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教育意义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进路

时间是人类展示文明、承接记忆的文化工具。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脱离特定的时间,任何历史现象都难以得到理解。人类的全部历史存在于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体系之中,时间和空间为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自身历史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而时间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确立了教育时间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所以说时间的教育意义成就了教育时间,任何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时间,因此,也赋予了其人类教育历史研究的基本内涵。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而言,彰显教育时间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本体论意义,运用教育时间构建涵盖全部人类教育活动的教育史体系,嵌入教育时间更新外国教育史的阐释与分析框架,基于教育时间探究外国教育史的结构性主题,都将有助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新进路的开辟与拓展。

引领哈佛大学走向现代化——埃利奥特大学治理体系改革的思想与实践

查尔斯·埃利奥特是美国19世纪著名教育家和改革家,成功引领了哈佛大学的现代化改革,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大学治理改革是埃利奥特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原则是民主和自由,重视情感的作用。埃利奥特建立了以董事会、监事会、校长、院长(系主任)和教师为主体的大学治理体系,建立和完善了大学组织机构体系,全面推行选修制,坚持高水平办学,倡导和维护学术自由,解放了高等教育,不仅促进了哈佛大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对美国和世界各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

手册的力量——《牛津世界教育史手册》中译本序

由堪萨斯大学教授约翰·L.鲁里(John L.Rury)和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教授艾琳·H.田村(Eileen H.Tamura)联袂主编的《牛津世界教育史手册》中译本已于2023年12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手册由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葡萄牙、加拿大、南非、奥地利等多国的教育史知名学者合作编写。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对战后美国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发展的压制--基于公共政策外部性的考察

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美国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共政策之一,不仅顺利达成政策目标,而且还产生了惊人的非预期的外部收益。然而,这一公共政策所产生的负向外部性却被忽略,即对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和发展空间的阻碍和挤压,由此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和群体裂痕持续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后续发展。公共政策的负向外部性如果不能得到及时与有效地纾解和治理,会诱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和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试评教育史研究中的“时代局限”及其理解——以《大教学论》宗教因素等为例

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着不少被称之为“时代局限”的教育思想,《大教学论》中的宗教因素便是其中之一。19世纪以来历史哲学的发展表明,无法从“客观”概念出发回应“历史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历史的理解始终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互动的过程。对于《大教学论》宗教因素等“时代局限”的理解而言,从历史情境筹划出发,通过有限度的同情与批判,达成与被理解思想之间的“视域融合”是一条可能的思路。理解“时代局限”不意味着消解问题、翻案文章,而是要求必须始终保持开放的研究视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内容、特点及启示

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弦歌不辍,对文科研究生培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云南昆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文科教育深厚的历史传统以及凝聚民心的实现需要,为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培养奠定了基础。西南联大恢复文科研究生教育,逐步确立了严格的招考制度,通过实施导师制、建立课程体系、开展多样化的科研训练等途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并通过实施毕业考核、奖助学金等制度保障了研究生培养质量。西南联大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文科人才,研究生培养呈现出严进严出、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导学关系和谐融洽等特点,对当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启示意义。

当代西方教育史学研究的深化与创新——评李先军教授新著《西方后现代教育史学》

教育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若想实现学科探索的拓展与创新,需从其本质与方法层面进行挖掘,教育史学通过反思、分析与批判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与已有成果,探寻适应当代教育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继而为教育史研究指明方向。20世纪80年代西方教育史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此前,西方教育史学遵循传统史学的发展脉络,强调宏观历史与总体叙事,关注上层人物受教育的情况,呈现出历史连续化、教育精英化的价值取向。近年来,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西方教育史学经历了文化转向和叙事转向,形成了以新史学为指导的多元化史学研究范式。

共同体理论视角下朱门师生关系及当代启示

师生共同体是教育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思想共同体的统一。运用共同体理论对朱门师生关系进行新的解读,可以发现在南宋书院教育场域中的朱门师生,既是在问难论辩、善思质疑的教学交往中生成以教学相长为主要特征的教育共同体,又是在相交以礼和融之于情的生活交往中生成以拟亲人关系为标志、以尊师爱生为伦理共识的情感共同体,还是在著书讲学和传扬理学的学术交往中生成以志同道合为特质、以追求真理为旨归的思想共同体。针对当今高校师生交往内容单一化、交往工具网络化和交往边界扩大化等问题,三位一体师生共同体可为高校建立良好师生关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女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困境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中产阶层的快速扩大,他们热衷于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普遍开始聘用家庭女教师。家庭女教师的教学内容大多是围绕培养“家庭天使”展开的,主要教授阅读、写作和音乐等,其教学方式呆板、课堂纪律较差、教学评价方式单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取得相对较好的教学效果。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女教师的尴尬地位使她们经常处于困境之中,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女权运动的兴起,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家庭女教师的人数逐渐减少,并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

长三角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联盟的创新发展及战略引导

基于长三角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联盟高校大学章程和“十四五”发展规划,从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考察高校发展战略定位,分析联盟高校的基本特征及其差异,研究发现:部分高校存在办学目标趋高、服务面向宽泛、人才培养特色不明显等问题。基于此,各联盟高校依据自身的发展定位和优势制定了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服务、文化传承、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的行动策略;并进一步,从构建树状学科群,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巩固拓展行业服务领域,加强行业高校联动等方面,引导完善联盟高校发展战略布局。

美国视觉教学运动与教学方式的变革简述

美国视觉教学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旨在探索电影、立体幻灯机、立体图片机等视觉媒体的教学价值。该运动源于视觉媒体技术的发展、对以言语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的反对以及直观教学思想在美国的传播,催生了教育电影、教育幻灯片、教育图片材料等视觉媒体教具的出现与发展。运动期间涌现了多项研究结论,为中小学教师教学实践提供了指导,推动了中小学教师培养方式的转变与教学方式的变革。

伍德罗·威尔逊与普林斯顿大学

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正面临着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的诸多挑战。面对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秉持“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的理念,积极推动大学的世俗化和现代化。为此,他广揽人才,推动课程改革,大力整顿学风并积极完善行政管理体制。虽然,威尔逊校长管理普林斯顿大学时间并不长,但在其任期内,他不仅推动了大学的转型,还明确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使命,使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了一所既注重学术,又追求务实的充满个性化教育理念的大学。其之后的领导者和广大师生,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下坚定地坚守了相同的使命和价值观,使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世界优秀学者心目中的殿堂。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教育史学家陈景磐教授——纪念陈景磐先生诞辰120周年

陈景磐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教育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教育史学科主要代表人物和领军人物之一,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在中外教育史等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撰著和主编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孔子的教育思想》《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批判》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高师教材和教育论著,对新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课程教材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先生一生求学、教学、治学的经历非常丰富,尤其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近40年中,他在教育史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方面成绩斐然,充分体现了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家气象及宽阔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学术个性。陈先生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学术思想、献身教育和研究事业的爱国主义精神及业绩,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教育史学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由与科学的双重变奏:伦敦大学学院百年课程变革的历史遗产

1826年至1926年,伦敦大学学院自建校以来不断进行课程变革,为更多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依据报刊、期刊等文献资料,参考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研究思路可以发现:从长时段来看,伦敦大学学院的课程变革始终围绕着自由教育与科学教育的争论展开,在二者间求取平衡是课程变革的“底色”。从中时段来看,伦敦大学学院的课程变革在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1826—1840年,课程力求世俗化与实用化,新的综合课程和医学专业课程得以发展;1841—1870年,课程趋于科学化与系统化,科学类课程兴起,实验成为课程实施的主要方式;1871—1898年,课程走向专门化与多元化,科学类课程分类更细,考试成为课程考核的主要方式,女性更多参与到课堂中;1899—1926年,课程更加全面化,“新”课程与“旧”课程同步发展,研究所开始出现。了解伦敦大学学院的百年课程变革史,有助于系统认识近代英国大学的改革状况。

“从美国走向世界”的开端:杜威远东之行探析

远东之行是美国教育家杜威从美国走向世界的开端。实际上,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远东之行既是他最急切渴望的一次访问旅行,又是他时间最长和印象最深的一次访问旅行。其中,杜威在日本和中国的讲演,哲学和教育兼容,在日本的讲演主要在哲学方面,但在中国的讲演主要在教育方面。与此同时,杜威在日本和中国的感受是企盼和失望参半,在日本的感受是失望的,但在中国的感受是企盼的。概括地讲,杜威待在中国的时间更长,他与中国知识界人士的交往更多,他对中国社会的感受更深,他的教育在中国的影响也更大。杜威认为,中国之行是他做过的最感兴趣的和智力上最有益的一件事情。

传统与现代:帝俄时期中亚地区教育问题探析

在沙俄统治时期,中亚地区传统宗教学校依旧存在且规模庞大。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沙俄当局在中亚地区先后建立起教授俄语和传播现代知识的俄罗斯学校和俄罗斯—土著混合学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土著知识分子发起具有教育革新理念的扎吉德运动,建立新方法学校以开启民智。尽管俄国当局设立的学校和新方法学校因资金和师资短缺而规模有限,无法撼动宗教学校在当地教育体系中所占据的统治地位,但二者的出现却使中亚地区近代教育呈现出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林乐知与上海中西书院:古代书院的传承与嬗变

林乐知在创办中西书院的过程中努力实践“中西并重”的教育观。虽然林乐知的本质仍然是基督教文化的传播者,但他到中国以后通过学习、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和理解,其中显示的他的知识适应性和文化适应性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传教士。因而他对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嬗变,是中西书院之所以取得办学影响,至今仍有回顾和研究价值的原因。

英国早期教育现代化思想追溯:埃奇沃斯实践教育观

埃奇沃斯是英国早期教育改革的一位先驱,其实践教育突破了传统的古典教育,重视实践与经验,将教育变为经验的艺术。在埃奇沃斯的实践教育观中,他支持所有阶层和宗教信仰的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实现所有人的幸福;他抨击了古典教育的专制和缺陷,指出教育应具有实用性,学校应教授给学生实用性的知识以服务于他们的实际生活;他禁止学校体罚和侮辱学生,主张学生在游戏和娱乐中快乐学习;他还提出父母为了家庭的幸福不可推卸教育孩子的责任,家庭教育应辅助学校教育,而学校教育也应顺时改革以服务学生未来的生活。埃奇沃斯的实践教育在英国古典教育处于低谷时期将教育领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具有明显的现代风格,推动了英国教育现代化。

“兵战”后之“学战”:清季日本女性教习涉华学前教育活动析略

甲午一役以降,清廷决意忍辱“师法日本”曲线借镜泰西文明,于此同时明治日本亦跻身世界强国梯队并顺势夺取到中国学前教育的主导权。双重背景交揉下日本女性教习群体应时而生,她们以“海国妇人雄飞者”的高姿态亲临中国学前教育场域,积极开展“兵战”后之“学战”活动,指导蒙养院拟定章程、承担多门蒙学科目,一时间中国日式学前教育独领一隅。然而这看似“无私襄扶”的背后却掩蔽着日本对华“温柔”的殖民教育渗透要素,即:通过“施恩”感化、授课日化之策略介入中国学前教育事业改革、掌控中国学前教育发展路向,进而颉颃西洋,为确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宰者地位积极铺路。

复演论教育意涵的演变:从赫尔巴特到杜威

复演论是18世纪至20世纪前期西方思想文化界盛行的历史文化观念和儿童发展理论,对欧美国家近现代教育思想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国内教育学界对此虽有所涉猎,但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基于较为充分的文献史料,通过梳理从维科、莱辛到黑格尔、海克尔复演论阐释的演变过程,具体分析赫尔巴特、德国赫尔巴特学派和美国赫尔巴特学派将复演论运用到学校课程的探究、霍尔以复演论为基础诠释儿童发展阶段和开展儿童研究的努力以及杜威基于复演论对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探索,并据此探讨复演论在近现代欧美教育理论中的运用和影响,可以发现:“适时”“适用”和“适度”是复演论作为一种“外源理论”对欧美近现代教育思想产生持续影响的重要原因,而教育家主体的二次乃至多次的再创造,是成功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