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今不幸离人世,我有疑难可问谁——关于童庆炳先生的访谈录

一、对童老师的评价可以更亲切一些赵勇:程老师好!关于童老师的访谈您也知道,我目前做了一些,但做得也不是十分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大面积展开。不过您这里,是我访谈最重要的一站。有些问题以前我也跟您聊过,但还是形成了一个访谈提纲,只是不知设计得是否合适。我就按照这个提纲来吧。童老师去世之后您写过三篇怀念文章,我也能感觉到他的突然辞世给您带来的巨大的震惊和悲痛。后来每到童老师去世纪念日的时候,您也给我打电话聊童老师,提醒我。所以我想问问您,童老师去世对于您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年,还会经常想到他吗?

著名票友 当行出色——作为戏曲家的张伯驹文化形象

张伯驹不仅精于戏曲,是戏曲理论家,还能粉墨登场,于京昆两途,皆当行出色,拥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张伯驹曾师从京剧须生行当的泰山北斗余叔岩,深得其真传。张伯驹演出的《空城计》,被票友盛赞为“伟大的空城计”。张伯驹一生热心京剧事业,殚精竭虑,不遗余力。鉴于张伯驹在戏曲艺术方面的突出成绩和卓越贡献,《中国京剧史》单列《张伯驹》一篇,记述评介张伯驹一生从事京剧的重要活动与贡献。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程正民对俄苏文学理论的多维透视与历史重构

程正民是中国当代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其学术生涯主要围绕俄苏文学理论批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心理学及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等主题展开深入探索。他的工作不仅填补了我国在俄苏文学理论领域的研究空白,更在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心理学及巴赫金诗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对俄苏文学批评史的系统整理,以及在文艺心理学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展现了其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他对巴赫金文化诗学的深刻理解,不仅体现在对“对话理论”的精准把握上,还体现在与中国文化诗学理念相结合后,为理解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理论阐释。此外,他还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探讨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教材选取与编写的相关议题,为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与教学实践提供了某种参照。

赵树理“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辨识、时代建构与文化寻思

赵树理自称为“知识分子”,但是对于赵树理知识分子身份的解读一直存在争议。赵树理在文学作品中坚守“文摊”追求与“旗帜化”书写,坚持通俗化写作,为大众发声。在工作实践中秉持农民立场与批判者姿态,勇于讲真话,敢于做实事。中西结合的文化习养与非文学实践使赵树理既秉承着士大夫的家国意识与民本思想,又传承着五四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与批判精神,赵树理的知识分子身份是士大夫的内核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碰撞交融的结果。

我的学术之路——区鉷教授访谈

近日,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区鉷老师就他的学术生涯和学科发展接受了中山大学雷艳妮副教授的访谈。在访谈中,区鉷教授详细阐述了他提出的“本土意识”理念的由来和核心内容。他也回忆了自己于1960年代在中山大学英语系就读本科、1980年代在中山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及1988-1990年于剑桥大学在蒲龄恩先生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的情形。在访谈中,区鉷老师重点提及了影响他至深的众多师友。这些治学严谨,待人至诚的师友们共同推动了中国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

胡乔木文艺素养养成研究

从历史上看,公文成为一种独立文体,是从魏晋开始的。魏晋之前,公文与散文是一体的,即所谓“文笔不分”,人们经常在公文中表达高度个人化的思想与情感,比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公文与散文分离,是从曹操开始的,曹操的《求言令》《求贤令》《述志令》增强了权威性、指令性、实用性、时效性,文风质朴,令行禁止,不片面追求文辞华美。

基于“文本决定理论”探索工科选调生培养新模式——以某学院为例

文本决定理论指的是:当行动者相信某一话语、文化或意识形态时,就会寻求他们的行为和这些话语之间的一致性1。所以构建学生能够接受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选调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选调生是党和国家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重要力量,当前高校选调生培养工作距离新时代要求还有差距,特别是工科专业的学生往往会在专业知识、思维模式、培养环境等方面相较于选调生培养优势专业的学生存在劣势。某工科学院结合专业特点,完善和改进选调生培养模式,构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通过理论学习、实践锻炼、朋辈教育、科教强国等路径,鼓励学生“立大志、识大局、做大事”,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家国情怀深厚、理想信念坚定、专业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的高质量工科选调生预备人才。

论“爱尔兰范例”中奥斯卡·王尔德的缺席

法国研究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专著《文学世界共和国》中着重强调了对作家在世界文学中所处位置的考察。在“爱尔兰范例”中,她未将奥斯卡·王尔德列入其中,这代表了学界近一个世纪以来对王尔德研究的地理定位:他主要被看作一位“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干将,而非“英裔爱尔兰或爱尔兰作家”。这一定义忽视了其与爱尔兰本土环境及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改变解释王尔德的范式以及人们的阅读视角,将王尔德还原到爱尔兰文化语境中,讨论其所继承的民族口头传统,阐述复杂身份认同对二元对立的消解,证明其在爱尔兰伟大作家的传统中——包括乔伊斯、贝克特、叶芝、萧伯纳等人——特殊的地位。

论易卜生与斯特林堡的“梦幻人物”塑造

处于同个时期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和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虽分属不同国家,但在反现实主义道路上都有过探索。从文化背景看,北欧阴冷幽寂的自然环境赋予二者作品以沉郁之风;二位巨匠面临着同样残酷的社会现实。从戏剧发展的历史阶段看,二人同处于西方戏剧朝“反现实主义”转向的特殊时期,也对此贡献颇丰。因此,对二位巨匠的对比研究颇具意义。但过往研究者未认识到二者的相似,仅分别研究二者的戏剧风格,并且多专注于两性议题,在哲学化、宗教化解读方面有所深入。与之有别,探讨二者戏剧中共有的“梦幻人物”,有益于阐释剧作中的双重语境、双重情境以及嵌入式、交错式、环形对称式三种结构,更能够理解亨利克·易卜生与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从反现实主义走向象征主义戏剧的创造性努力。

试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三种境界”

“境界说”是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融汇中西美学的一个创造性美学范畴,为后世成事业、做学问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来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立德修身创作精品力作,并化用古贤哲的“境界”为自我的“无我”大境界,寄托其心系民族未来、情牵百姓民生以及关怀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大情怀大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境界说”也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非常好的示范与启示。我认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也应该具备此三种境界进行创作:“望尽天涯路”——超越“小我”追求讲好人民故事;“为伊消得人憔悴”——具备“大我”精神树好中国形象;“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抵达“无我”境界彰显东方智慧,贡献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生存·艺术家·理性——《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评介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已为国内一些学者所关注。但从整体上看,雅氏的艺术哲学思想仍未得到全面、深入的探究,特别是其丰赡而富有人文意趣的艺术家论一直是雅氏研究学域中的薄弱环节。可喜的是,孙秀昌教授历时六年完成的这部一百万字的专著《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弥补了这一薄弱环节。具体而言,该书的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该书聚焦于“生存”与“理性”间的张力,系统阐发了雅氏的艺术家论。

学术·思想·风骨——论魏绍馨先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魏绍馨先生是“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对话性、时代性、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特征,体现了摆脱既有研究框架、锐意求实求新的学术勇气和1980年代学术与思想交融的时代风尚,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发挥过补正、先锋、开拓性作用。魏绍馨先生作为研究五四新文化的学者,不仅将“五四”当成一个学术课题,也将“五四”高扬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不阿世、不媚俗,生动诠释了一代学人研究与传承“五四”的精神自觉。

话语连贯的语境阐释力

连贯是语篇的无形网络,存在于语篇的深层。在研究交际中的话语连贯问题时,我们不应仅限于言内因素,还必须考虑到语言之外的因素,而语境恰恰是言内因素(言内语境)和言外因素(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的结合。语境对连贯的影响体现在:一方面,某些表面不连贯的语篇可借助语境信息还原或衍生为连贯语篇;另一方面,如果语篇接受者缺乏必要的语境信息,某个连贯语篇对他仍然可能是不连贯的。

叶芝与陶渊明的隐逸世界

爱尔兰和英国现代诗人叶芝渴望在仙境中与精灵为伍,忘却人世的烦忧,或者在小岛上遁世寡居,享受内心的宁静;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追求与人为伍,躬耕田园,融入自然,或者幻想一个了无纷争的桃源世界。两人作品中描绘的隐逸世界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却也表现了他们共同的逃避现实的倾向,折射出了人类心灵的共性,即追求幸福。

汉语饮食词语的隐喻转义

隐喻在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和形成概念的工具。饮食词语词义的隐喻转义属于词汇衍生的微观过程,是在词形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词义在心理联想的作用下从表示饮食现象转移至相对抽象的其他现象。在饮食词语中,这种隐喻转义十分典型,包括饮食中味道系列的隐喻转义、饮食动作的隐喻转义以及饮食状态的隐喻转义。

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

在文学名著影视改编渐成热势的当下,通过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试图探寻电影与文学交互发展的历程,总结电影改编的得失成败,为今后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提供必要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支持。

艺术、理论及社会正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访谈

玛莎·努斯鲍姆教授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对当今世界的伦理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及跨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与传统的哲学家不同的是,努斯鲍姆教授格外重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并将其纳入到她的伦理学与正义论思想的建构之中。为此,笔者就文学艺术的价值、文学理论的伦理转向、人文教育的现状、多元文化与普世价值、知识分子与社会正义等问题对努斯鲍姆教授进行了采访。

谁是知识分子?——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

本文从余英时给出的知识分子必备的要义之一即道义承担出发,以鲁迅、赵树理、张承志、卫慧和韩东为对象,追问谁是知识分子并在追问中考察作家身份及其功能的变化。本文认为,赵树理是不同于鲁迅的官员型作家,张承志、卫慧和韩东是不同于赵树理的自由作家,相对于文化市场,张、卫、韩又各从其类,张像斗士,卫像商人,韩像艺术家,各有其功能和代表性。

詹姆斯·乔伊斯:叛逆和艺术张扬的文学巨匠

詹姆斯.乔伊斯是举世公认的意识流文学大师,同时也是英国现代派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乔伊斯成为伟大作家有着内外因素,但他身上也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和弱点,甚至是一些荒谬可笑的东西。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逆子,为了艺术追求,或通过艺术来达到拯救精神麻痹瘫痪的爱尔兰人而自愿自我放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远离了自己的祖国,摆脱了令人困扰不堪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环境。在自我放逐中,他拥有了梦想中的精神自由,得以在艺术世界中自由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