨标本一直在标本馆中沉睡了一百多年。2 0 0 0年 4月中旬至 5月中旬 ,作者将存放在上海和北京的所有兽类头骨标本进行了整理 ,重新进行标识和编目。经整理 ,共清理出兽类头骨

天津北疆博物院补考

天津北疆博物院始建于1922年,是一个集搜集、保存和研究于一身的科学研究机构。房建昌《天津北疆博物院考实》对天津北疆博物院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和考实,但对有关该院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档案材料掌握不多,以致仍存在一些问题。文章根据河北大学等单位所藏挡案资料,对博物院的修建及发展过程、经费来源、院藏特色、桑志华的学术活动及贡献等前人论述不多的内容作了重点考察,进一步明确了博物院的一些基本史实。

天津北疆博物院考实

天津北疆博物院在近代中国科学界和科技史上具有举世知名地位。它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于1924年创办,挂靠于天津马场道的工商学院。桑志华、德日进等人在中国北方进行了多年的考察和采集活动,其部分动植物标本和化石就收藏在该博物院内。博物院自始至终受到天主教耶稣会在经济和人员上的支持,收集植物标本3.5万余种、人类生物标本7千余种、动物标本2千余种、矿物标本千余种,还有大批有关人种学、动物学、植物学、古生物学、岩石学、矿物学以及华北特有的工业等方面的文献,被誉为东亚第一博物馆。

天津早期公立博物馆建设转型初探

天津近代公立博物馆起源于清末"新政"。袁世凯仿照日本大阪商品陈列所建立了天津考工厂,同时直隶工艺总局又学习日本经验筹建了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呈现出以官方实业机关领导创办和管理的特征。民国初年,严智怡以直隶商品陈列所为依托筹建天津博物院,实现了天津早期公立博物馆建设从博览馆向普通型博物馆发展的转变。天津博物院是今天津博物馆的重要发展源头之一。

有关北平故宫博物院参加苏联艺术展览会经过情形史料一组

1939年11月,苏联在莫斯科举办艺术展览会,中央研究院及北平故宫博物院所藏部分文物应邀参展,后又应苏方请求将文物续展一年。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考虑到这批珍贵文物的安全性,中方要求尽快护送文物回国。1942年9月,赴苏参展文物从列宁格勒安全运回重庆。本组史料详细记录了参展展品名称、与苏方交涉情形及运输过程。

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构建

近代是西方博物馆文化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一个特殊时期。受西方公共观念影响国人开始自建博物馆的同时,积极宣扬古物为公器的新理念,倡导古物保藏模式的博物馆化。促使传统私家赏玩性质的古物转变为博物馆展示、教育的公共资源,从而初步完成了中国博物馆公共性的构建。

民初古物陈列所的创建及社会反响

在北京政府内务部的主导下古物陈列所于1914年创办,因其"国粹"性质引起遗老们的怀旧,传统学人仍以金石学的眼光看待古物陈列,而以顾颉刚、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人,则以"平等的眼光"将其视为史料之一种,且对其缺乏科学的陈设理念加以批评。在民初改元的背景下,无论政府还是部分知识精英,寄望古物陈列所发挥重塑新民、普及美育观念的功能,从其后续的美术人才培养实践来看,这一理想部分实现。

博物馆与近代公共教育

近代是博物馆传入中国并逐步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引进伊始博物馆就被赋予了开启民智的时代厚望,其教育功能得到高度重视。积极参与近代公共教育成为博物馆最为突出的一大特点。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博物馆发展史

中国博物馆是在中国从被迫走现代化道路到主动走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突、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新中国成立前,它的发展始终同政治变革、救亡图存相连,教育及科学博物馆在旧中国博物馆占有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以历史文物为中心的博物馆逐渐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主体,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博物馆依然遇到了来自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突的困扰,与政治化的叠加使其难以走上专业化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我国博物馆事业的生存环境逐步改善,社会对博物馆的认识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是当代中国博物馆的使命和责任。

应当开展民国时期博物馆史研究

民国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博物馆文化也呈现出新的局面，尽管南通博物苑作为清末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博物馆在博物馆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真正在社会引起巨大作用的还是民国时期成立的各级政府主办的那些博物馆。

近七十年来中国博物馆教育研究述评

近七十年以来,作为中国博物馆重要功能的博物馆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博物馆教育的研究,在教育功能、教育与学校教育、成人教育的关系以及相关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研究工作也存在着缺点与不足,制约了博物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馆文物西迁

从1937年直至抗战胜利,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由南京出发、分三条线进行了万里播迁的惊险历程。国宝们最终平安存放于四川各地,直到抗战胜利再安全返回。在战争状况下任何情况均有可能发生,国宝命系民族文化之根,因此当时高层曾提出政府垮了可以重建,文化之根脉中断则难以为继。这批文物的迁移路线直接由当时高层少数人决定,随时变化,事先并无计划。而三条线路的运送人员互相也不知道彼此的情况。在大批文物转运过程中,中央博物院职员家誊也辗转于西迁途中。最后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共同落户宜宾李庄,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凡的学术生涯。

西方博物馆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近代是西方博物馆观念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特殊时期,传播者对西方博物馆公共、开放等核心观念的阐释,改变了中国古物的私有私藏模式,奠定了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基本格局。

现代化和民族性导向下的中央博物院(1933-1949)

寻求国家现代化几乎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举国之梦。创办博物馆一度被认为是实现梦想的重要举措。一代学人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由此创设了国立中央博物院。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筹备处一度辗转西迁,随着抗战胜利东还南京,最终因内战兴起而分离两地。在十七年的光阴里,筹备处开展了陈列、收藏、保管、研究、展览和教育等各项工作,在建立现代国家博物馆过程中紧扣民族性,展现了异于他国博物馆的特色,在国内外树立了广泛的影响;也为当下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抉择和拿捏尺度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收藏的历史

中国有收藏的传统。殷商时期就有收藏活动,南朝时名迹买卖以至造假开始成为普遍现象。收藏是历朝历代帝王贵族们的一种特权,也是他们热衷的一种活动。宋代收藏出现庶民化、艺术化和商品化倾向。元代内府的收藏品是在接收金及南宋内府大量收藏的基础上进一步搜求补充而得,延及明清,乾隆时臻于极盛。明代出现了一批藏品甚富、眼光很高的大收藏家,并有体例多样的各种鉴藏著述问世。清代乾嘉朴学推动了金石考据的研究,鉴赏文物之风兴盛,训诂考据成果璨然可观。

从新生代研究室到地质学古生物学研究所 德日进在北京的科学活动

法国耶稣会士德日进是20世纪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思想家。他于1923年来华,与桑志华共同发现了中国第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水洞沟。他积极参与在华的学术活动,与地质调查所建立了密切关系,并于1929年被聘为新生代研究室名誉顾问。本文基于新发现的书信、考察记等原始文献,探讨了在当时中国的学术和社会环境中,德日进如何将工作重心从天津北疆博物院转移到北京,指导周口店项目的发掘研究,与多位中外地质学家合作的过程,及其对中国古生物学、地质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