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实实在在的历史见证--作家凤子的第一次文代会签名纪念册

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藏库的密集架上,一本小小的红皮笔记本安静地躺在无酸盒中,它是作家凤子(1912—1996)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的签名纪念册,因为曾经被反复翻看、摩挲,内页已稍有散佚,但就是这本看起来极为普通的本子,却记录了极为厚重的时代信息,是一本实实在在的历史见证。

档案中的清末什刹海公园筹建始末

什刹海,毗邻北京中轴线,包括前海、后海和西海(又称积水潭)三个水域及临近地区,是一处具有开阔水面的开放型景区,也是北京城内面积最大、风貌保存最完整的一片历史街区。什刹海因其文化内涵丰富、风景秀丽,四季游人如织,成为著名的旅游文化地标。实际上,什刹海作为旅游休闲观光区的建设构想早在清末就开始了,翻阅档案我们可以一窥清末什刹海公园的筹建始末。

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研究——以《藏四茹兵册》为考察中心

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是研究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重要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典型代表有《藏四茹兵册》。本文从历史军事档案角度解读《藏四茹兵册》,考察其表征、主旨和制度,探讨其在西藏地方档案发展史上的成就。旨在以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为凭据,考量清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阐释西藏地方各民族军事制度之间存在多元“互鉴”,以证明西藏地方档案是中华多民族历史档案的有机构成部分,进而阐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粉碎西方反华势力和十四世达赖集团企图分裂中国的图谋。

近代卫生知识传播路径的探索--以京师卫生陈列所为中心的考察

京师卫生陈列所自清末开始筹办,以启迪民众卫生意识,传播卫生知识为主旨,民国以来几经演变,其宣教范围日渐扩大,对普及民众卫生常识,促进民众健康起到积极作用。京师卫生陈列所通过举办卫生展览、模型展示等多种方式,对近代卫生知识传播路径进行了有益探索,对近代卫生教育及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闲话清宫觔斗人

觔斗人(又写作筋斗人、斤斗人)是清代内务府三旗下的特殊群体,包括掌仪司觔斗人和高丽觔斗人,每逢筵宴,觔斗人必须承应差使到场表演。总体来说,虽然觔斗人的数目并不多,但是颇具代表性。清代官方文献中对觔斗人的记载非常简略,可喜的是近年陆续公布的内务府档案内记载较为集中,让我们可以从中管窥这一群体的概况。

勃兴与途穷:《南部档案》所见晚清金商办矿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出产金矿,开采以山金为主,有民间散户开淘、厂夫办厂开淘、金商自办矿厂三种开采模式。清代光宣年间,县衙招徕四届金商经办矿务、谋求矿利。金商办矿后,形成了官督商办、商为主导的地方矿业管理体系,与厂夫、民众等人的互动中演化出了新的基层矿业关系网格。越境者承揽矿采、商人出资办矿准入资格限制的释放,反映出晚清地方办矿的松动。晚清四川办矿进程中,由于官商前期缺乏周密调查、地方政府监管不足、政商隔阂与商民争讼,导致广开利源、振兴矿政的预期效益难以实现。

明清档案“数转模”项目的价值引领与管理提升研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已数字化的电子文件档案通过“数转模”技术进行再次转换,生成以胶片为存储介质的缩微胶片档案。该项目的实施不仅有效保护传统纸质档案和数字化电子文件档案,还充分发挥缩微胶片作为存储介质在长期保存方面的优势,与数字化电子文件档案利用高效便捷等优势形成互补,推进档案信息在不同存储介质之间实现真实完整可靠地转换,进而有利于促进各类档案的保护与利用。

镜鉴初心使命的红色书信

在北京市档案馆革命历史档案全宗中,珍藏着4封关于我党城市隐蔽战线的红色书信,有的纸张已经缺页破损或是字迹模糊,但是依稀可辨的字里行间中,却蕴含着复杂斗争环境下,地下工作者的殚精竭虑和斗争智慧,折射出一个个共产党人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调遣军队向各个解放区发起进攻,内战全面爆发。国内局势的急速转向,使原本在抗战时期已巩固和发展完备的地下党组织面临严重威胁。为此,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和时任副书记的武光多次向城内各委员会的同志写信传达精神、指导工作。

杨成志与西南民族学院构想

杨成志(1902年-1991年),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人类学先驱者之一,与吴文藻一起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之“南杨北吴”。杨成志对西南民族的研究,不仅始于云南,更受益于云南这“一座民族、语言和历史的图书馆”。

一道明代诰命文书中的“覃恩封赠”

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藏有一道明代万历皇帝赐给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郭四维夫妇的诰命,系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十五日皇帝颁赐郭四维,升授他为“中大夫”,并诰封其妻许氏为淑人的仪制性文书。这道诰命是对文献记载的明代诰敕封赠制度的有力见证。

尺牍情深:蔡元培与南洋公学特班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1901年9月至1902年11月,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时名)经济特科班(以下简称“特班”)总教习仅1年2个月,但是他与南洋公学特班及其学生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一方面,蔡元培给南洋公学带来了先进的新学,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另一方面,这段任职经历也是他进行教育救国、革命活动的重要实践。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交大”)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藏有一份蔡元培手札,揭开了蔡元培与南洋公学这段渊源深厚的旧年情谊。

让更多明清档案成为世界记忆——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王鸿运

自1999年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已有3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1项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作为国内入选名录档案数量最多、开展名录申报时间最长的机构,一史馆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发展水平。本期本刊记者就一史馆开展世界记忆项目工作的有关情况专访馆长王鸿运,了解申“忆”背后的故事。中国档案:自1999年至今,一史馆已有3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1项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请您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一张侵略者留下的证据——天津市档案馆馆藏天津都统衙门告示解读

1900年,英、法、俄、德、日、意、美、奥八个国家组成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他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天津城。6月17日,大沽口失守。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7月30日,宣布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地点设在三岔河口的直隶总督衙门。临时政府的中文名称最初称为“总督衙门”,8月14日,正式确定中文名称为“天津都统衙门”,全称为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天津都统衙门自1900年7月30日宣布正式成立至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正式收回天津,对天津实行长达两年多的军事殖民统治。

华罗庚出国和回国的两封信

华罗庚不仅为世界数学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毕生心血,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倒在了讲台上。在华罗庚的领导下,我国的数学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被毛泽东主席评价为“人民数学家”,并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乱世警学:档案里的清末高等警察教育

清末“东学西效”浪潮中,新式教育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作为警政根基的高等警察教育,在仁人志士为之奔走呼号的同时,亦受到侵华列强的觊觎。清末高等警察教育以京师警务学堂创建为发端,以高等巡警学堂为终结,历经了多个发展阶段。可以说,清末高等警察教育作为内政之要件,折射出近代中国在维护国家警政主权、争取民族独立道路上的艰辛曲折。百年回眸,让我们透过档案史料,概览那段久远而尘封的历史记忆。

宜昌大撤退档案:记录中国抗战救亡图存历史

1938年,发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宜昌大撤退是中国的敦刻尔克奇迹,是民族救亡的生动体现。围绕大撤退形成的档案资料是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为介绍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和档案文献的重要价值,笔者从事件经过、档案现状和开发成果3个方面分述。

于无声处听惊雷——邓小平与恢复高考

1977年冬,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再次面向莘莘学子敞开,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赶来的570万名考生参加了当年高考。恢复高考,成了一个时代的拐点。促成这一重大决策的,是1977年7月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同志。他于千头万绪中抓住恢复高考这一关键环节,为扭转教育战线混乱局面乃至实行全面拨乱反正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来了”——访宋庆龄书信档案的捐赠者王黎明先生

2024年5月20日,中央档案馆收到中国驻德国使馆问询,告知旅居德国的王黎明先生有意将宋庆龄致其母亲王安娜的285封书信捐赠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第一时间向前方反馈,同意接受捐赠。随后又多次与驻德使馆沟通捐赠事宜。6月6日,王绍忠局长向王黎明先生致感谢信,邀请王黎明先生回国举办捐赠仪式。7月12日,王黎明先生回国,亲自将信件捐赠中央档案馆。

他山之石:历史认识论视域下“何谓档案”新探——以陈恭禄与萧一山之争为中心

1932年萧一山与陈恭禄围绕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下卷,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阵地,展开了一场为期两年的“学术论战”。相较于陈恭禄单一本体论范畴的“档案”认识,萧一山引入历史认识形式论,首次将“档案”含义域覆盖了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两个范畴,前者针对“档案”的原生形态;后者是“档案”的摹本形态,揭示出“档案”的两种含义三个层次。陈、萧差异化叙事背后折射出“档案”认识的层级化问题。二者的学术之争赋予“档案”全新视角的解读,即新客体论档案观否定并取代传统工具论档案观,这对深化档案史料观问题的认识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天文科技档案名词“候簿”源流考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天文记录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国家。中国古代辉煌的天文学成就与之息息相关。“候簿”为中国古代指代原始天文观测记录簿的专业名词,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天文观测记录的内容包括日照时数、行星位置、星月运动、太阳高度角、风向等。“候簿”一词的产生可追溯到唐代,自唐代以后一直延续使用到清代,并在清代的使用频率达到顶峰。其义项在历史沿革中未发生较大嬗变。民国时期,“候簿”一词随着近代天文学的产生而逐步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