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文”论在晚清民国的回响——兼论近代文学观念的建立

清代中期阮元及其门人对“文”观念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分梳,反省古文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以使文学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这促使了文学独立,并出现了文学史观的雏形。阮元及其门人关于“文笔”的考辨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对“文”观念的论争,而且影响了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文学观。他们对阮元及其后学的观点进行选择性吸收和转化,甚至有批评阮元之处。同时,关于“文”的论争也引起其他近代学者对文学观念的关注和探析,为民国学者进行文学史撰写提供了材料资源和观点支撑,促成了清末民初“纯文学”观念的萌发,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

方苞的八股文理念与清前期批评语境

作为八股文大家,方苞一再表明自己自幼即不喜八股文,抨击八股文害教化、败人材,只是“牟荣利”“取名致官”的工具,主张士人抛弃八股,致力于经史古文。但方苞的生活经历表明,他不喜时文的说法不符合实情,他对八股文还存在着极深的迷恋,甚至将其视为不朽之盛事。明清之际出现激烈批判八股文并要求取消八股取士制度的舆论,随着时代的推移,制度改革的动力逐渐消退,继续维系八股取士制度成为清廷的选择。方苞并没有取消八股取士制度的思想,他对八股文的抨击实际上仅落实为抵制庸滥八股,反而有利于维系这一制度的持续运行。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论王韬与闽人闽政之关系——兼论王韬的文化自信及其思想对陈季同、严复的影响

晚清著名启蒙思想先驱王韬,协助英人理雅各,将中国经典《四书》《五经》等翻译成英文。王韬旅居英伦三年,是第一个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的中国士人,他向西人积极宣扬中国孔孟之道,试图“讲好中国故事”。王韬与闽人关系密切,其好友中,有福州人林昌彝。王韬与洋务派的杰出代表丁日昌关系密切,称丁日昌是自己的“第一知己”。丁日昌经闽人沈葆桢举荐,接替沈葆桢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后又任福建巡抚,其间王韬两次致函丁日昌,对丁日昌董理福州船政、治理闽台等施政举措皆有影响。王韬的启蒙理念对马尾船政走出闽人陈季同、严复等影响至深。从王韬到陈季同、严复,可以看到过往一百多年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努力和曲折。在大变局中,如何认知并处理好中西文化之关系,依然是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和难题。回望王韬、丁日昌、陈季同、严复等人的努力,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依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稿本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与限度

重视又不过分迷信稿本“未刊”和“一手”状态所体现的事实,基于稿本作为文献具有“事”“义”多重性的一般性质,借此初步讨论稿本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与限度。稿本普遍的直露心声,并不能排除部分稿本作者有意借此制造秘不示人之下故作姿态的“真诚”。即使稿本所记是直吐心声,同样有认识的真、以为的真、实际的真之间的联系与分别。结合事实的复杂性,要求研究者至少具备以不同文献之后作者的视角随时因境移步换行,以见历史中的人事、思想、艺文的能力。故善用稿本者,必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包含稿本在内的各类文献,适得其所、各安其位地分别安置相关事实及其层面,据“文”述“事”见“义”,三者融会一体,充分体现稿本在学术研究中的恰当价值。

《左传》“凤兆”原义及凤凰文化的生成与歧变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懿氏欲嫁女于避难至齐国的陈公子田完,懿氏之妻卜得繇辞“凤皇于飞,和鸣锵锵”,即所谓“凤兆”。杜预、孔颖达以凤凰别为雄雌为逻辑起点来解读“凤兆”,逻辑前后不一。考察《左传》叙述“凤占”的文本语境,并参酌《诗经》《山海经》等先秦文献所载凤凰的内涵及南北朝时期庾信等的“凤凰于飞”事典用例可知,《左传》“凤兆”是以凤凰与众鸟和鸣喻田氏赢得政治声誉并预示其将代齐有国;不过,唐代“凤凰于飞”用例的内涵发生转变,往往喻夫妻和谐。“凤兆”源于周初开始流行的以天命观为内核的凤凰崇拜。商末周初,风神崇拜中视风神为上帝使者的观念嫁接给凤凰,凤凰被塑形为传达周代商而立之天命的帝使,从此成为“王者之嘉瑞”,预示明王、盛世的出现,并深刻影响历代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汉代以来,凤凰别为雄雌并喻恋人或夫妻的观念后来居上并深入人心。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故事强化了凤凰文化的婚恋寓意;孤鸾舞镜故事介入凤凰文化,使鸾与凤分工,唐代表现婚恋的美满偏爱使用凤,表现女性的孤寂偏爱使用鸾。凤凰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也是解读“凤兆”的文化语境。

“将进酒”的汉唐音义与“音韵学+诗学”的诗味今读

“将qiāng进酒”音义之争引发的“蝴蝶效应”,是部分音韵学人强制推行“全部以今音读古诗”,致使部分“古诗不古”以及“美诗”退化为“非诗”:无韵、无律、无诗味。如何在“音韵学+诗学”的协同规约下,进行杜甫式“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协同研辩,坚守“汉唐古体诗有韵、唐宋格律诗有律”的“诗味今读”,成为汉唐以降古诗今读全部问题的根本所在。现有辞书并非全部韵读标准,一些真正的韵读标准尚有遗漏,亟待利用大数据+智能检索不断地发现、确认与增补。只有在文学史语境里通观汉唐“将进酒”一以贯之的音与义,才可能更深入理解汉唐《将qiāng进酒》的系列诗篇,尤其是李白“宰酒”的巅峰之作《将进酒》。

血缘·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在20世纪初“道德革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新学中汲取话语资源建构父子关系,呈现出血缘亲情、伦理文化和国族政治相互交织的文学景观。从审父叙事与慈父想象、子承父志、子报父仇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内容和写作策略,可以看到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与晚清伦理变革、救亡革命思潮之间交汇互动和互为生发的共生关系。

元初江南士人的北游与接纳元朝政权的心路——以汪梦斗《北游集》为中心

汪梦斗是元初北游南士之一,据《北游集》考察其北上路线,发现他经行故宋和金、辽国土时心态情感也随之变化。北游经历使他与北地建立了现实联系,又强化了其江南儒士的自我意识。是否出仕新朝,汪梦斗内心矛盾,主要缘于其学术在大都未获响应,又背负着能否坚守节义的精神压力;但主张和平顺应的历史观、中国九州地理观、大一统的政治伦理观导向他接纳新朝。汪梦斗最终以在家乡讲学弘道为职志,这是他出任元朝儒学教授的价值支撑。摆脱遗民视角遮蔽以观察南士北游现象,发现他们有功于推扩江南儒学在元朝的影响,有利于元朝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维系、文化融合与民族认同。

词是复杂感情的产物——关于王国维《人间词》的解读

王国维的《人间词》今存104首。作者伪造词序以自高词品,删除浮艳之词和不标词题致使情感经历线索模糊和词意难解。解读其词者往往因作者是备受学界尊崇的国学大师,遂离开作品本意而努力寻求哲理与政治之寓意,从而进入误区。《人间词》作于辛亥革命前数年,主要抒写两次情感经历,并非凿空而道,而是复杂感情的产物。它体现了作者提倡自然真实之境界并反对深文罗织的词体观念。因此《人间词》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尚待重新认识。

王树楠新疆文化交游及其学术意义初考

1906年王树楠由河北入新疆,1911年再从新疆返京畿,他曾以新疆布政使的身份,聚集起一批调任流放的官员共同推进新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大业,为20世纪初的新疆文坛带来了振兴国粹的文化气象,并通过主持编纂《新疆图志》等促进了中华文脉在新疆地区的传承与发展。寓居迪化时期,王树楠与不同身份赴新疆人员有过交往唱和、书信题跋与文物交流活动。在返回京城之后,他与新疆旧友保持了稳定长久的文化联系,其对近代新疆文化事业的重要功绩已为时人所重视。不仅如此,王树楠还与不同国家各类身份赴新疆人员多有诗文交往与文物交流活动,这也为西域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条件。

晚清判词的传承、超越与近代转型——以樊增祥《樊山政书》为例

《樊山政书》作为晚清判词集的优秀代表,既包括传统判词的情理因素和文学特点,又表现出明显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在结构模式、论证过程的逻辑性、语言的程式化、词语的专业化方面均出现了新的突破,总体上呈现出简明晓畅、结构严谨等近代司法文书模式特点,代表了晚清判词的近代转型。

中西文化会通与近现代传记文学新变——以江苏传记文学的创作为例

王韬创作于1880年的《弢园老民自传》表现出与中国古代传记不同的质地,被看作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轫之作。中国有强大的史传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非常优秀的传记,到清代中国传记表现出渐渐脱离史传向文学变化的趋向,直至后来在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新的特征。以近现代江苏传记文学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近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在创作方面的新变,具体如下:第一,西学影响下的主体意识之变;第二,中西碰撞中的国际视野之变;第三,自传的兴起;第四,实业家新形象的书写;第五,中国母亲形象的海外传播。中国近现代传记的写作和传播表现出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的生成

现代意义“文学”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梁启超的贡献不可或缺。但是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常被视作文学功能论而被轻视。现代“文学”的生成离不开梁启超“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作为群治的文学”“作为世界的文学”三个内在观念的逻辑演变。梁启超前期文学思想不仅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生成,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且保持了“文学”与现实世界的丰富和有机联系,影响深远。

清末民初讽喻联的“言文合一”趋向及意义

清末民初的讽喻性楹联在中国古代讽喻传统的基础上,与白话运动相结合,在音韵、句式、技巧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新变。平仄规则的自由化、句式词汇的白话化、修辞技巧的谐趣化,使得清末民初讽喻联在“形”与“神”双重层面契合了“言文合一”理念,成为“我手写我口”的实践性文体。清末民初讽喻联最直接且最真实地反应了民众的心声,作为强有力的“战斗武器”,于嬉笑怒骂之中,剖析黑暗惨痛之现实。

蒲松龄《述刘氏行实》的多重解读

蒲松龄的《述刘氏行实》深切表达了他对妻子刘氏的感念,文字简约含蓄,感情真挚。此文蕴含了大量蒲松龄婚姻家庭以及其妻刘氏人生理念的信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可知蒲刘婚姻缔结的理念基础是德行为重,“不以贫为病”;蒲松龄一生科举之路举步维艰,家中贤妻是他成就背后的坚定支撑;她能体悟“山林自有乐地”,“但知止足”,尤其凸显中华优秀女性的智慧通达。有此根基,刘氏完全可以和蒲松龄平等对话。

数字经济赋能农产品流通的路径机理与影响效应——基于温县的调查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农村电商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产品流通方式对农村经济和农产品流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通过对河南省温县11个乡(镇、街道办事处)的实地调研,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检测满意度、参与意愿和信任强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机理与效应。研究表明:满意度对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生产环节满意度对参与意愿影响最大,销售渠道对参与意愿影响最小。满意度对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销售渠道满意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最大,生产环节满意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最小。参与意愿在信任强度和经营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参与意愿和信任强度对经营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起到强化作用。数字经济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对生产环节具有节约效应,对销售渠道具有整合效应,对流通环节具有创新效应,对经营氛围具有渲染效应,对信任强度具有社群效应。

新时代清初陇右文学研究的新创获——评赵逵夫先生《张晋张谦集校笺》

张晋是明末清初诗坛的名家,张谦在清初秦陇诗坛亦负盛名,故张氏兄弟的诗作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整理他们的诗作将为进一步探究清初甘肃诗坛的创作成就以及把握清初诗歌创作的全貌,提供文本上的便利。赵逵夫先生是迄今为止学界专题而系统地研究张晋、张谦兄弟诗作成就的第一人,他的新著《张晋张谦集校笺》在详考版本、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抉发幽微,且能够把握学术前沿动态,将张晋和张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是新时代清初陇右文学研究的新创获。该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部集点校、研究于一体的高质量的古籍整理著作,严格贯彻了“清代诗人别集丛刊”“深度整理”的要求。

基于文献计量的莫友芝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

清代“西南巨儒”莫友芝一直颇受学术界的关注,对其文学、书法、版本目录学等方面成就开展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作者以CNKI数据库中莫友芝研究相关文献为数据来源,用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对发文作者、研究机构、期刊来源、关键词、论文影响力等进行分析,揭示与探讨该领域的研究概况及热点。

《艺风堂友朋书札》收王鹏运致缪荃孙书札六通考释

王鹏运和缪荃孙是多年好友。《艺风堂友朋书札》收录王鹏运致缪荃孙书札六通。结合《艺风老人日记》和王鹏运词集及其他相关文献对二人通信及交游进行大致梳理,以此为基础对六札写作时间和所涉及人事详细加以考证,并按写作时序将其重新排列,这将有裨于王鹏运及其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