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汉代的童蒙教育

两汉时期的童蒙教育包含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形式。学校教育包括中央官学(太学、宫邸学)和地方官学郡国学校,其童蒙教育的对象是贵族、中上层地主阶级子弟,童蒙之学的经学教育以《孝经》和《论语》为主要内容,兼习百家之学,道德伦理教育主要集中在做人和治学两个方面。书馆是私学童蒙教育的主要阵地,是经学教育的重要场所。家庭童蒙教育重在传授生活技能和培养伦理道德观念,社会童蒙教育主要体现在社会教化上。童蒙教育为汉朝政府培养了高素质的储备人才,推动了汉代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促使重学、尚学之风盛行,为后世的童蒙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助圣贤坯璞--朱熹童蒙教材对理学传播的意义

南宋教育家、思想家朱熹,编撰的数篇流传于世的童蒙读物在理学的建构、传播和发展方面发挥很大作用。这些童蒙文本是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助力理学传播的重要手段。其内容兼具义理性、普及性和通俗化,其编撰为儿童和理学初学者提供了规范化的读本,有效发挥了理学文本的传播功能。朱熹的童蒙教材完善了朱熹理学著作体系的建构,在语言和内容上化繁为简,将晦涩深奥的内容简单通俗化。教育对象并不局限于儿童,理学入门学习也同样适用,使童蒙教材的传播更具广泛性。内容以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为主,充满理学色彩。

传统识字教材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自西周时期便出现了专门用于识字教学的字书,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识字教材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脉络。传统识字教材契合了集中识字的教学模式,大多采用韵语形式,识字教育关联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推动了汉字在不同社会领域的传播和普及。其中,作为主流教材的“三百千”与杂字类教材相互补充,共同满足了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识字需求。晚清时期,中西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交融,识字教材的编写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着力创新编写理念、更新知识结构、建构学科逻辑,切实提升了识字教材的知识性、科学性、人文性、趣味性,推动了识字教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与现代幼儿教育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历史悠久,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周秦到唐的综合类教材时期、宋至清中叶的分类撰写新蒙书时期以及清后期的新式教材时期。蒙学教材符合儿童认知心理,具备既识字又育人的特点,在内容、形式和教育方法等方面对现代幼儿教育均有启示意义。

我国古代教材的编撰特点、教育机理及现代借鉴

我国古代教材兼具文化经典身份,其数量广博,内容涵量丰富,擅用诗性隐喻文体,文本编制遵循接受逻辑,从“内容涵量”“文体风格”与“文本编排”三个层面建构了教材文本的教育机理,生成了“活性”知识形态,并以吟诵及体悟的学习方式扩展了教材价值,为提升新时代教材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有益启示:要培育建设作为文化载体的教材体系,增强本土化教育自觉;要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及素材选编范畴,推动教材由“薄”向“厚”转变;要回归“文以载道”,持续构建促进个体理解的教材文本形态。

宋代家训与启蒙

具备启蒙功能的家训,主要有涉蒙家训和启蒙家训两类。在儒学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宋代涉蒙家训获得了长足进展,背后主要是家礼、义庄等新生宗族要素的推动。而宋代启蒙家训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背后推动者主要是理学家群体,主要有践礼和训理两条变化脉络。两类家训的迅猛进展,共同将宋代童蒙文化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朱子童蒙教育思想传承研究

童蒙教育作为朱子教育思想的核心之一,对于培养乡村儿童的道德品质、知识素养和人文关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童蒙教育思想在当代乡村教育中的应用价值及其现状,探讨了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普及和传承朱子童蒙教育思想。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法和措施,可以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推动朱子童蒙教育思想在乡村教育中的广泛应用与传承,促进乡村文化的繁荣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幼学琼林》中的适用设计思想探析

儿童启蒙书本《幼学琼林》于明代晚期成书,于清代及民国时期增补,得到“读了《幼学》可以走天下”的称赞。此书包罗万象,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自身为核心,蕴含了关于造物的适用思想,并从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在自然界、社会及人自身中的适用设计思想。本文将通过对《幼学琼林》中适用设计思想进行分析,了解适用思想在生活中的作用。

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私塾与学堂——20世纪前期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历史阙失

20世纪前期,新式学堂在国家"求才"与教育现代化的背景下被注入乡村社会,却表现出种种的不适应,受到乡民的回避、抵制与抗拒;私塾在草根社会则以其极强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受到乡民的青睐。乡民对待私塾与新式学堂的不同态度,是他们对教育现代化努力阙失的回应,是他们受教育权遭遇剥离的"理性"抗争。

中国蒙书在汉字文化圈的流传与发展

童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承担着传统文化启蒙与传承的最基础工作。无论是古代贤哲、伟人,还是广大普通民众都离不开童蒙文化。近代对于儿童教育与传统文化的重视,也引发了对童蒙教育的关注,进而促进蒙书研究的发展。尤其近年金滢坤教授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的努力与积极推动,童蒙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热潮滚滚,成果丰硕。

传统蒙学对于现代家庭建设的教育价值分析——以《三字经》《弟子规》为例

作为传统蒙学读物的代表,《三字经》《弟子规》蕴含着系家国、明人伦、重德行、正家风等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深入挖掘分析可发现其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家庭建设新目标具有十分可贵的教育价值。'系家国'的思想强调了家庭建设必须注重培养儿童'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的铸魂培根作用,'明人伦'的思想表明了家庭建设必须把构建'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作为基础,'重德行'的思想提供了塑造'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的德育生活化途径,'正家风'的思想体现了具有代际传递和互动特征的'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在新时代更加注重家庭建设、家庭教育的背景下,探究《三字经》《弟子规》等蒙学读物的家庭教育思想,对于促进家庭教育的'教''养'合一,推动现代家庭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塾师经济待遇初探

本文探讨了塾师整体经济待遇的种类 ,并撇开地域因素探究了其个体经济待遇存在的具体差别及其原因 ,认为私塾的级别、类别不同、塾师自身素质的不同 。

辽朝私学教育初探

辽初确立"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后,官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但仍不能满足各族民众的需求,而没有统一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教育内容因需而宜的私学教育在契丹社会向慕华风的历史背景下获得较大发展。私学教育模式灵活多样,既有以家庭为背景的家学教育、以庠校为依托的私塾教育,也有以私人组织为核心的讲学教育和以士人为主体的自学教育。与官学教育相比,私学教育对象面向契丹社会各族各阶层,使更多的普通民众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为儒家文化以及医学、天文等诸学在我国北方游牧地区普及、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大约每年有150元左右,相当于高等学校教员收入的1/10,是农民收入的2.5～12.5倍,略高于新式学校小学教师和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城市熟练工人之工资,与19世纪后期的塾师相比其经济地位有所下降,这与废科举以来新学教育的冲击不无关系。

从幼童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

1823年,作为幼童启蒙课本的基督教中文《三字经》问世。随着不断的修订出版,它逐渐成为面向普通民众宣教的宣传小册子,是19世纪种类诸多的宣教小册子中使用时间最长、出版次数最多的一种。1823年以后,基督教中文《三字经》产生两个发展分支,此外方言《三字经》版本也有所流传。麦都思《三字经》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取缔到改造: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私塾的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严格取缔私塾,禁止传授四书五经。抗战中后期,中共采取团结、改造私塾的方针,私塾成为小学教育的有益补充。中共私塾政策的重大调整,标志着其对抗战形势和中国国情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但在团结私塾方面也出现了改造不彻底等问题。

中共与苏区小学教育的改造研究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苏区依托各级苏维埃政权,严厉取缔私塾,在禁止私塾的基础上,创办列宁小学,使儿童接受文化知识和革命教育。中共推行的严厉取缔私塾的政策和种种措施,既是建设理想社会的应有之义,又符合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趋势。中共在取缔私塾、建设列宁小学的过程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同时也暴露了照搬苏联经验、对中国国情认识不足、对传统教育模式理解有偏差等问题。

论塾师在近代私塾改良中的消极嬗变——兼论传统塾师的社会地位与作用

中国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初的私塾改良是中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过程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点。改良主要从管理体制、课程、教学内容、塾师、教学方法几个方面展开,而其核心在于塾师的改良。本文对塾师在历史长河中的辛苦劳动及其积极的历史作用给予肯定,对塾师在私塾的近(现)代化改良中消极性的历史嬗变进行了分析,以此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教育史的改良历程。

近代私塾教育与宗族社会

史学界一直以来对教育史发展倍加关注,对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近代教育所涵盖的教会学校、新式学堂、书院、官学制度以及一些杰出人物所提出的教育思想都有所专著。但是对于作为中国千百年封建教化的基层单位———宗族乡里的私塾教育,论述却很显单薄。因此当史学家从宏观角度剖析清末民初中国教育体系改革一直在学堂———私塾的二元格局中徘徊的奇特现象时,长期以来归咎于政府效率低下、教育经费投入缺口等原因,却没有把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士绅统治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宗族势力与之相联系,这也就忽视了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社会权利真空的填补者在乡村教化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力。

清末山东私塾述论

私塾在山东已有两千余年历史。至清末,随着废科举兴学堂的发展,私塾的衰落无可避免。一部分私塾经过改良,在形式上向新式小学堂靠拢,而绝大多数私塾,仍以原有的旧姿态广布乡野,与新式教育相抗衡。私塾的存在,有其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阻碍了山东教育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