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者、象征者与培育者--愉悦在康德道德教育中的角色

康德伦理学多被看作一个纯粹理性的体系,这使得愉悦的情感在康德式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一直晦暗不明。然而康德道德教育的内在张力,即他律与自律的矛盾,为愉悦在道德教育中扮演某种角色提供了可能性。康德的道德教育大体上分为三个步骤:将人引导到道德上来,对人的道德判断力进行磨砺和让人建立起纯正的道德意向。与此相应,康德也将愉悦划分为三种类型:对快适者的愉悦、对美者的愉悦和对善者的愉悦。每一类型的愉悦在道德教育的一个步骤中扮演着一种角色:快适作为道德入门的引导者,美作为道德善的象征者,以及道德愉悦作为道德意向的培育者。三种愉悦循序渐进地由感性领域向超感性领域过渡,逐步克服他律与自律的矛盾,共同致力于人的道德教化。

孔子如何应对学生倦学?--《孔子家语·困誓》“赐倦于学”章的教育哲学阐释

《孔子家语·困誓》中有一则“赐倦于学”的对话对今日应对学生倦学问题颇有启发。对话中,子贡不断降低自己的目标,从志于道下降到事君,并最终下降到耕。这一下降过程的背后是生命视域的渐次缩小,而下降的实质则源于其“现实之困”,即无法超越自己对现实世界中的事功的关注。而孔子则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打开子贡的生命视域,让其逐步从当下现实的局促中超越出来,从而能够远其志和广其思。这启示我们造成今日学生倦学问题的原因亦在于一种“现实之困”,而应对倦学问题的方式则在于自然教育与经典教育。自然教育即向着自然的回溯,经典教育即向着经典的攀升。前者能够荡涤心灵,使个体学习从对现实功利的关注回到生命的本源状态;后者则能够进一步提升心灵,为个体心志敞开广而远的文化精神空间。

“五育融合”抑或“课程整合”——关于当前教育界对新旧“五育”误读的哲学反思

近几年来,“五育并举”与“五育融合”这两个学术话语在中国教育界和教育学界日渐流行。从表面上看,其建构与2019年颁布的两个文件有关:一是《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二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有机融合”。按照学术话语名实一致的基本原则,这两个教育学话语是否经得起基本学术规范的检验尚且存疑。从理论上讲,一个学术名词的确立要求学术话语遵循语词能指的限制,也要恪守事实所指的规范。作为一种实践话语,政策话语的正当性有待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其做出学理性检验。倘若教育学者不加检验就奉作学术话语,甚或作为学术研究的理论前提,那就不免陷入以政策话语代替理论话语的认知陷阱。

早期儒家哲学中的教育隐喻探微

隐喻作为人类语言、认知、思维乃至“存在”中的重要议题,值得关注。基于汉字的独特表意系统,早期儒家以仁义为依归,以“成人”为宗旨,借助内发扩充和外铄转化诸种譬喻,殊途同归地辨析人接受教育而“作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儒家教育隐喻中常用的玉、水、木及禾四类典型意象,皆具鲜明的自然属性及农耕特色,被借以讨论教育活动作用的对象及预期的理想。在过程层面,儒家借助诸如染色、熏香、品味、射箭,以及绳墨、规矩、影子、回声等隐喻,揭示教育的渐进、隐微、互动及规范等特征,同时呈现儒家教育重视具身经验、强调反身而诚的特征。儒家将“教-育”与“学-习”可能达至的趣妙境界、理想人格的完成以及良善秩序的实现,进行关联性的整体论述,乃至揭示教育这种世俗活动中所蕴含的“内在超越”可能。隐喻语言有其不足,却又普遍泛在。教育研究应当舍离以神秘或鄙弃态度对待隐喻,尝试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切入,审视教育隐喻的指称内涵、生发机理及运用效果,同时留意辨析其内在限度。

“生活即教育”:生活儒学的教育现象学——儒家教育哲学的当代转化问题

教育现象学是对教育的现象学反思。依据生活儒学的生活现象学,“生活即教育”。“生活”意指前主体性的“存在”,以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不仅教育活动是一种生活样态,而且从“成人”的教育宗旨来看,作为存在的生活就是教育。所谓“成人”,即“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按照“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首先是生活给出了主体,然后是主体选择自己的生活。因此,不论施教者还是受教者,都是“在生活”中生成的教育主体,他们都在“去生活”中发挥其教育主体性。但“在生活”的教育现象乃是“他者教育”,包括受教者方面的受他者的教育和施教者方面的对他者的教育。而“去生活”的教育现象本质上是“自我教育”,这是主体自由意志的选择,意味着“教育自由”;而这种意志自由的实现,则指向“教育权”。教育权的本质是“自我教育权”,即主体“去生活”的自由权利。

教育伦理学现实“问题域”的分析与建构

学科知识的增长是一个漫长的累积性演进过程。教育伦理学作为在教育科学和伦理科学之间形成的交叉学科,以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从伦理视角给现实的、普遍的教育生活以规范的引导,并在此基础上划定了独特的研究范畴和现实“问题域”。从知识衍生发展的路径看,教育伦理学知识体系的累积与研究“问题域”的演进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伦理场域下关于“关系”“情理”“道德”等伦理学经典问题在教育伦理情境中的横向映射,另一条线索是教育场域下对于教育“本体论”“价值论”“实践论”在教育伦理学知识体系中的纵向迁移。教育伦理学中国化研究需要遵循学科建设之道,实现学术的超循环,通过问题导向的学科知识累积实现学科进阶与学术超越。

智能时代教育的离身性风险及其规避

智能时代,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使用既推动了教育的深层次变革,也带来了教育与身体分离的离身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教育“订制式”倾向存在非涉身性风险、教育数字化倾向存在非体验性风险、教育环境虚拟化倾向存在弱情境性风险、师生关系异化存在去交互性风险。这些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智能时代的教育对身心二元论的固持、对教育工业化的崇拜、对全景敞视式规训的迷信、对泛在学习模式的盲从。针对智能时代的离身性风险,当前教育要基于“身体主体”,从四个方面规避相关风险:身心一体,注重发挥师生身体主体;知行合一,注重个体学习的体验性;主客交融,构建以实体为主、虚拟为辅的教育情境;师生双在场,建立身体交互主体。

成仿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探析

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亲历者,成仿吾通过长期不懈的多样化办学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他坚持以革命信念、务实精神推进“战火中”的教育实践,注重“结合中国情况”学习苏联高校的办学经验,强调在时代变迁中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内涵,倡导用唯物辩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努力探寻现代化的人才支撑和教育现代化的高水平发展。置身于中国社会剧变,长期倾情于教育实践变革的深层理论求索,彰显出教育家成仿吾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从身体到类身体:具身学习的后人类叙事——基于技术变迁视角

技术的发展变迁拓展了人类身体的感知和经验,给具身学习带来了更多机遇。技术变迁塑造了具身学习中的不同身体现象。就其中身体的出场形式而言,学习者的身体经历了“在场—缺席—在场”的往复过程;就身体的视觉面向而言,学习者的身体视觉历经了“注视—远视—共视”的变迁过程;就身体的交互形态而言,学习者的身体交互历经了“人人—人机—体感”的演变过程。智能技术使学习方式变得更多元,学习时空变得更自由。智能技术在塑造学习场域的后人类具身学习“景观”的同时,使学习者身体的物质属性受到挑战,身体的道德文化价值也逐渐丧失。为免于学习者深陷“身体异化”的境地,保障学习者身体的完整性,发挥学习者的主体性,需要积极建构技术与身体的共生关系,重申身体之于学习的价值和作用。

现象学视域下心灵栖居和生成的教育空间

现象学意义上的教育空间超越物质的、客观的空间,克服抽象空间、同质化空间的宰制,实现心灵的空间转向,以及精神空间、身体空间和社会空间之现实的、历史的辩证统一。在先验现象学看来,教育空间超越物质—心理空间,面对纯粹意识的主观世界本身,具有发现心灵“是其所是”、发现教育本真性的形而上学性质。在身体现象学中,教育空间是身体之完形、情感和表征,是在出身、入身和交往的具身化教育中显现心灵空间的广度、深度、方向、结构、语言和创新。在生存现象学中,教育空间是人在场所、位置和处所中栖居、探索和生成。综论之,需要走向实践现象学的多元教育空间的辩证法,实现身心融合、实践性生成、交互性流动、情感与意志绽放,展示人之丰沛的希望和多姿多彩的生成可能性。

为什么教师是教育必需的?

质疑教师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传统主要依据自然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主张。这种质疑在今天伴随着智能化学习的兴盛,以及教育对技术革新的过度强调而被不断加强。重审人类教育,将教育作为人类独特的伟大事业,教师则是这种事业必不可少的有效主体。在这里,教师是这样的人:他作为人类精神和美好价值的引导者、探索者和保护者,真诚邀请和指引儿童参与、理解、共享人类生活,通过培育人文和理性,实现新来者的身份转变,使他们成为人类生活的合格者。在这个意义上,教师一定是教育必需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发展之哲学方向的讨论及其影响

得益于杜威访华,教育专业留学生纷纷回国服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教育哲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教育界酝酿了一场有关中国教育发展哲学方向的大讨论。1934年,吴俊升在天津的《大公报》上发表《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批评中国教育过于讲求“方法”和“制度”,而忽视教育背后的“理想或目标”,缺乏一种教育哲学。吴俊升的论文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姜琦、郑宗海、张君劢、徐伯申等学者参与其中。这场讨论体现了当时教育哲学研究“从模仿到创作”的发展,反映了研究者在促进教育哲学本土化方面的追求,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哲学学科建设。这场教育哲学讨论与教育发展、社会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扩大了教育哲学的社会影响。

万物之灵胜出ChatGPT吗?——认知、情感与伦理的教育反思

新型人工智能ChatGPT自2022年11月横空出世以来,立即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它不仅具有海量的数据库,而且能自行深度学习,并能借由人类指令,代替人类完成各式文案、企划设计、影音美术编辑等,甚至于与人类深度聊天互动。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这是教育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教育应该积极应用、开拓人机合作的新教学模式,也应该强化现阶段AI尚无法完全取代人类的特质。人类常自诩万物之灵,借由万物之灵是否胜出ChatGPT的提问,透过哲学论证或思想实验,可以进一步反思人脑与AI的差异。当我们放弃人类中心或人脑优越的迷思,应该更容易理解未来的AI能够代替人脑处理认知、情感与伦理诸层面事务的事实。这不是说我们要完全臣服于AI,而是承认这个事实,才能真正反思未来人类与AI共处的命运。如此,人类不仅可以善用AI,还能尽力避开其缺失;也能积极想象一下在人机一体的未来,人类学习、政治、经济等方面新的生活方式;更能及早因应未来技术奇点所带来的终极挑战,教育的重点亦如是。

公共文化服务融入学前教育的可及性研究——基于广州市的样本

公共文化服务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战略工程,而可及性是评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其服务对象“适合度”的概念。本研究基于737名广州市幼儿园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调研数据,建构了包含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合性四个维度的可及性评价框架,分析和评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幼儿园师生需求及文化服务利用行为间的适合性。研究发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幼儿园供需双方均认可公共文化服务的教育价值,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融入学前教育的可及性总体有待提升。其中,可获得性和可接近性是现阶段影响公共文化服务融入学前教育的基础条件;检索公共文化服务资源能力弱、缺乏实践运用能力成为制约幼儿园运用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原因。公共文化服机构扩能提质增效且提供精准供给,推动幼儿园常态化关注与运用公共文化服务,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与幼儿园师生需求间适合性的可选路径。

“理知”的突破、延展及其超越:儿童教育实践中图像的智识价值审视

图像作为人类识知世界与自我的重要媒介,正不断冲击着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中“理知”的主导地位,并在感知、有感之理知与自我认知三个向度上呈现出独特作用。作为知识表征方式的图像,其在与语言文字的互动中,展现着它作为“感知”世界的方式所具有的通向“理知”的附属价值。作为超越“理知”全能的教育资源,图像以其“进境”“临境”“入境”的方式展现世界的可能性,成为建构“有感之理知”的有益来源。在教育促进人之自我理解的昭示下,图像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拓展了儿童自我认知的空间与向度。教育中的图像运用,需要在平衡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的前提下,警惕智识空虚的危机,由此坚守教育使人睿智与明达的追求。

向着自由生长与为了自由:康德的两重性教育思想再认识

康德关于教育的基本认识对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奠基作用和深刻的启发意义。康德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两重性,包括人的两重性和教育的两重性,理解两重性的两个关键词是自然和自由。基于对康德哲学人类学中人的形象的考察可以发现,康德眼中人的两重性并非意味着人是自然和自由的双重存在,而是意味着人从自然存在者向自由存在者转化。基于对《康德论教育》中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构成与设计的考察可以发现,教育的两重性建立在人从自然存在者向自由存在者转化的基础上,表现为形式上的二分与内容上的连续。胚芽与禀赋的构成和发展是两重性教育的基本依据,并且意味着两重性教育的目的同样是两重性的。其中,自然性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向着自由生长,实践性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康德以自然存在者向自由存在者的转化这条线索统整了人本身可发展性的诸多方面,但又不能超脱于自然存在者与自由存在者的静态双重存在,这是康德两重性教育思想的内在矛盾。

雅斯贝尔斯的大学教育管理思想

雅斯贝尔斯的教育管理思想以生存哲学、自由哲学与交往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培养科研工作者、自由的人、精神贵族和整全的人为目的。其基本内容涉及大学教育管理去霸权化、大学教育管理重学术自由、大学教学科研管理一体化、大学专业管理统一化和大学主体管理交往互动化。研究雅斯贝尔斯的大学教育管理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杜绝大学教育管理行政化片面发展趋势,注重教育管理中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强调教育管理各专业之间的统一,彰显教育管理中的人文关怀,将对话视作教育管理的必要形式。

中国知行统一观的历史演进及其教育学意义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思想重要内容之一的知行统一观,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这一百年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主要是传统知行合一观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知行统一观的这一转化,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新变化。在新时代,重视个人道德体悟和践履的中国传统知行统一观与毛泽东以来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社会理想建构为终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再次结合起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正是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

我们仍然需要面向思的教育--海德格尔论技术时代的教育

由于世界的技术化,教育也随之技术化。人们追求更高的效率和选择化。学生成了学校培养的人力资本,以便提高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海德格尔以面向思的事情来抵抗这种计算性思维。教育即让人获得辨别能力、素质和鉴赏力。教就意味着"让-学习",真正的教师除了学习本身以外一无所教。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教育是教化,有固定的范式。另一种教育则是面向思的教育。最激发思的东西是一种空,一种缺乏,一种不足,一种缺席,一种非存在。海德格尔把这种缺失命名为"奥秘",面向思的教育旨在培养"对于奥秘的虚怀敞开"。面向思的教育旨在养育泰然让之和敏锐。教育要让学生学会忍受他们的世界的无基础性。这要通过历史的教育,历史教育强调风格的非连续性。另外,娴熟的技艺精通是一种参与到情境中的方式。面向思的教育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的腐化"。

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探现代教育理念的转变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蕴含了身体—主体、身体间性、身体表达与语言以及"世界之肉"等重要思想。基于这些思想,现代教育理念应该在教育宗旨上实现由"塑心"到"重身"的转变,在教育手段上实现由"灌输"到"对话"的转变,在教育话语上实现由"意识语言"到"身体语言"的转变,在教育运行路径上实现由"外部入手"到"内部入手"的转变。唯其如此,现代教育才能迸发鲜活的生命特质,受教育者生命本源的动力也才能被激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