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纪念的空间及其生成——以苏轼东湖故事为中心视域

苏轼东湖纪念空间有三类景观组成:其一,苏轼在凤翔入仕期间率人兴建的建筑物;其二,苏轼所建但居于东湖之外,后来被人迁入东湖的建筑物;其三,后人在东湖之中新建的纪念性建筑物。围绕苏轼和凤翔东湖,每一处景观都有一段流传于世的故事或传说,成为人们缅怀和纪念苏轼时所无法遗忘的一种文化景观。苏轼东湖纪念空间的形成离不开苏轼和凤翔东湖,更离不开基于某种理想而来的纪念之情,后者才是构成这一纪念空间的关键要素。

北宋文人对陶渊明平淡诗风的内在需求

宋诗与唐诗之不同,最明显体现于宋诗之“意”,其“意”是诗人人生哲学和生存方式在艺术世界的转换和生成,是人格之美。北宋文人在对晚唐五代诗歌传统进行重建的过程中,选择了陶诗传统,陶渊明的平淡诗风展现了这一“意”,并满足了北宋文人的内在需求:归属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同时,陶渊明平淡诗风哲理化为诗情,满足了北宋文人以理遣情,实现自得闲适、超脱旷达的个体需求。

北宋“太学体”事件覆议

“太学体”是指庆历至嘉祐年间盛行于太学的一种以“怪诞诋讪”“流荡猥烦”为特点的科场时文,其作者主要是在此十余年间受到太学影响并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其产生原因是多种的,主要有太学教师石介的引导、庆历士风的高涨、考试内容的变化、儒学的深入和举子的矜胜心理。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严厉打击了“太学体”在场屋的泛滥,既是为了倡导载“道”之古文,也是出于为朝廷选拔人才的需要,最终扭转了不良的文风。

从“乐”的人生观念看苏轼的社会和谐思想

今天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在悠久的中国文明传统中一直是志士仁人思考和谈论的热门话题。苏轼处于北宋中期士大夫积极提出政治变革主张的特殊时代,因此,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和谐,是他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苏轼以人的快乐与满足为人生目标与价值追求的观念,观照其社会和谐思想,发现其中的某些观点与今天所致力的和谐社会建设是相通的,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空间视域下的东坡赤壁及其文化表征

自北宋乌台诗案之后,东坡躬耕于黄州,并时常携友清游赤壁,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此后,人们便常于黄州赤壁纪念东坡。至清代,黄州赤壁定名为东坡赤壁。作为地理空间,东坡赤壁有断崖壁立,江水平阔,景致殊异。作为记忆空间,自东坡泛舟写下二赋一词之后,文人们于东坡赤壁泛舟、新建建筑、举行仪式,在与东坡相同的空间中怀念东坡、体味其人生兴味。作为想象空间,无论是赤壁图、戏剧或是他处山水,人们都于其中寄予了对东坡赤壁空间的向往,凝结了思考与情感。而东坡赤壁空间所蕴含的符号化内容是对东坡人格精神的体悟与追思、对自身内在精神的认同。

理与气:《宋文鉴序》的文化阐释——兼论周必大与理学家的分歧

吕祖谦编选《宋文鉴》,体现了其载道、经世及史学兼容思想。周必大奉旨为序,认为吕氏所选诗文"有补治道"。周序与吕氏编选宗旨有契合之处,却遭到张栻等理学家的声讨,折射出乾道六年至淳熙六年这十年间周必大与张栻等理学家之间在思想与政治上的疏离。这种疏离体现在周必大对北宋儒学旧统的倾心和向职业官僚的转变。周序反复强调属于理学话语的"理"与"气",透露出周必大对理学集团示好的政治动机。

刘次庄《乐府集》及其题解批评

北宋初、中期的乐府诗批评,以刘次庄的《乐府集》最为著名。刘次庄的《乐府集》与《乐府集序解》为一书二题之合刻,前者收"止于陈、隋人"的古乐府21类428首,后者的"序解"是对428首乐府诗所作的题解。刘次庄于"序解"中,不仅主张乐府诗创作应"得意外之趣"、"不以辞害意"、"不与古人同圈模",并且还以"作是诗"云云,形成了乐府诗题解论评的一种批评范式。"序解"从内容到形式,是北宋初、中期乐府诗批评渐趋成熟与完善的标志。

“文行出处”在黄庭坚身上的诠释

黄庭坚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北宋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品格及对待"出处"的态度,也深深影响着后人,具有封建文人的典型性。

个性精神对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的影响研究

梅尧臣个性精神是老硬、直诚、朴钝、刻厉和率性。这种个性精神一方面使梅尧臣对自己的诗歌创作要求严格,反复锤炼,臻于老境,另一方面也使梅诗"用字稳实,句法刻厉",且论议争煌煌,兼有古硬和老健之美。其中率性任意、稍乏沉着冷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梅尧臣的仕途晋升,但给诗人提供了接触广大穷苦百姓的机会,促使了其诗歌取材的变化和老健古硬诗歌艺术个性的确立。

“乌台诗案”的牵连者——僧居则

“乌台诗案”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此案不仅让苏轼身经一百三十余天的牢狱之灾和继之而来的黄州之贬,而且打击面极广,牵连了近八十人。其中,既有活着的如王巩、王诜、曾巩、黄庭坚等苏轼的一众好友,也有去世的张先、欧阳修、刘恕、文与可诸人;既有极力反对过王安石变法的张方平、范镇、司马光、刘挚等人,也有赞成过王安石新法的刘瑾、黄颜等人,当然也还包括王安石的弟弟王安上;既有众多的方内之交,也有苏轼的方外之交,如参寥子和僧居则二人。作为北宋有名的诗僧,参寥子因与苏轼关系尤为密切而受到“乌台诗案”之牵连,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作为一名普通僧人的僧居则,何以受到“乌台诗案”的牵连,令人欲一探究竟。在翔实文献的基础上,加以合理推断,认为一则苏轼和僧居则感情深厚,二则僧居则收受苏轼讥讽文字,三则当御史台“索公与轼往来书疏文字”之时,僧居则没有上缴。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僧居则受到“乌台诗案”的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