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仁为美———儒家共同体美学的美的本质论

“里仁为美”,也即“里仁是美”,不仅是道德情感判断,而且也是审美鉴赏判断,具有儒家共同体美学内涵,蕴藏着儒家共同体美学的美的本质论。里仁为美,作为鉴赏判断,具有存在论(是论)的特殊结构。当“里仁为美”通过存在论的特殊结构内在转换为美是里仁,显现出儒家共同体美学的美的本质论规定时,“里仁为美”作为儒家共同体美学本质命题的重要意义就显露无疑。儒家共同体美学和儒家交往行为美学是“里仁为美”启示下中国古代美学的孪生建构。因而,“里仁为美”不仅是儒家共同体美学的美的本质论,也是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的美的本质论,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复兴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政治语境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新时期文论中的改笔现象及其学术史意义——兼谈文艺学的文献学问题

新时期我国文论中尚未引起充分关注的改笔现象,在改写理论日渐引发国际学界关注的今天值得专题探讨。较之于修辞改笔研究,文论改笔研究有基于其自身问题意识和思维逻辑的特殊性。可以从来源改笔、添补改笔、删减改笔、调序改笔、替换改笔、观点改笔与诉求改笔这七方面,对之展开具体的考察和分析。这一过程显示出文论改笔研究的三点学术史意义:使文论的建构性获得权力微观渗透的切片式证明;为文论的引用性注入超越本质主义的当代内涵;从差异与重复中合乎学理地逼迫出文论的独异性。文艺学由此既应顾及显性的静态面上文献,也应重视隐性的动态改笔文献,以求更好地深化和完善自身的文献学维度。

阐释学发展与中国学术批评生态的建构

文学阐释学成为近年来的学术前沿和热点,它对当前学术批评生态的建构具有重要启示和影响。学者围绕理论问题展开深入而持久的争鸣,取得了很多学术共识;论争走向精细化,理论探讨专业且深入;期刊与学者协作,共同推动学术走向繁荣;学术研讨的形式丰富多样,走向多元化和国际化,并呈现出开放、包容、对话的鲜明特征。阐释学发展在批评的形式与内容上都极具典范性、示范性,对推动中国当前学术批评生态的建构意义重大、启迪深远。

事件·关系·间性:语境诗学的三种理论范式

文艺理论除了聚焦于文本的阐释,还应该关注不在场的和不可言说的语境维度。语境诗学便是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以“语境”作为“元范畴”的理论。“事件”“关系”“间性”成为语境诗学建构的三种重要范式。“事件”范式关注文学发生的现场性、主体的参与性和文学对世界的介入性。“关系”范式主张从非实体、非本质的多重多维的“关系界”来审视文艺对象。“间性”范式强调从时空、过程、网络和环境等非实体因素来审视文学的存在。

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的理论探索--张江教授访谈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江教授长期致力于阐释学和文艺理论研究。近十年来,张江教授以“强制阐释”概念凝练当代西方文论的问题特征,以“公共阐释”概念揭示阐释的理想形态,由训诂入手重审汉语中“阐”“诠”“解”“释”等具有阐释学方法论意义的基本概念,构建知识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阐释论,为探寻中国阐释学的自主道路贡献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

北疆文艺创作与传播路径探析

北疆文化是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品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立足北疆文化,重点剖析了北疆文化视域下北疆文艺的创作和传播路径,以此进一步丰富北疆文化的内涵,促进北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升北疆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中发出内蒙古声音、注入内蒙古元素、贡献内蒙古智慧。

风景何以进入艺术:西方汉学视野里的中国艺术及其山水经验

风景进入艺术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使人们审美的眼睛从功利转向非功利,从人和动物转向植物与风景,这是人类美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风景艺术的产生并非仅仅意味着审美对象和艺术题材的重要变革,对自然风景的欣赏标志着人类的审美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对自然的审美自觉。魏晋时期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都创造了风景文化。山水美学是中国风景文化的结晶,中文的山水不同于欧洲语言的风景,自然审美的伦理化推动中国山水美学形成简淡疏阔的民族特征,为心灵的诗意栖居提供洞天福地,构成了中国山水美学的基本走向。中国先于西方世界形成的山水美学是最具民族性的美学遗产,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

当代文论的五个悖论——兼及“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随着生态危机和人工智能挑战的不断加剧,当代文艺审美活动的悖论性处境日益凸显,将悖论美学、悖论诗学和悖论批评推到了前台,强化了文学理论在“述”与“行”、“硬”与“软”、“质”与“文”、“向心”与“离心”、“域化”与“化域”之间的“悖论式振摆”。这种局面不仅显示了当代理论的“疑难与困境”,也使悖论本身的美学和诗学价值得到“解蔽”和释放,从而使悖论成为一种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型样态。“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近年来有关文学问题的重要命题,其“含混”和“暧昧”不仅将当代文论的悖论性质全面体现出来,而且通过发挥悖论诗学的理论潜能和批判锋芒而对当下文艺文化现象做出了深入的反思和针砭。这是一种“可做的”理论而非一套“可用的”学说,其“洞见”和“盲视”当会在人们“做理论”的批评实践中得到彰显和检验。

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守正创新:逻辑、内涵与路径

守正创新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从逻辑上看,文艺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百年中国文艺发展的经验总结,是新时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然选择。从内涵上看,文艺守正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文艺的人民性,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向;文艺创新要求在创新精神下坚持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的创新,用新的文艺理论指导新的文艺实践。从实践路径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善于发掘新现象、新人物,正确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努力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有将守正创新落到实处,才能实现文艺的繁荣兴盛,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语境”考论

语境的多样性、非明确性、建构性等特点,使得我们试图寻找一个原初的或确定的语境变得不可能。但文本理解需要语境,人们批判或解构语境,比如文本与语境僵化的二分法,目的不是要否定或取消语境,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语境建构大致可分为文本外建构、文本与语境的协商两个方面,而在事件现象学中,文本在自身显现中超越了语境,文本的意义不再需要语境来阐释。不同的语境建构理论体现了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方式和路径,语境问题与文本的意义生产密切相关。理解文本永远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语境或语境理论,也不会有一个最终的语境建构的实施方案,我们只能在避免诸多关于语境的错误认识中,结合文本意义的生产特点,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建构不同的语境。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与路径

中国当代文论还未完全建立本土性的原创话语体系。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经验来看,要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至少要从以下六点入手:一是要把握时代精神,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二是要在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来建构;三是要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基础上继续建构;四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五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学相结合;六是要长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场、及物与灵光:文学性若干特征辨识

文学性难以被说清,其在场却毋庸置疑。把握文学性也许只能靠心领神会,而非总结或分析。文学性不是一个幻相,它是缥缈的,但不是虚无的。从文学经验和现象中,借助参照和比较的视角,都能感应到文学性的存在。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既及物地介入历史与现实,融于社会总体意识形态中,又时常疏离于真与善及其他意识形态范畴,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自身主体性。文学性是文学城堡的灵韵之光,是文学创作的原真性、创造性和历史感,在文学泛化、衍化和图像崛起的时代依然不会消散。

AI文学的批评:路径、范式与重点

AI文学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人类已有的文学形式为样板,通过算法自动生成的数字文本,其本质是算法文学。在通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AI文学的生成是人与智能机器交互合作完成的。随着智能水平提升,AI逐渐由辅助性工具向智能主体演变。面对新的文学现象,简单套用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会导致方法失灵和理论失效,但传统文学批评坐标系关注作品、世界、艺术家、欣赏者四个要素及其之间关系的思路为AI文学的批评提供了方法取径的启示。将“艺术家”置换为“人机创作共同体”,可建构AI文学批评的坐标系图式。AI文学的批评实践仍需坚持以文本为中心,从文本出发,重点关注“人机创作共同体”中人与智能体的关系,由文本批评深入到算法批评,拓展到关系批评,并以反身批评反思人的文学,推动AI文学与人的文学共同繁荣发展。

“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知识型的生成及转换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现代性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型的现代转换、现代思想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及范式转移的枢机与关键。由鸦片战争前后“采西学”“中体西用”的知识范式及知识生产所导引的现代知识型转换及范式转移,与知识界对于现代性及中国现代性的体验、认知与建构模式构想的转换保持着历史视野中的同步性,并以后者作为知识范式构建和知识生产的现实与学理的前提和依据。新世纪以来的知识生产从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转换的可能趋势,也是基于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而呈现的。这种社会文化现实与知识生产的互动状态,凸显了思想文化知识型、知识范式及知识系统的建构特质,为我们审视、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与知识生产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希利斯·米勒的新媒介文学场域解读

20世纪中后期是文学研究转向“外部研究”的时代,希利斯·米勒将研究视野转向文化领域,关注新媒介、气候、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其中新媒介是其重点关注的方向。文学和媒介是两个共生要素,当代文学受到电子媒介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方式多样的影响,文学不再以实质性的印刷书籍呈现和传播,创作由作家个人创作变成人机互动,阅读由纸质文本到电子数码符号,新媒介和文学呈现生态互动的局面。米勒在思考新媒介和文学关系的基础上,发掘新媒介对文学存在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影响,以此构建新媒介视角下的文学场域。

文学区的划分依据及逻辑展开

文学区是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中的重要理论,也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然而,在中外文学研究和批评中,文学区的划分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而言,无论是马工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中关于世界文学区域构成的论述,还是《文学地理学概论》中关于中国文学区的划分,都还有值得进一步细化、探究的空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设定一个相对适当的、科学的和统一的划分根据。本文提出文学区划分的几条根据,以供讨论:一是地形根据,二是地界根据,三是地域根据,四是作家根据,五是作品根据,六是动界根据。以上六个方面根据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是否定了行政区划因素,二是否定了时代政治因素,三是否定了自我主观因素。当然,在文学批评的实践进路中,关于文学区划分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和论证,期待未来能够取得更多实效,从而推动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向前发展。

论新时期以来俄国形式主义两大观点在我国的变异

新时期以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关于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观点在我国的接受中发生了较长时期的变异。20世纪80年代,两种变异在我国研究界呈“一边倒”态势,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割断了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颠倒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两种变异在我国虽有一定的延续,但“翻转”占据主导地位,甚至矫枉过正地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手法指向客观世界、以思想主题的表达为旨归。21世纪以来,两种变异仍有一定的延续,但更具影响力的是对二种变异的有力澄清。以知识学方法探究两种变异的认定、清理变异在我国新时期以来发生的动态历程、探讨变异发生的社会历史情境,有助于观照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旅行”的在地状态,使后学者避免误导,更好地理解俄国形式主义文论。

Sora:从技术哲学到文艺学的思考(笔谈)

哲学学者吴冠军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提出:从ChatGPT、DALL·E到Sora,基于转化器的AIGC大模型并不只改变了内容创作,还改变了“世界”在最字面上的意义。世界化成的过程,越来越多被以有损压缩-重新生成为发生学机制的AIGC之创造性活动所介入,这就导致“宇宙”(我们眼里的“物理宇宙”)与“元宇宙”不断深层次地叠加,“自然进程”与“人工创造”不断深层次地交织以至进入无可区分之域。这就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将一去不复返:当AIGC已“深”到参与世界化成本身之中时,讨论“深伪”将越来越没有意义。文艺学学者赵宪章则从“语图关系学”的视角提出:Sora的横空出世及其未来演进,不仅不是图像时代符号危机的解除,更不是语图关系研究的终结。恰恰相反,Sora加深了这一危机,语图关系研究也延宕出新的面向。

媒介变革中网络文学现实观照的幻像强化——从Internet到Sora的技术迁跃

网络文学的媒介提供了一种虚拟空间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对话方式。伴随着互联网媒介生产技术从早期诞生到Sora AI问世的持续发展,文艺同社会生活边界的日渐模糊,进而打破了以往同社会存在遥远距离的束缚,以一种超现实的虚拟空间状态进入社会大众的生活。网络文艺创作将个体“无意识之思”通过超现实的叙事表达在集体“无意识之思”的公共语境空间内,并通过一种“在场”式体验的创作同创作者与阅读者构成共同的语意空间。而由于公共语境空间的平等交流性,读者与创作者都在他者介入的影响下参与到网络文艺在“自我理想”中找寻“理想自我”的过程中。

数字资本主义的幽灵——莫莱蒂与詹姆逊“文学绘图”理论之异同及启示

莫莱蒂与詹姆逊的“文学绘图”理论均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基本立场,前者的“认知图绘”是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寓言,而后者则试图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世界文学”做出批评。然而,莫莱蒂的文学绘图理论在一种“政治无意识”的裹挟中以数学绘图工具僭越了人文目的,既不能识别技术的限度更不能对其本身的复杂性加以批判。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时代性的理论症候,以数字人文为代表的人文学科的数字计划均须警惕由“数字资本主义”所决定的“技术拜物教”或“数字拜物教”。而这一点再次证明,建构基于人文学科“本位”的“数字人文批判”的学理重要性与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