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武土话的“有咯/冇咯+VP”结构

临武土话中有“有咯/冇咯+VP”结构,其中“咯”为语气助词。与其他南方方言中的“有+VP”结构相比,“有咯/冇咯+VP”结构中“咯”的介入,话语层次和句法层次有了形式上的界线,结构各构成成分承担的语义也能明确区分。“有/冇”表示存在的肯定与否定,“咯”表示主观确认,VP表示事态,“有咯/冇咯+VP”的结构义为“确认事态存在的肯定/否定”。“有咯/冇咯”具有话语标记功能的插入成分。

西昌城关区新派方言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原因

西昌城关区方言是西昌方言的代表性方言。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西昌城关区方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有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之分。新派方言的语音系统不同于老派方言,其声母、韵母和声调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受到了成都话和普通话的影响。

贵州翁降水语同音词的分类与特点

贵州翁降水语的同音词是其语言的一大特色,对于水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研究水语词汇的重要内容。本文对翁降水语同音词进行分类研究,归纳了水语固有词中的同音词、方言土语内部差异形成的同音词和语言接触形成的同音词,总结了翁降水语同音词数量多、语义内涵丰富和语言表现力强等特点。

论合川方言中表小称的重叠词

重庆合川方言属西南官话川黔片成渝小片,该方言有多种小称形式,其主要功能各有侧重,但均可表小指爱。重叠的主要功能为转指、转类和成词,合川方言表小称义重叠词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表小的重叠词数量少,表义功能也较弱;二是几乎所有的重叠词都带有喜爱、调侃或轻松随意等语义色彩。在过去某一时段,重叠应为合川方言双音节词主要的小称手段,并且层次较早。

丽江纳西族汉语方言音系及音韵特点

丽江纳西族汉语方言,既受到民族语的影响,又受到周边汉语方言、普通话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这在语音方面尤为突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归纳出丽江纳西族汉语方言的音系及其音韵特点。丽江纳西族汉语方言有24个声母,它的主要特点是:古全浊声母清化,尖团不分,具有[ts、tsʰ、s、z]和[tʂ、tʂʰ、ʂ、ʐ]两套声母等。有31个韵母,它的主要特点是:韵尾简化,韵头简化,以及具体韵摄的分合等。有阴平、阳平、去声、入声4个声调,它的主要特点是:古平声字按照声母的清浊今演变为阴平和阳平,清声母、次浊声母上声字与阴平合流,全浊声母上声字今读去声,古入声字今自成一个调类。

民国《新繁县志》卷四《礼俗·方言》音注探赜

民国三十六年序刊本(1947)《新繁县志》卷四《礼俗·方言》是记录20世纪上半叶新繁地区方言的文献材料;其中,70例方言条目附音注,可划分为前代文献音注和纂志新拟音注两类。这些音注能够体现方志纂修者强调方言与通语语音差异、坚持贯古通今的语音史观、注重方言词语音义匹配的记音态度。深入分析方言音注构成,可以发现,当时当地的部分方音仍然保留着较古的读法,能够反映民国时期西南官话灌赤片岷江小片方言的部分声、韵、调特征。

仁寿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词“娘”和“孃”

仁寿方言的亲属称谓词“娘”和“孃”二者具备不同的使用特点,它们的适用范围和使用频率也不对等。内部主要表现在词义、语义、构词等方面;外部和普通话相比,主要表现在词义和构词形式两方面,而且还存在一对多的情况。而且仁寿方言深受湘方言的影响,亲属称谓词“娘”和“孃”带有很明显的湘语特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语言发展是一个不断相互影响的过程。

四川方言[sa^(21)ko^(21)]本字考

方言词语中存在着不少“有音无字”或“一音多字”的现象,考求其本字对字典辞书编纂修订工作、理清方言字词发展源流具有重要意义。四川方言里有一常用方言词sa^(2)go^(2)[sa^(21)ko^(21)],为“结束、完毕;最后”义。该词写法至今尚未在各文献词典中得到统一。本文结合训诂学、音韵学知识攀爬梳理文献,以求考证出四川方言词sa^(2)go^(2)[sa^(21)ko^(21)]的本来面貌。

粤西吴川土白话与北海白话的一致性探究

吴川土白话与北海话相关论著材料的比较表明,基于两者的语言事实,吴川土白话和北海话语音、词汇面貌很接近。吴川话与北海话在语言文化方面其实存在密切联系。两者在具有差异的表征下其实具有一致性,且并非由于两者均属于粤方言,而是另有原因,包括历史行政区划、人口迁徙等方面深层次的联系。

论“软”的慰劳义及其他

在敦煌文献及传世文献中有“软脚”一词,义为“慰劳接风”。“软”的本字应为“餪”,音“暖”,并由此衍生出暖女、暖寿、暖痛、暖丧、暖墓、暖床等词及相应的许多饮食礼俗。对于这些礼俗的产生,本文从“餪”词义演变的角度,探寻其相应礼俗的发展变化及文化内涵,即从“馈食”“慰问”演变成为一系列的饮食礼俗,具体表现在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体现了国人之间的人文关怀。

重庆方言AA式名词重叠结构分析

以方言文献、研究专著、重庆方言电视剧等为语料来源,构建重庆方言AA式名词语料库。研究发现,重庆方言AA式名词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首先,基式词类丰富,包括单音节名词、形容词、动词和量词,它们均能通过重叠构成AA式名词。其次,AA式名词既存在着构形重叠,也存在着构词重叠。再次,基式为名词的AA式重叠结构最为常见,表现出较强的造词能力。最后,重庆方言AA式重叠结构的使用源于长期的语言演变,其词汇量会随方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试论永州方言的程度副词“蛮”“死”“晓了”

永州方言是湘方言中生动鲜活的一部分。永州方言有大量表示程度的副词,该文选取了“蛮”“死”“晓了”三个使用频率较高的特色程度副词,通过列举、比较的方法,分别对它们的语义语用、组合功能和句法功能进行深入分析。在词义方面,它们基本意皆为“极;很;非常”,表高程度,从程度差别上说,“死”最高,“晓了”略低于“死”,“蛮”的程度最浅;在组合功能上,它们主要修饰形容词和动词;在语法功能上,都可以和形容词或动词组合后充当谓语、宾语、补语;在语用功能上,“死”“晓了”可以用来凸显夸张色彩、表达主观感情,“蛮”则带有一种委婉的语气。

重庆方言“遇得到(X)”构式的共时历时研究

习语构式一直是认知语言学关注的重点,但是相关文献表明,方言中的习语构式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在构式语法的视角下,探究重庆方言习语“遇得到(X)”构式的共时与历时特征和认知理据;分析“遇得到(X)”构式的构件组成与语音、句法、构式义及功能等语言特征;从历时角度探析该构式的演变过程;从认知语言学的话语选择理论等视角出发,认为“遇得到(X)”构式形成的语言理据包括过度分析、不足分析和隐性分析,其非语言理据包括具身体验性、认知经济性和语言生态性。

新媒体环境下张家界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探析——以张家界市永定区为例

张家界方言作为张家界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播张家界文化的人文纽带。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环境下,如何传承和保护张家界方言已经成为张家界政府、社会各界人士都重视的问题。探析张家界方言的保护和传承问题,也是为了更加科学、有效地发展张家界方言,保护张家界的传统文化,对推动张家界的方言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张家界市永定区为例,对张家界方言的保护和传承问题进行探析。

方言词汇在训诂学上的意义探究——以铜仁德江方言为例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方言本属于同根同源,只是在时空的变迁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根据不同地域方言的差异和对应规律,我们仍然能窥见古代汉语的历史面貌。以铜仁德江方言为例,其中保留不少古语词,方言词汇与训诂学关系密切,方言词在补充释义、厘清文本思路和提高文化训诂意识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对训诂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价值。

常德各县市区官话方言声调的内部差异及发展趋势

常德各县市区官话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常澧片。以武陵为代表的常德市区方言是区域优势方言,只有4个声调,没有入声,发展最快;周边各县市方言向市区方言靠拢,以汉寿、临澧最为活跃,古声调的归类相对来说规律性不强,临澧、常德市区、汉寿构成一个“西北—东南”的活跃发展带;石门、澧县、津市、安乡、桃源相对保守,还保留入声,古声调归类规律性较强,发展较慢,构成一个主要依澧水而形成的方言声调带。古全浊入和清去是各方言声调变化最快的类。周边各县市方言古清去、全浊入声字由原来的阳平、去声读法产生与武陵去声调值近似的阴去或入声的异读,或改读为阴去、入声,是向区域优势方言靠拢的重要表现。

广安方言形容词的不完全重叠式

四川省东部的广安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成渝片。其方言形容词重叠形式较之普通话不但更为丰富,而且颇具特色。我们通过描写广安方言ABB、AXAY、XAYA这三种形容词不完全重叠式,分析其韵律节奏上重读、拖延以及重读加拖延的表达效果;语用功能方面考察了表义程度的增减、形象状态的描绘、主观情感的抒发以及语义的模糊化的表达特点,以求深刻发掘展示广安方言的特征。

临武土话否定词的主客观分工

临武土话的“□[me33]”和“□[ma11]”都作“不”讲,但二者在否定意义上存在主客观差异。“□[me33]”是一般否定词,分布广泛,否定功能复杂而宽泛,没有明确的主观否定倾向。“□[ma11]”是主观意愿的专用否定词,否定施事主语的主观意愿,可实施“拒绝”的言语行为。从语义特征上看,是否具有[+主观意愿]的意义是“□[me33]”和“□[ma11]”的重要区别,也是二者在语法分布和语用功能上产生差异的语义动因。[+主观意愿]并没有成为“□[me33]”的词汇化的语义特征,而只是它的否定辖域。“□[ma11]”通过语音熔合将[+主观意愿]实现词汇化,成为其固有的语义特征。

“龙门阵”里“摆”出的《死水微澜》

李劼人自小受四川民间摆龙门阵文化的熏陶,熟谙摆龙门阵。在小说《死水微澜》中,李劼人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具体过程,同时还向读者展示了摆龙门阵是如何影响主要人物的命运的。除此之外,李劼人还将摆龙门阵的叙述手法化用到《死水微澜》的写作里面。用说书人的口吻、“穷形尽相”的描写、叙述的自由穿插、幽默夸张的语言及川味方言等手法将《死水微澜》当作龙门阵“摆”了出来。李劼人欣赏四川的摆龙门阵文化,同时也感到摆龙门阵文化所带来的缺陷,因此在《死水微澜》的写作中通过条理分明的叙述、突出特性的描写避免缺陷,甚至也反思了摆龙门阵文化所带来的人格缺陷。但是,这种摆龙门阵式的写作依然给《死水微澜》带来了局限,游离于主题的细节描写、历史的碎片化叙述及超越性思考的欠缺是其中的主要表现。

宜昌方言BBA式形容词的理据探寻

宜昌方言BBA式形容词极具地域特色,却少有人探讨其形成理据。通过词内理据分析,A是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并且具有易估量性和易感知性;绝大多数的B是半自由语素,意义较为实在,且可及性程度较高,B进入该式后需要变调。BB和A的凝合既与语法化有关,也与二者的语义相容有关,所提供信息的示证性程度在二者的结合中得以协调,最终构成偏正式和联合式两种格局。通过词外理据分析,可以得知BBA式的形成与人们的认知习惯、语用心理密不可分。宜昌方言BBA式形容词和ABB式形容词的相互转换也遵循着一定的理据,不能笼统地将BBA式视作ABB式的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