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汉代的童蒙教育

两汉时期的童蒙教育包含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形式。学校教育包括中央官学(太学、宫邸学)和地方官学郡国学校,其童蒙教育的对象是贵族、中上层地主阶级子弟,童蒙之学的经学教育以《孝经》和《论语》为主要内容,兼习百家之学,道德伦理教育主要集中在做人和治学两个方面。书馆是私学童蒙教育的主要阵地,是经学教育的重要场所。家庭童蒙教育重在传授生活技能和培养伦理道德观念,社会童蒙教育主要体现在社会教化上。童蒙教育为汉朝政府培养了高素质的储备人才,推动了汉代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促使重学、尚学之风盛行,为后世的童蒙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元代“读书工程”的设计、实施及其传承——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例

自古读书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以元代程端礼著述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例,探讨与读书行为直接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阐明元代教育背景下的儒生必须要读的书虽为儒家经典,但解经必须遵照朱子集解;二是考察元代儒生读书以“朱子读书法”为指导纲领,既要求必须读到“烂熟”“明透”的程度,还要求终有所习得;三是探析元代儒生读书目的主要有济世和治学两种途径。由此进一步揭示《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呈现的“读书工程”,秉承着朱子的理学教育思想,不但整体设计的思路清晰明了,而且实施过程的可操作性很强。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拉萨小学及其创办之意义

国立拉萨小学是国民政府中央在拉萨所办教育事业中较为成功的一例,关于该校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存在许多错讹之处。文章利用档案资料,对国立拉萨小学的创办、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系统地梳理,并探索谈校在国民政府治藏教育政策执行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试论民初乡村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以20世纪30年代四川为例

经济收入、社会权益和职业声望是衡量一种职业的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以20世纪30年代的四川乡村小学教师而言,其经济收入菲薄,福利待遇低下,职业岗位得不到保障,社会声望不及塾师,严重影响了小学教师的社会形象和从教积极性,进而影响到国民教育的普及与质量提高。

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20世纪初期的历史透视

通过对 2 0世纪早期中国儿童文学史与中小学语文课程发展史的透视 ,能清楚看出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学校教育的需要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产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课程实践客观上促进了早期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 ,同样 ,儿童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为儿童文学成为语文教育的课程资源提供了可能。

中国村落小学的百年兴衰

村落小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兴起至今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清末最后十年时间里,在政府、教会和民间三股力量的扶持与推动下,新式小学在广大乡村开始兴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村落中兴办新式小学的热情愈益高涨,办学规模也日益扩大。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政府极力倡导和鼓励群众办学,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兴建了大量的"民办小学"(村办小学)。"文革"十年中,农村小学急剧扩张,几乎实现"村村有小学",数量达到了中国历史最高峰。改革开放之后至今,村落小学在调整中发展,数量逐步减少,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进行大规模教育布局调整,大量村落小学撤并,数量急剧减少。

20世纪30年代四川小学教师待遇状况

20世纪 3 0年代 ,四川小学教师待遇低下 ,生活难以维持。其重要原因是小学教育经费的来源不稳定、管理混乱和分配不均。菲薄的待遇导致小学教师队伍不稳定 ,从而阻碍了四川小学教育的发展。

追求教育平等的尝试:小学新学制改革及其影响(1950—1953)

1950年至1953年施行的小学新学制改革,以消除初等教育中存在的地域与出身不平等为出发点。但由于改革设计者最初未能考虑到各地教师人才储备情况、资金投入状况、学生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教学压力的突然增加使得基层教师意见很大,消极怠工,改革阻力重重,多数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升反降。以消除不平等为鹄的的学制改革却拉大了不同地区、不同学校间的教育差距,不得不提前终止。然而,新学制的实施从三个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小学教育文化:形成了超越个人义务层面的教育荣誉感;改变并统一了教学方法;重构了师生关系,提升了学校教育的地位。

江苏地区私立小学的改造与接收(1949-1956)

20世纪50年代前期对私立小学的改造与接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依据档案资料,探讨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在江苏地区贯彻落实的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整个过程经历了登记管理、初步改造和全面接收三个阶段,涉及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私立小学校方和教师、学生及家长群体。改造与接收政策得到广泛拥护,而分阶段逐步推进的做法,则凸显了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

近代中国小学生身体形塑研究

在"强国保种"思想的引导下,学生的身体形塑成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焦点。近代小学生的身体因政府、舆论和学校规章的外部规训和学生的自我内在塑造而形塑。就外部规训来看,从清末"癸卯学制"颁布开始,政府对学生的身体实施理念与政策双向控制,媒体杂志、学校则分别采取舆论及制定规章来规范学生身体。就自我内在塑造来看,小学生的日记则曝露了其对身体及其身体形塑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他们坚持锻炼身体并把自己的身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注重卫生习惯培养;面对体罚,强调自省诫勉;注重仪容,穿着大方。近代小学生身体形塑过程呈现出以下特点:内塑转外塑,多重合力;细致化与科学化趋势明显;适塑同步,严禁体罚;全民参与,辐射性强。近代小学生身体形塑效果显著,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

民国教科书《模范公民(训练册)》分析

《模范公民(训练册)》是一套民国时期的小学公民训练科教科书,由教育家陆伯羽编著,世界书局出版。该套教科书供初级小学使用,每学期一册,共有八册,其训练目的具体、细致,形式新颖、别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分析解读这套民国教科书,对今天的儿童公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乡村新学教育发展缓慢的政府原因

20世纪初,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在全国上下大力推行新学教育。然而,这种靠政府强力推行的新教育在乡村社会发展中却举步维艰,与传统的私塾教育相比处于弱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各届政府普遍漠视乡村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文化竞争的角度解析这些原因,对正确认识乡村社会的教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日据时期台湾小学校初探

所谓小学校,指日本占领台湾后,专为在台湾的日本人子弟开办的初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小学校虽然设有明文规定是日本儿童唯一进入的学校,可是,事实上进入小学校读书,是日本儿童特有的权利。"①与此同时,又专为台湾民众子弟开办了公学校。通过这两类学校将日本儿童和台湾儿童区隔开来,实行所谓差别教育。本文试图通过对小学校发展源流及主要特征的粗浅探讨,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民众实施教育歧视政策的反动本质。

试论古代蒙养教育与科举

蒙养教育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科举制长期并存。科举考试使蒙学教育目的与其接轨,使蒙养教材渗透强烈的功名利禄思想。特别是一些科场的失意者,做蒙师便成了他们临时的选择和人生过渡,这不利于蒙学教育质量的提高。但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古代蒙学的确有了长足发展,在识字、写字、读书和作文训练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科举考试推动、促进并保护了中国古代蒙养教育的发展与成就。

贺绿汀在抗战时期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的教学与管理探究

抗战时期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音乐组的办学理念与办学实践所秉持的精神品格与方法，不仅是20世纪的文化精品，同样也为今天的音乐教育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对话的基础。贺绿汀作为音乐组首任主任，为音乐组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人文基础。本文从教学与管理的角度来呈现与阐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贺绿汀的教学与管理实践，以期为当今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民国时期小学职业指导的实践与启示

我国科学意义上的职业指导发端于民国初年。让人意外的是,在高校和中学之外,民国时期中国的小学也曾经开展过职业指导。民国时期小学职业指导活动的开展,既受当时中国特殊国情的影响,也体现了专家们"从娃娃抓起"的愿望,民国时期小学职业指导主要有演讲、谈话、参观、加授课程等形式,委员会是实施职业指导的主要形态,主要内容有职业陶冶、升学指导和就业指导三个方面。这些为今天扩大学校职业指导的实施范围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抗战时期国统区解决“师荒”问题的政策与措施

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师资力量又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师荒"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教育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初等教育界"师荒"问题的表现与危害以及国民政府为解决"师荒"问题采取的措施作初步探析,以求有助于抗战时期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为当今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某些启示。

百年前的教科书——对《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一册)的释读

本文通过对杭州孔庙所藏《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一册)编辑特点及内容的全面介绍,揭示了百年前,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中,该教科书作为近代教育肇始的文献资料所蕴含的深刻文化价值及思想内涵,以及对当代教育的启迪作用。

俞子夷和他的“设计教学法”实验

俞子夷（1886—1970），又名旨一、遒秉，江苏吴江人，是自学成才的著名教育家。他的一生。从小学教师、小学校长、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厅长（浙江省教育厅），始终在工作中坚持自学，并联系小学教育实际开展教育研究（包括教育实验），在我国近代教育家中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