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龙部字考证与龙文化再阐释

龙属炎黄子孙普遍认可的文化符号、集体记忆、共同图腾,并以文字代码的形式层累凝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根脉、意识底座。考诸《汉语大字典》龙部字词,探悉古人以龙为核心构建一语义鲜明、错落有致的龙族认知范畴,有力证实了龙文化起源于中国本土。有别于西方的“dragon”,龙在中华民俗信仰中以雨神、水神的灵异身份频繁出现,是东亚农耕文明发达的忠实见证。更为重要的是,褒龙爱龙之共同情感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最终演绎成一种极为稳定的“大一统”叙事结构、民族共识。要之,龙堪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精神标识,弥漫着无穷的生命活力、浩然正气。

《说文解字》的“字用”思想发微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通常被看作“形”书,其说解汉字的方法及对汉字的具体解析得到学史肯定。本文认为,《说文》还有重要的字用学价值,其“字用”思想可以从《说文·叙》和《说文》正文对字的解释两个方面考察。在《说文·叙》中,许慎揭示了“假借”之“依声托事”的用字实质;用“古文”泛指古代文字,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古文字的结构和古文献中的用字;许慎对文字的定义和文字功能的表述体现了职用实质;许慎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对《说文》编撰目的和编撰原则的说明也都是从文字使用角度表述的。《说文》正文对每个字的解说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意义的印证;《说文》解说中常用“古文以为某”来揭示古代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说文》的“重文”如“古文作某”“某古文”等也是就字的功能而言;“一曰”的说解则反映了同字异用现象;《说文》还常引用书例来证明字义。这些都说明《说文》从服务解读经书的目的出发,非常重视汉字的使用功能,多方面揭示了汉语字词的各种关系。

就

《说文解字·京部》:“就,就高也,从京从尤。尤,异于凡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就高也”之“就”乃衍文,把《说文解字》训释改成了“就,高也。”清宋保《谐声补逸》认为“就”字“从京从尤,尤亦声。”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都认为“就”字应该是从“尤”声的。从今天的认识水平看,《说文解字》把“就”字结构分析成“从京从尤”的会意字是错误的,“就”应该是在“就”字初文上累加“尤”声而成的形声字。

与狼共舞:《说文解字》狼文化意识精义锥指

20世纪以来,狼文化崛起于中国文坛,尤以《狼图腾》影响最大。《说文解字》作为忠实记录中华文明的字书元典,折射了先民对狼之认知历程,以《说文解字》与狼有关的字词训诂为考察目标,从汉字文化学之理论视阈,在万物有灵、铁血精神、生态文明三大维度系统剖古代中国狼文化意识。狼因其勇猛、执着、群居习性与人类的坚忍不拔、团结奋进和集体主义精神相似而被剔选为灵瑞动物、血缘始祖和氏族图腾,进而升华成敢于亮剑、自强不息的战斗意志、铁血精神。“虎狼之仁”“狼不残亲”等动物理念演绎为“万物同齐”的古典哲学论断,对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普世价值及经典案例。《说文解字》狼文化嬗变历程就是一部炎黄子孙赓续祖志、发愤图强、永不言弃的民族秘史、励志传奇。

从抄配、借校到石印:徐乃昌刊印《说文解字韵谱》考

徐乃昌1925年自来青阁购得元种善堂本《说文解字韵谱》后,拟覆刻出版。徐乃昌请范兆经据《函海》本、李显本抄补缺叶缺字,又先后拟请黄侃、刘葆儒撰写校记,惜校记未能完成。最终,徐乃昌以自藏本《韵谱》为主要底本,又借瞿启甲所藏同版但较为晚印之《韵谱》配补缺叶,于1927年交鸿宝斋石印出版。徐乃昌的书籍出版,在《说文解字韵谱》之后,逐渐从雕版转向石印。梳理徐乃昌刊印《韵谱》的前后始末,也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20年代沪上古籍出版情况的认识。

《说文解字》专设部首统辖一个表意字的原因探索

《说文解字》只辖一个表意字的74个部首中,30个部首是根据归部的需要而另行设立的,部首、部内字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合体表意字的归部处理,遵循着归部和谐的原则,按照编排体例来进行。30个合体表意字在归部时,舍弃字形中业已存在的现成部首不用,而另外设置一个部首来归部,是为了让合体表意字以及字形中充当字头的义符归部和谐。部首的选择与设立,受《说文》统一的编排体例的制约。

《说文解字》中古文的音化考释

《说文解字》以六书理论分析字的形体、说解字义、辨明读音,保留了诸多珍贵的文字形体,其中古文数量相对较多,据商承祚的《说文中之古文考》统计,共得521个古文形体,对应《说文解字》中的小篆共462个。选取古文中本来并非形声字但在文字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形声字的例字,考证其音化过程,这些例字或添加某些声符,或本有声符发生音转,或声符发生变化等,文字形声化过程与文字形体和意义的关联密切。

《说文解字》中的“二字相合”对称字

对称是汉字构形的一个基本特征,《说文解字》中有一类特殊的对称字,即“二字相合”对称字,这类对称字是由两个汉字一上一下或者一左一右相互组合而成的对称符号。以《说文解字》为底本,分析“二字相合”对称字的分类、形义关系以及成因,进而反映汉字发展的部分规律。

龙于经传皆有云:《说文解字》龙部字文化特质孔见

龙乃远古传说中的动物,历经上万年的推阐演绎,最终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重要文化现象。《说文解字》保存史前以来中华先民仰观俯察、穷究天人的珍贵历史信息,故以龙部字为考察目标剖析其文化特质,研究结果证实:蛮荒时代受中原农耕文化影响,龙作为鳄类动物首先以祈雨解厄之巫术面目出现;随着民族融合,在封建“大一统”的历史驱动下,龙因身份尊贵、兼容并包诸多优势成为帝王贵胄之标志性符号;封建帝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后,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砥淬重铸下跃升为国民的身份象征。《说文解字》龙部字忠实见证龙在兽性、神性、人性之间的语码转换,龙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海纳百川、乘风破浪、龙马精神的辉煌史诗。

《说文解字》“系”部字及其文化内涵研究

文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重要工具,也是今人窥探古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的窗口。《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辞书,收字全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对“系”部字进行了统计,并运用相似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将其归类,在此基础上探究“系”部字的文化内涵及古代人民的智慧。

姚文田、严可均《说文解字考异》考论

姚文田、严可均编纂的《说文解字考异》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说文》异文总汇。本文对《说文解字考异》的性质、版本及价值进行了论述。在性质方面,文章指出《考异》是一部著作而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在版本方面,文章对《考异》的版本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考异》的价值方面,文章指出《考异》从编纂到修订历时百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深入研究清代《说文》学史意义重大。

从形义角度管窥《说文解字》的刑罚文化

采用观察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对《说文解字》中的竹部、辛部、刀部、耳部、金部和木部等部首的刑罚字进行重文字形和意义分析,了解先秦两汉时期刑罚手段的多样化和残酷性,以及当代刑罚体系与上古时期刑罚的继承关系,为新时代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参考。

“因声求义”与《说文解字注》

萌芽于先秦时期的声训,在两汉、魏晋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以刘熙《释名》为代表的声训专著,虽解决了很多词语训释的难题,但存在分散、孤立的弊端;宋朝王圣美把声旁兼表意的理论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右文说”,继承了声训合理的内核,注重考察一组词之间的音义联系,但把问题过于绝对化,举例不够精细;清代学者在声训与“右文说”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系统的“因声求义”理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进行了全面的实践,体现在探究语源、说明通假、解释联绵词三方面。

雷浚《说文段注集解》略论

清代学者雷浚的《说文段注集解》是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行重新分类和系统编排的一部巨著,作为近出新材料,上海图书馆藏清稿本是目前所见唯一传本,鲜有人研究。该书摒弃了“始一终亥”的部首编排方式,采用编画法和自然分类法对《说文解字注》重新编排,删节了各字条的说解,并新增一些字头和双音节词,在具体内容上少有创新,但用字上多有变动。该书为段学研究和清代《说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学术史价值,但同时也存在分类不全、体例不一、字词关系混乱等问题。

《说文解字》“仓”及相关问题研究

在《说文解字》“仓”字基础上,通过分析传统文字学家、古文字学家对“仓”字的解释,探讨“仓”与“苍”的字际关系,发现“仓”是本字,“苍”是在“仓”的基础上分化而来的。“仓黄”有表示“颜色”和“急遽”两个义项,表“颜色”义先于“急遽”义产生,且唐代之后,多用于表“急遽”义,表“颜色”义逐渐消失。

《说文解字》马部字的六书分析

《说文解字》是一部解说汉字形、音、义的著作,其中马部共收字115个,新附字5个。通过从六书的角度对马部120个字进行分析并归类,共分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四类,由此可以看出马部字齐全的造字方法。

《说文》部内辖一个表意字与一个形声字诸部归部探索

本文以《说文》中部内辖一个形声字和一个表意字41个部类为研究对象,对表意字归部理据进行探索。绝大多数表意字的归部呈现出共同的特点:与相邻的字同义类或有共同的字义特点,或者字义关系密切而能共同表示某种状况或某个事件。少数字受自身形体的限制只能单方面“据形系联”归部。《说文》表意字归部时遵循的是“以类相从”的原则。

《说文解字》“土”部字蕴含的农耕文化

《说文解字》144个“土”部字字义涉及与土地、土壤、农业等相关的事物和概念。因此,本文分析了与泥土、土壤相关的字,如“壤”“塙”“垆”等。这些字描绘了泥土的质地、颜色和特点,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土壤肥力的重视和探索。本文通过对《说文解字》“土”部字进行深入研究,以了解古代中国人民对土地的认识和利用,以及他们对土地的敬畏和感恩之情,这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和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纵死犹闻侠骨香:《说文解字》侠文化精神蠡测

侠属一种隐性文化,在民间极有市场,对中国传统文学影响深远。《说文》作为中华字书元典反映着史前至东汉炎黄子孙的五经话语体系,故以《说文》涉侠字词为研究对象,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在武术文明、社会正义与天下兴亡等三个方面集中剖阐中华先民的侠文化精神。研究表明:侠最初是上古君王、贵族或人臣养的剑客、刀客等,他们武艺高强,精通各种兵刃器械,且仗义疏财、知恩图报,具有高尚的道德规范。随着大一统历史进程的深入,侠被时代赋予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如建功立业、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等新内涵的融入使它真正担当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从武士至君子再到爱国者的形象转变凸显侠文化的日臻完善,《说文》侠文化给中华文明史贡献了正能量、源动力、好声音,其价值历久弥坚。

《说文解字》会意字选定部首的原则探索

《说文解字》有44个部首是专为会意字的归部设立的,部首与部内字是互为依存的关系。许慎在对会意字进行归部处理时,要在不同的义符中选择部首。通过考察各字的归部理据及归部特点,推断会意字选择义符(部首)和归部的统一原则是“以类相从”,即把同义类或字义特点相同的一组字,或者意义关系密切、一起表示某个事件或某种状况的一组字,取共同的义符(部首)来归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