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权到协商:克尔的大学分权管理思想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机构的复杂化和大学在社会中重要作用的日益突显,大学内部各利益群体之间以及大学与外部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美国大学进入了“多元化巨型大学”时代。美国加州大学原有的集权行政管理制度难以适应大学发展的需要,克尔作为加州大学总校长在加州大学进行管理分权改革,建立了一个更具协商性的管理机制,并产生了重要的持续影响。基于其大学管理实践,克尔认为大学校长的主要管理职责是发挥调解人的作用,强调大学校长在管理中应注意处理好维持和平与追求进步的平衡。

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解诠释旨趣及其意蕴

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解诠释旨趣强调探究教育政策所显示的意义、价值或信念。以理解诠释视角研究教育政策会发现:作为文本的教育政策具有耐久性和距离性,作为话语的教育政策具有建构性和实践性;教育政策具有效果历史意识和历史情境性,与权力具有互构性。教育政策研究者们应充分意识到:教育政策研究对象不只是客观事实,更是充满意义的世界;教育政策研究中不仅要注意时空和社会文化脉络对教育政策的影响,还要关注教育政策与社会问题、社会主体身份的关系;教育政策研究者应具备视域融合的视角,注意教育政策参与的民主性。显然,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解诠释取向,能够为教育政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问题意识和方法,有助于探明教育政策意义及其传递过程。

全球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偏好与启示——基于101份文件的政策主题与工具二维分析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教育转型的重要方向。利用Nvivo12软件对65份教育数字化国内政策文件和36份国外政策文件从政策主题和政策工具两个维度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外教育数字化政策主题因发展水平和教育公平的理念不同有明显差异,优质普惠是我国教育数字化突出特色,试点改革是我国特有治理策略,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和数字素养成为国内外普遍趋势。能力建设型工具是国内外使用频率最高的政策工具,国家文化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指令型、激励型、倡导型和学习型等政策工具的使用。建议我国加强制定教育数字化的短期专项规划和统一行动指南,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推进,从初期指令型工具占比较高,逐步转向以激励型和倡导型工具为主的政策。

可持续性教育融入中小学课程:芬兰的经验

可持续性教育理念是芬兰国家课程标准中的重要价值观之一。文章以芬兰《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核心课程》和《2019年普通高中国家核心课程》两份文本为分析对象,从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五个维度,对芬兰可持续性教育融入中小学课程的内容与路径进行研究,发现芬兰可持续性教育与课程的融合可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五个方面:课程理念上将可持续性理念纳入课程基本目标和价值观;课程目标上将可持续性素养融入中小学核心素养框架;课程设置上分为独立路径、融合路径与混合路径三种形式;课程实施中引入现象式学习方式;课程评价上将可持续性教育纳入课程标准总体评价与学科评价范畴。这对明晰我国生态文明教育、将绿色低碳要求融入课程的实践进路具有一定启示。

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创:数字时代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模式重构与路径创新

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育人是深化我国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政策导向。在协同育人与数字时代的双重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应用数字技术提升乡村家校社一体化效能已成为一种重要方式。技术赋能阶段,数字技术作为工具客体发挥外在加持的作用;但随着数字技术在乡村教育主体中的嵌入不断加深,其“类人特征”导致了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关键价值的隐匿困境,打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而在数字技术积极能动的特性愈加明显的新时代,需要将这一“非人类行动者”视作参与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主体之一,通过公共价值共创的新模式重构协同育人应有的价值图景。循此理论视角,可以通过增强公共价值认知与识别、优化合法性与支持环境、提高融合发展运作能力的三角模型,探索数字时代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可能路径,促进乡村学生的全面发展,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主要发达国家科技人才引育用政策动向与趋势

随着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人才成为保持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资源与保障。近年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科技人才的引进、培育、使用以及STEM领域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等方面不断加大改革和支持力度,采取多项创新举措,包括以全面的服务保障与灵活的签证制度促进科技人才引进、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与科研实践训练、构建国际多边合作关系促进科技人才培训与发展、以抢占话语权与成果转化为导向使用科技人才、重视STEM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旨在为提升全球科技领导力提供重要人才支撑,这可为我国科技人才的发展提供启示。

学术聘任制改革的全球扩散及其多元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和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深度变革的影响,以终身教职制度为特征的美国学术聘任模式作为一种“典范”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并呈现出制度内核趋同与形态多元的扩散格局。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与法律规制的传统、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及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差异,使学术聘任制改革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其中德国采用了国家主导的、以立法规制为手段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进路;中国则发展出事业单位体制改革背景下高校自主探索与国家政策吸纳相结合的府学互动的改革路径;芬兰的大学在获得独立法人地位之后,自下而上主动发起了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的人事制度改革。各国在新型人事制度移植与扩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复杂的法律风险与观念冲突。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专业自主与管理控制、职业安全与绩效竞争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将新型人事制度嵌入特定的国家治理与法律框架之中,构成学术聘任制改革的关键议题。

多元共治:英国中小学体育治理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体育运动不仅与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还对他们的学业成就、意志品质、生活习惯以及人际交往产生深远影响。但在快餐流行、电子产品普及的背景下,英国中小学生面临着肥胖、久坐、运动水平不足等问题。在不断优化中小学体育治理的过程中,英国政府通过构建由多部门、中小学校、体育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形成引领中小学体育政策宏观走向的决策机制,协同推进中小学体育政策落实的实施机制,衡量学校体育政策实施效果与改进方向的评估机制,通过凝聚利益表达共识、构造整体性治理框架、发挥基层型组织治理活力的路径,实现了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有效应对了中小学体育治理过程中的碎片化问题,激发了底层参与学校体育治理的活力,对健全我国“协同育人”的学校体育发展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时代“国培计划”项目实施质量提升策略——以A学院为例

“国培计划”项目实施质量直接关系到教师专业素养,对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优质均衡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A学院作为一所地方性高校,在“国培计划”实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在新时代下,也面临着不少新的困难,表现在国培地位、特色学科、数智化、服务与竞争意识、持续反馈机制等多个方面。对此,A学院可从确保国培的示范和领航地位、打造富有特色的优势学科方向、推动培训和管理工作的数智化、强化国培项目竞争和服务意识、提高国培项目申报的竞争力、完善持续跟踪评价机制等六个方面入手施以改革。

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治理格局的形成——政府角色演变的视角

当代教师教育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政府、学校、市场、教育组织等主体如何协同的路径仍有待探索。英国作为治理思想的重要来源地,其教师教育治理的发展史值得发掘。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治理格局的形成中,政府从无意插手教师培养和尝试充当管理的“旁观者”,到通过拨款与完善督导制度成为教师教育管理的“引导者”,再到实现政府主导下的多主体协同成为教师教育的“共治者”,其角色演变反映着政府职能从政治领域向教育领域的扩展与完善。探究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治理格局的形成历程,有助于审思教师教育治理理论与实践。着眼教师在教育系统和社会发展中的引导属性,完善政府主导角色,协同多元主体智慧,明晰文化传统影响,有助于挖掘与完善新时代的教师教育治理路径。

我国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的测算研究——以中部地区某省会城市小学为例

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生均公用经费的支出责任划分,是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采用成本函数法测算了某省会城市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发现该城市小学教育产出结果与生均公用经费呈显著正相关,为实现更高水平的教育产出结果,还需进一步提高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并关注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在不同规模学校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修订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双减”之后:家庭的应对策略与意外后果

“双减”政策已实施至今,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对F市25位家长以及学校老师、学生及培训机构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后发现,“双减”政策成效有限。部分家庭并没有完全顺应“双减”政策,校外培训机构受到了冲击,但补习仍在继续。学校“减负”,但家长主动“增压”,一些家庭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形成了应对“双减”政策的同盟。此外,“双减”政策还产生了意外后果。一方面是教育竞争扩大,学习从学生个人的竞争进一步扩大到家庭资源的竞争;另一方面是教育分化加剧,不同类型家庭的教育资源和策略不同,家庭分化为“资源型”“焦虑型”“躺平型”“放松型”四类。“双减”政策未能破除教育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是社会分层重要标准的底层逻辑并未改变。

欧洲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发展历程、困难和挑战

欧洲的联合培养博士项目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欧盟在21世纪初期开始开展联合培养博士项目。2022年5月19日,欧洲大学协会博士教育理事会发布《欧洲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概念、目标和实施》报告,详细分析了欧洲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价值、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提出改进政策。与欧洲相比,目前我国高校在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方面缺乏深度和广度。因此,我国高校应加大与国外著名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的力度,以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为抓手,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的程度。

近十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多维度分析——基于112份政策文本

高等职业教育正处于内涵建设的关键性阶段,梳理近十年出台的112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文件发现:政策发文量与国务院相关文件同频共振;文本类型以自上而下的“通知”为主;教育部是政策制定的核心部门;政策主题丰富,但使用偏好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工具使用频繁,命令工具独占鳌头。进一步分析可知近十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整体特征为:政策指令性强,自主性弱;政策阶段性强,前瞻性弱;政策种类丰富,偏向性突出的。

美国是如何推进前沿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一体化发展的?——基于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教资助项目的分析

文章基于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及其近二十年来科教资助项目和财报的分析,描绘其推进前沿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一体化发展的资助特征,提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体系培育美国全球科技创新领先优势的三大制度经验:目标导向、面向未来、科教融合,启示我国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时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统筹制定基础科学研究阶段性资助计划,建设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生涯全生命周期的科技人才资助体系。

法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政策与实践

法国传统文化教育主要通过共和国原则与价值观教育、文化与艺术教育实现。其中,共和国原则与价值观教育主要通过主题性、渐进式、多学科渗透的道德与公民教育实现;组织与实施方式呈现以课堂教学为主、以丰富的课外活动为辅、以竞赛助力学习与实践的特点;师资培训注重制定以国家要求为导向的能力标准框架,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并重;社会协作支撑体系以政府制定的参考标准与指南为导向,以网络资源与专业组织的支持为支撑。文化与艺术教育以艺术课为主要载体实施,辅以文化艺术活动和教育项目;以“文化与艺术教育之路”为主要路径实施;师资培训注重职前培养与在职持续性专业培训相结合;通过立法、教育章程、多机构参与机制、资源平台形成社会协作支撑体系。结合我国国情,为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提出发展系统观视域下的以主题为导向的跨学科合作教学设计、将多主体参与的实践融入学生的成长之路、构建多元支撑系统下的学习共同体等发展方向。

贵州“双减”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及改进对策探析

“双减”政策旨在减轻学生学习作业和校外培训辅导的负担,进而促进教育体系的优化与发展。其核心目标在于提升教育质量,全面激发学生潜力,培养创新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然而,现有文献更多关注政策的理论分析和具体执行措施,对政策实际效果的研究较少。因此,选取贵州省作为案例,通过问卷调查,对比分析政策实施前后的教育环境变化及学生反应和适应情况,以此对“双减”政策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研究结果发现:贵州省在“双减”政策的推动下,教育改革取得显著进展,教育环境得到改善,学生负担减轻。然而,研究也揭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基于此,提出了增强减负效果、持续提升政策实施质量的策略建议,以确保政策效应的持久性,并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东南亚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东南亚基础教育政策引领其基础教育的生存与发展。从16世纪殖民统治至今,东南亚基础教育政策历经强迫移植主导型政策阶段、国家干预主导型政策阶段以及改革发展主导型政策阶段。东南亚基础教育政策变迁深受政治环境、经济体制与文化观念等深层结构的影响。其各阶段的基础教育政策发展因初始成本、学习效应和协同效应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点。国际局势的倒逼与基础教育内生的改革诉求则是东南亚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

“同”“异”与共:日本异文化间教育的历史演进与现代特征

基于人类文化的差异性而形成的文化多元性一直是日本较为关注的教育问题。聚焦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具有不同国家、民族、阶层和地区背景的儿童与青少年的教育,日本异文化间教育经历了“初具雏形”“规模化与体系化”以及“多元文化共生与扩散”三个不同阶段。进入21世纪后,异文化间教育开始着重强调与国际理解教育的区别,研究范围从身心成长扩大到文化交流,并探讨了在新冠疫情后“移动”现象的重要性,确立了异文化间教育的独特价值,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异文化间教育体系。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家庭教育指导的政策分析

多源流理论对分析政策过程具有较强解释力,相关研究也证明该理论与我国政策环境相互适切。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家庭教育支持政策过程发现:当前家庭教育面临挑战,家庭教育极端事件催生“问题源流”;人大代表等提案建议、专家学者理论探索以及新闻报道形成“政策源流”;家庭教育支持诉求、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理念以及地方家庭教育支持经验凝聚“政治源流”。三流汇聚促成家庭教育立法,同时也重构了家庭教育支持的政策环境。建议把握“政策之窗”开放期,关注家庭教育支持的现实问题,有效运用家庭教育立法的外溢效应,促进更多家庭教育支持措施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