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依据一参考”综合评价招生的浙江模式与经验

作为新世纪高中新课改背景下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创新,浙江省自2011年开始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探索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是一种典型的“两依据一参考”模式。在传统高考文理分科时代,“三位一体”招考模式对于文科生的理、化、生素养和理科生的史、地、政素养具有较好牵引作用与提升效应;而在新高考自由选科背景下,“三位一体”招考模式有助于提升考生对于高中学考的重视程度。浙江省“三位一体”招生模式为我们认识新高考综合改革“两依据一参考”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实践范例。

“3+1+2”选科模式下大学生高考改革满意度的群体差异

2014年以来我国启动了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第三批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江苏、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河北、辽宁、重庆8省市高校学生问卷调查显示,“3+1+2”选科模式下的新高考生源大学生对高考改革的总体效果满意,直接利益相关者对改革的获得感高。不同性别、年级、家庭背景、教育背景、选科偏好的学生的高考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改革深入推进,高考改革政策宣传和优化效果显著,利益相关者对改革预期平稳,但高等学校尤其是普通本科高校应着力加强内涵建设,应对可能出现的生存危机。

高考试题查重的背景、困境与对策

高考重题现象破坏考试公平性和公信力,对中学教育教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在高考高利害性和社会对高考不公平“零容忍”背景下,这一现象势必妨害社会稳定。由于查重对象极为庞杂、查重资源存在盲区、查重标准模糊不清、查重机制尚未确立等原因,当前高考试题查重工作面临重重困境。推进高考试题查重需要从拓展试题搜集渠道、制定试题查重标准、完善试题查重流程、研发试题查重系统、加强试题查重保障和做好重题应急预案等方面综合采取应对措施。

新高考选科改革的效果与走向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是1952年我国统一高考建制以来最全面系统、牵涉面最广、力度最大的一次变革。截至2022年,我国先后有5批次、29个省份启动了新高考改革,重点进行了考试科目设置与招生录取机制两方面的改革探索,前者即通常所说的新高考选科,所有试点省份皆进行了选科制改革。

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评价的实证研究

基于83694份“高考改革问卷调查”有效数据,考察高中生、大学生、高中教师、大学教师、家长与关心高考改革的社会人士五个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的评价。通过词频分析可知,“公平性”“高竞争”“压力大”是各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最广泛而突出的评价。通过熵值分析发现,各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评价同中有异,表现出不同利益诉求。通过聚类分析则进一步验证和深化了词频分析和熵值分析所获得的各项结论。鉴于此,应明确维护高考公平仍是高考改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兼顾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同时对高考改革的政策评价也应予以适当延展时间。

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的考试评价工作研究

考试评价是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学实践有显著的导向作用。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考试评价工作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既要为教育政策制定及改革决策提供建议,也要服务命题部门提高命题水平,并服务一线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评价过程中,要做到“四个结合”,即将教育测量理论与大数据技术结合,教育评价理论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探索相结合,将过程评价、结果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相结合,以及将分类设计和多元供给相结合。

以高考改革回应国家创新人才培养需求

又到一年一度的考试季节,中国大地再次上演着盛大的高考场面。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高考,包括查看分数和录取发榜再度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考试在中国教育和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三国时曹魏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征南将军王昶指出:“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陈寿《三国志》卷27《魏书·王昶传》)这句话准确地揭示了考试的测量功能,犹如能够精确衡量物体长短曲直的尺度一样,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

新高考十年“选科走班”政策推进的矛盾审视与路径反思

新高考十年“选科走班”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师生对政策价值判断反差明显、选科决策出现兴趣为成绩“让路”、学生多样发展与单一评价冲突、教师多重压力与家长“高认可低参与”矛盾、“自利性”诉求诱发政策落实异化等现实矛盾。“选科走班”政策推进还需进一步理顺教考关系,增强利益群体政策认同度;多元评价赋能高中多样发展,持续促进选才与育人统一;因校制宜优化资源配置,凝聚家校社共同支持合力。

家庭背景对学生高考专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基于专业选择动机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研究发现,新高考背景下家庭背景既可以直接影响学生专业选择行为,也可以通过专业选择动机间接影响学生专业选择行为。具体来讲,家庭社会资本对学生专业选择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表明父母的社会职业地位对子女专业选择行为的影响更明显;家庭背景对学生专业选择动机亦具有影响,但作用路径有所差异,家庭文化、经济资本对学生内在自主动机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社会资本对学生外在作用动机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受教育层次越高、经济收入越好的家庭更注重子女兴趣爱好的培养,而家庭社会职业层次越高对子女的未来期望就越强烈。为此,建议从完善家校合作培养机制、提升学生专业选择能力、强化学生内在自主动机等三个方面来推动学生专业选择行为的合理化。

2021—2023年高考物理试题与《课程标准》一致性研究

采用SEC模式,对2021—2023年高考物理全国甲卷、乙卷与《课程标准》进行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6套试卷中的重点知识和主干知识内容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程度较高,认知水平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也较高,符合高考这一选拔性考试的特点;试卷内容主题呈现了集中度较高、稳定性较强的特点,注重考查重点和主干知识;试卷整体认知水平与《课程标准》一致性较高,符合学业质量标准要求,但不同模块试题的认知水平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存在偏差。基于此,建议物理教学严格依据《课程标准》要求,强化必备知识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聚焦学生物理能力与思维品质;合理设计教学梯度,注重学习进阶发展,提升学业质量水平。

“3+1+2”新高考选科行为的分化及其功利化释疑

新高考虽然提出科学选科的制度愿景,但实际却出现了与之有出入的个体选择困境——选科行为的功利化。基于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亲历空间的分层视角,分析33位考生的选科行为发现:“成绩”“出息”不单是学校、家庭的共识,也被考生所感知并影响了他们后续的选科构想和选科行为;在学业竞争大众化的背景下,考生选科构想的差异体现了不同认知、不同成长经历的考生对教育资源的占有与使用的差别;感知与构想共同支配考生的亲历选科行为并导致行为分化。据此,对选科行为及其功利化的认识应从行为学论域转向社会学论域,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家庭可通过影响考生的感知与构想引导考生科学选科。

新高考是否促进了学生自主选科?——基于CatBoost回归树模型的实证分析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旨归之一在于使学生能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然而现有研究对新高考是否增加了学生的选科自主性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2022年“高考改革问卷调查”获取的31656份大学生样本,按70%、15%、15%的比例随机将样本分割为训练组、验证组和测试组,用训练组构建CatBoost回归树模型,该模型通过了验证组和测试组的检验。基于该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高考促进了学生选科自主性,提高了学生的选择权,但学生的选择能力并未提升,反而有所下降;同时,新高考加剧了学生、家长、高中教师的选科逻辑冲突,增加了学生选科焦虑感;从促进学生自主选科视角来看,“3+1+2”模式是高考改革的理性回归,有利于维护高考改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新高考背景下高考数学试题情境的研究与启示

高考的考查载体是情境,分析中国新高考启动以来数学情境类试题命制特征、探索情境类试题育人功能、明确情境类试题的命制方向有重要的意义.以2015—2023年54套全国卷中的174道数学情境试题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数学试题情境的含义、分类与价值;其次,分析了情境试题的题量与分值、变化趋势、难易程度、题型和考查内容等特征;再次,研究了试题情境的主要类型和育人功能;然后,提出了情境类试题的命制建议:关注情境熟悉性与陌生性的辩证关系、注重情境多样性和恰当均衡性的兼顾、立足试题情境与考查内容的有机融合、重视试题考查内容的适度均衡性与综合性、控制整卷情境试题的总体数量和合理难度;最后,提出教学启示.

十年高考内容改革的主要成就、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

2014年至2023年,高考内容改革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高考评价体系,加强价值引导、能力测评及考教衔接,旨在满足高校人才选拔需求,引导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当前,高考内容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面临选拔拔尖创新人才、促进教育公平、调控试题难度、加强考评衔接、保障试题质量等新挑战。未来高考内容改革要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综合施策,提高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效果、建立公平性保障机制、构建难度质量控制体系、构建一致性评价路径、提高各地选考科目命题能力,以高质量的改革成效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新高考改革的实际困境及其应对

新高考改革在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贯彻素质教育、兼顾教育公平与质量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实行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如学生选择困境、制度结构困境、实践过程困境等一系列现实难题。本文基于对这些困境的分析,提出了突破新高考改革困境的应对之策:加强学生发展指导,构建科学选科的长效机制;优化改革制度结构,推动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加强改革的基础资源保障。

基于SOLO分类理论的高考三角函数试题评析——以2023年4套高考数学试卷为例

利用SOLO分类理论对全国甲卷理科卷、全国乙卷理科卷、全国Ⅰ卷和全国Ⅱ卷4套试卷的三角函数试题进行统计分析,发现4套试卷对于三角函数的考查内容全面,题型结构稳定。一级知识的考查频数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三角函数的概念与性质、解三角形、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三角恒等变换;二级知识中考查最多的是余弦定理。试题整体处于中阶思维水平,思维能力划分清晰,有着明显的SOLO梯度。具体来看,多点结构水平试题最多,关联结构水平试题分值最高,整体思维考查处于多点结构水平和抽象拓展结构水平之间。这提示教师要夯实三角函数基础知识,加强知识的变式训练;构建知识网络,重视主题—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多思维水平试题,实现因材施教。

素养立意的高考试题管窥

素养立意试题的特征是以检测学生的核心素养为旨归,指向问题的解决,具有综合性、情境性、开放性等特点。素养立意的试题有利于学生思维的打开,有利于学生体会知识的应用性,体现学科价值,有利于引导学生活学迁移,避免死记硬背、机械刷题。

高考招生综合评价的三种实现方式

高考招生综合评价可以从广义、狭义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广义的理解是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改革方向;狭义的理解是目前我国部分省市和高校正在试点实施的一种特殊评价选拔模式,各省、校的名称有异,其共同的特征为多要素量化合成总分录取。实行综合评价,是对“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基本原则的贯彻落实,是高考制度完善长期探索的改革方向。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把综合评价作为高考招生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形成了三种实现方式。

新高考改革应强化育人功能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出台,拉开了新高考改革的序幕。此次高考改革以“自由选择”为基调,从选考科目、考试内容、赋分制度、录取制度等方面重构了招生考试系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与此同时,关于学生负担偏重、学业下滑、学习压力和心理健康等问题也引发了很多争议与讨论。未来新高考应该如何深化改革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新高考改革的主要特点及重要启示

2014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1],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历经十年改革实践,《实施意见》确定的五方面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基本建立[2]。本轮高考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由党中央部署推动的重大改革,与历史上的历次高考改革相比较,呈现出一些突出特点,也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