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人道主义事业中的技术应用”圆桌研讨纪要

主持人:各位老师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抽出时间参与此次圆桌论坛,共同讨论技术、人道与人道主义事业发展相关的问题。当饥荒、灾害和贫困等人道主义危机不断蔓延,高科技武器的研发和应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新的威胁时,人道主义事业发展面临巨大的契机和挑战。因此,在当下对人道主义事业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希望通过本次论坛和各位老师围绕“人道主义事业中的技术应用”这一主题,共同商讨什么是人道主义、技术与人道的关系、技术向善是否可能等问题。

从情感共同体看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及审美特征

近年来,温暖现实主义已成为我国电影创作的一种潮流。通过对温暖情感与现实主义这两项要素的接合,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给观众以慰藉、希望和信念。在对这两者进行结合的过程中,情感共同体是一个绕不开的元素,其所对应的“共同体美学”也因之成为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主要创作及审美特征。在温暖现实主义电影中,情感共同体拥有抵御风险、提供慰藉等功能,帮助个体顺利地处理“情”与“利”的冲突,同时,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情感共同体勾勒出个体在当下所能得到的各种支撑。

论西方女性气质概念的建构、解构与重构

西方女性气质概念的内涵可以从父权制文化、女性主义思潮与批评以及跨学科研究三个阶段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加以梳理。父权制为维护男性霸权地位,从社会现实、文艺虚构和意识形态三方面建构了女性气质的从属性、陪衬性和规范性特征。女性主义思潮以现实为研究对象,解构父权制所定义的女性气质,指出女性气质是由女性身体展现的。女性主义批评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分析女性形象和女性书写,阐明从自我牺牲到自我幻想与自我逃离再到自我建构的女性气质嬗变过程及身体书写、女人腔等女性话语特质。跨学科研究揭示了关怀伦理与美德伦理是女性气质的要素,家庭空间是具有文化价值的场所,女性心理具有直觉性、感悟性、和谐性等特征。女性气质概念的建构、解构与重构昭示了西方文化从社会到文化再到精神的性别认知进程。

难以消逝的“先锋”记忆——从文学史的视角读《通古斯记忆》

2023年岁末,“王啸峰小说集《通古斯记忆》~①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与文学史上发生的大概率事件相比,这次研讨会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为过去能够把这样的小说文本进行细读的人甚少。说实话,过去我还从未读过王啸峰的小说,会议前几天的匆匆阅读,让我对这本小说集里的许多篇什产生了浓厚兴趣。不是因为小说故事情节吸引了我,而是它的创作方法和形式,激发了我对40年来文学史的联想。

为“想象力”祛魅:“小说发生学”的另一种讲法

千姿百态的现代小说最初都是如何酝酿的?完成一部小说,作家们要抓住怎样的契机,克服怎样的挑战?本期3篇文章都是探讨这个“小说发生学”的根本问题。春林教授坦言,他过去30年总以为《活动变人形》完全出自作家的想象与虚构,直到2006年读到《王蒙自传》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部长篇小说竟是“王蒙自己一种痛苦的童年记忆”。许多读者对王蒙小说都曾有过这种认知上的大逆转。春林教授由此展开两个方向的追问。

童年记忆与《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发生

或许与艺术才华的长期被压抑紧密相关,“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的王蒙很快就进入了一种文学创作的井喷状态。也正因如此,王蒙把主要记述自己20世纪80年代生存状态的《王蒙自传》第二部命名为“大块文章”。具体来说,所谓“大块文章”者其实包含两种语义。其一,是在文学创作意义上,意指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远离文学创作20多年的王蒙在右派问题解决并重获创作权利之后,已被抑制太久的艺术才华终于喷涌而出的状态。王蒙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本文重点讨论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可以看作王蒙20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写作成果。

重新发明河流——津子围《大辽河》的叙述与存在论

文学对河流的书写史不绝书。许多河流已经文学化,成为人文地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像马克·吐温之于密西西比河,高尔基之于伏尔加河,康拉德之于刚果河,肖洛霍夫之于顿河,被无数欧洲作家和诗人吟诵过的塞纳河与多瑙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长江、黄河、易水、无定河、汨罗江、秦淮河、湘江等,更是在不断的修辞积淀中被意象化了,携带着丰富复杂的意义内涵。

时间性·民间性·地方性——论津子围《大辽河》的历史文化价值

“走一条河,就是走人的一生。”~①津子围的新作《大辽河》终于实现了他念兹在兹的梦想——走一条河,为故乡的母亲河写点什么。继2021年长篇小说《十月的土地》在历史中探寻土地与人的关系之后,这次他要思考的是河流与人的关系。河流是文明的摇篮,也是时间的见证者和故事的讲述者。《大辽河》将时间作为思考的起点和终点,深入历史与现实的想象空间,以民间本位的叙事伦理观察人性的褶皱与生命的肌理,以充盈的地方经验与丰富的知识考据,发掘中华民族基因里的仁义精神。

重写《异秉》与改革开放初期的“致富”想象

汪曾祺在1970年代末重新走上小说创作道路时,一开始写的《骑兵列传》《塞下人物传》《黄油烙饼》等小说,都是反映新中国的各类人物命运,或所谓极左路线对人民生活的危害,与当时的主流思潮如“伤痕文学”并无二致。但他很快就改弦易辙,回头写起旧时代的生活,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声名鹊起。一般的文学史著述在介绍汪曾祺时,提及的作品主要是《受戒》和《大淖记事》,特别是前者受到更多关注,论者也就常常由此归纳出作家的创作主题和风格特征。

在历史和当下之间——臧晴文学批评印象

在文学批评欢愉而激越的当下,臧晴的文学批评似乎并不那么主流。热门的文学现象、热闹的文学话题、热点的作家作品,几乎都不在她的研究视域之内。与之相对应,她的文学批评就少了那种“在场”的躁动、变幻和绮丽,而多了“不在场”的冷静、充分和理智。和一般的女性批评者比起来,臧晴的文字克制而理性,既没有一味赞美的冲动,又没有忘我哀伤的情调,有的是一种渗透到生命中的知识性和学理性。她是天生乐观的“学院派”。在臧晴身上,你看不到那种被学术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紧迫感,也看不出那种在文字领地上孤独爬梳的艰辛感,研究和批评已构成她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她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既是文学的促进,又是生命的促成,从而形成了她独具个人风格的研究图谱。

论新时期初期的儿童科幻文学创作——以儿童科普类期刊为中心

197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与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中国儿童文学也逐渐开启了复兴之旅,在全面推动文化走向繁荣的历史背景下,儿童文学创作开始重焕生机。随着儿童文学回归“儿童本位”,其多元价值功能和审美理念也开始得到重视。随着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断丰富,作品的可读性、艺术性不断增强,创作的题材、体裁也逐渐多样化。儿童文学的制度建设与理论建构也在不断完善,全国各地多次召开与儿童文学创作理论、儿童读物出版相关的会议。

我的批评观

文学批评归根到底是通过对文学的言说来理解社会和人生,从而实现艺术和审美的精神再造。既然是以人性和个体生命为基本视域,那么,文学批评就不该被视为时代的传声筒,也不该成为技术操演的证明材料,而应该是以独立的精神、审美的眼光来洞察社会与文化的生态和未来,释放人性的力量。在当下批评场域中,每个研究者似乎都被要求兼具直觉性的感受与理论性的阐释这两幅笔墨,这既可能来自于批评立场上的暖昧不清,又与语言风格上的过度理论化有关。对真理、主体这些本质问题的习惯性拒斥,对阐释、重读这些方法问题的普泛性迷恋,都有可能走向对技术的盲从——写作在世界范围内遭遇普遍困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解构总是比建构容易,而我们的批判能力往往比书写能力提高得更快。然而对于书写的主体来说,克服盲从的求索之路何其艰难,因此,我们的研究始终都要保持审慎的态度。

理学功夫论的反思

在整体儒学史中,宋明理学所占的时间不算短,其思想特色也颇为明显。比起之前的汉魏六朝或隋唐阶段,或之后的清代儒学,理学家显然拥有更深层的精神生活。清儒常批判“性与天道”是孔子所罕言,理学家却热衷于这一领域,因而造成了对日用伦常的忽略,甚至引发了家国覆亡的悲剧。清儒对理学家的刻板印象显然不合事实,作为历史上存在的理学体系自然有它的限制,凡存在即是体现也是限制,理学也不例外。问题是批判理学之限制性的考据学知识是否有足够的底气。

主题意象驱动: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创新之路

赣南是原中央苏区所在地,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富矿,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20世纪八十年代,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剧同样遭遇了“五老峰”瓶颈,一度徘徊不前。经过近10年的“阵痛”之后,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剧走出了魔咒,相继涌现出了《山歌情》《永远的歌谣》《八子参军》《一个人的长征》等一大批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大奖”等全国性大奖、可以写进中国当代戏剧史的经典剧作,实现了涅槃式的蜕变。

又一个十年: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2014-2024)

2014年,笔者在“中国科幻文学再出发”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一文,该文次年正式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十年来,在“后《三体》时代”尤其是《三体》获得雨果奖、《流浪地球》电影热映以及若干科技事件所引发的科幻研究热潮中。

“强烈的革命精神”:期刊译者戴望舒

一直以来,学界对戴望舒文学活动尤其是翻译活动的讨论都绕不开创刊于“淞沪抗战”后的首份“非同人”性质的文学杂志《现代》。戴望舒作为《现代》杂志核心编译者,是杂志主编施垫存全力打造的“现代派”诗人。《现代》作为集中刊载戴望舒诗歌创作和译作的杂志,对确立戴望舒在我国新诗史上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学史上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以元末明初代表性作家为例

文学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并不一定会按照朝代更替而改变其发展路径。然而,文学史家又不能不将文学的历史发展分为若干段落来加以描述,以便呈现出各个朝代的独特文学风貌,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于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与朝代更替就不能不产生联系,跨代作家的属代问题也就成为文学史家不能回避的问题。尽管文学史家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都会对跨代作家进行属代处理,但却很少有人对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以致出现同一作家在不同文学史著中归属于不同朝代或同一时期的作家在同一文学史著中被分属于不同朝代的现象。跨代作家的属代处理应该遵循作家自愿归属原则,这不仅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性,而且容易与其创作实践相关联,有利于确定此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真实地位。在此原则指引下,寻找作家自愿归属的文字材料,发现作家进行创作的情感动因,发掘作品呈现出来的时代风貌,就成为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有效方法。

“雌风吹动革命潮”:晚清女报与革命诗潮

晚清时期,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具有革命色彩的女报为主阵地,涌现了一个数以百计的“英雌”诗人群,陈撷芬、杜清持、吕碧城、吕逸初、张昭汉、秋瑾、徐自华、燕斌和唐群英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众多男性革命文士与群星闪烁的“英雌”诗人一道,高张“女界革命军”之帜,描绘“女国民”榜样和“女中华”愿景,奏响了“女权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旋律。晚清革命女报诗歌,以迥异于中国传统女性诗歌的思想面貌、精神气度、激越音调与卓荦风姿,在新诗坛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力策应了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

方苞、李绂异同与清代古文理论的嬗递

方苞、李绂是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齐名的两大古文宗师。方、李论文继承清初古文“返雅崇正”的基本取向,强调古文的载道功能,主张取法唐宋大家,以倡言“文禁”完成对晚明文风的系统批判,为古文达于“雅正”提供具体的方案。与此同时,二人又围绕比喻、叠句、援引古事、减字、换字等修辞技法是否应入“文禁”等问题有过直接争论,表现出对唐宋大家师法和古文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不同认知。他们的论争在清代中期产生了重要回响,方苞无疑拥有众多的仿效者,但李绂关于文例的见解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原因是进入清中叶,汉学家重视考据的声音日益影响“雅正”内涵的具体走向,导致古文理论走向的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