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传播视域下现代旧体文学社团转型论

中国现代旧体文学社团十分兴旺发达,但往往被主流的新文学社团及其研究所遮蔽。随着交通业、通信业,尤其是现代传媒的发展,地域限制被打破,传统文人结社逐渐向近现代旧体文学社团转型。从媒介传播视域来看,现代报刊媒介出现后的旧体文学社团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单一地缘关系主导的传统文人结社模式被打破,结社形式逐渐由依托现实联结的文人雅集转向依托报刊公共平台。与此同时,现代旧体文学社团及其社刊在思想观念、文体文风与精神品格上都深受现代报刊传媒的影响,必须接受现代精英或大众读者的检验,逐步从传统的清雅宴集转向严峻的社会现实,由此呈现出与古代文人结社及社集选本不同的新旧融合面貌。现代旧体文学社团所展现的是一种演进型的转型范式,虽与新文学社团的革命型转型范式不同,但亦在现代文学社团的转型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二者互补共存,都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古代文学社团传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还乡叙事及意义建构

现实生活、时代环境与文学创作有密切的关联,是作家进行叙事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时局处于持续的动荡中,工农群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具有强烈政治觉悟的左翼作家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时代使命,他们借助文学创作表达革命诉求、传递革命理想,在叙事作品中塑造了具有进步思想的阶级群像,透过这些作品能够看到作家为寻找乡村新秩序构建途径所作出的种种探索。以左翼文学的叙事图式为研究核心,分析其多元化的还乡叙事模式及书写意义的建构过程。

《译文》俄苏文学译介的“中间性”策略(1934—1937)

《译文》(1934—1937)是中国第一份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通过俄苏文学的译介,《译文》所体现出的编辑理想,映衬于中性外衣“译”下的革命内核“介”,“以退为进”策略下智识跨域的辩证共振和“以俄苏文学为介”的中国文艺现代化路径暗说三个维度之上,凸显了该杂志的“中间性”创办特色,折射出左翼文学活动方针政策的反思与调整,也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白色恐怖时期能够坚持下去的重要原因。概言之,《译文》俄苏文学译介的“中间性”选择是中国革命运动在坚持理想性的前提下所采取灵活应变措施的真实映照。

意象叠加与都市感性——论施蛰存“意象抒情诗”的现代色彩

在英美意象派诗风的浸润下,着眼于现代汉诗的转型与发展,1930年代初的施蛰存通过选择性地译介、步武英美意象派诗歌,于繁华沪上的都市场域中走出了一条“意象抒情诗”之路,由是与取径法国的戴望舒式之诗形成区隔。凭借意象派最为珍视的意象叠加技法与都市感性呈现,施蛰存试图从艺术和内容层面重塑新诗品质。无论是对坚实、清晰意象的刻意追寻,还是对融合、互渗意象组建模式的执着营构;无论是都市题材的萃取,抑或瞬时感兴的把捉,皆体现出明晰的现代脉动与感受。更兼《现代》《新诗》诸志之引领,汇入徐迟、邵冠华、陈江帆及禾金等人的力量后,“意象抒情诗”之幽径渐成通衢,蔚然一时。

《晋察冀日报》新见孙犁佚文二则

20世纪四十年代,孙犁与《晋察冀日报》存有紧密的编创关系。于《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新发现的孙犁文章《对自然科学的二三认识》《“冀中一日”以后》未见于目前出版的孙犁文集、年谱等资料,值得注意。前文表露出孙犁在“抗战建国”的时代背景下,认为科学应与民众结合,为民众服务的观念立场,带有明显的抗战宣传性质,是孙犁文章中少见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述。后文为孙犁晚年收入《耕堂杂录》文章《关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最初刊本,内容有所出入,这一更早版本的发现,对完善作家的活动轨迹,还原作品的最初面貌亦不无裨益。

理想自我之镜:论五四“童心”话语的生成与流变

“童心”作为生成性的历史话语,在“五四”前后的内涵变化有着复杂的原因。清末民初,在世界性“儿童热”之中,儿童被“发现”,在进化论逻辑下具有发展的优先性、决定性。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新式教育等多种途径改造儿童,将儿童视为启蒙的对象和开端,借想象中的“新儿童”书写完美的理想国民形象,承载历史的焦虑。至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借助“童心”崇拜表达“人”的理想,在文学主张和实践中突出了童心的原始生命力与纯美的理想色彩,更折射出“儿童本位”背后成人叙述者对有“赤子之心”的现代自我的有意建构。而“五四”落潮的语境中,“童心”发生了裂变。一是通过叙述个体成长过程中“失掉的童心”,“童心”的落脚点由向外批判社会转向内部的自我哀叹;二是在横向与“儿童”的比较中,“成人的哀伤”浮现出来,表现了自我怀疑的颓丧状态。在社会政治权力变动下,对“新儿童”的想象和建构性的“童心”崇拜陆续失效,但如何在现实秩序中完成自我主体性建构的问题在“童心”裂变后留下了面对现实、自我反思的种子。

“守正创新”:“美学大讨论”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彰显了意蕴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通过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审美内涵与品格特质的考察可知,在“美学大讨论”中,无论是对美的本质、自然美等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还是对审美意象、艺术意境等艺术实践范畴的阐发,均表现出了一种接受、传承与创化中华美学精神的致思理路。此外,巩固新生政权,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也为“美学大讨论”的发展和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提供了现实动因。总之,“美学大讨论”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性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纠葛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被引入国内以来,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股热潮:以“关键词”直接命名的各种专著有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名作,以此命名的各类专栏与译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不少研究仍停留在词典编纂式的研究阶段,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梳理特定词源的语义源流和古今演绎,尚无法呈现词语背后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流变。

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论

新诗大众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新诗变为大众的诗,让大众读者能够读懂。从百年新诗史的大众化事实看,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诗学,具有三大思想内容:一是新诗大众化的“大众”不是抽象名词,而是随时代语境改变而变动的特定“大众”;二是读者作为传播者和接受者,其阅读反应是新诗文本是否属于大众化文本的评判依据;三是新诗大众化的核心内容是文本大众化。一百年来,新诗大众化因时而动,具有时代性与反思性。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是在百年新诗建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客观存在的诗学形态,具有中国现代性特征并向未来敞开。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性诗学,它在言说逻辑上有时存在着语义传达大众化和诗意表达大众化相混淆的问题。

严家炎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以严家炎和夏志清的对话为中心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伴随着对海外汉学的发现和引介,1980年代也是国内学者与海外学术交流的活跃时期。正是这种“世界的”眼光,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作为“第二代学人”的领军人物,严家炎于新时期进入学术创造力的爆发期,但他与海外汉学的对话,却很少受到关注。

语文是一门典型的人文课程——以朱光潜关于语文与思想关系的讨论为中心

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今天,深入理解语文与思想的关系尤为重要,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语文与思想是同时发生、相互成就的统一体;语文的最高标准是“精确妥帖”,思想必须与语文同一,风格必须与人格同一,锤炼语文也就是锻造品格;语文是时代的镜像,思想随时代发展而发展,语文也随思想发展而更新,语文在与时代的互动中不断丰富着自己。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人用他们的智慧洞察了语文的本质,不但解答了文学、语言学、哲学、美学的重要问题,也解答了语文教育的主要问题,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语文课程的性质,明确语文是一门典型的人文课程,这样可以更好地推进语文学科理论建设,为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思想、新的方法。

地方、现代国家想象与现代乡土小说理论的思想危机

“地方”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理论的核心议题。围绕“地方”及其周边问题,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生产了地方色彩、地方语言、地方风俗、异域情调等概念和知识,但始终无法完成整体性、系统性和自主性的理论建构。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乡土小说理论在解释“地方”时,忽视了“地方”进入乡土小说叙事视野的多种因素,及其被叙述过程中牵扯出的诸多文化思想话题。因此,地方被限定在启蒙话语、阶级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划定的边界内,削减了自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或者说,乡土小说理论被某种单一的文化思想话语主导,无法真正厘清地方与现代国家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致使其陷入文化思想危机。

东北解放区农村题材话剧的历史蕴含与当代流脉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农村题材话剧,尤其是农村话剧“三部曲”作品,在吸纳了延安戏剧传统和东北地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翻身解放、建立与巩固政权、物质生产、人的改造与“生产”等为主题,构制戏剧冲突与塑造人物,紧密配合和服务于革命夺权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诉求,属于历史和认识价值大于审美艺术价值的革命性与政治性乃至政策性话剧。但其表达的主题与揭示的问题及其叙事却具有超越历史阶段的元典性、原创性和类神话原型的结构与母题意义,在当代文学叙事与结构中被不同程度地赓续与传承,留下余脉与印痕,甚至内化于某些红色经典的型构中,成为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论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

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始于批判剧作《野玫瑰》,终于批判《民族文学》杂志。对于《野玫瑰》,延安各界明确作出否定性判断,其意义主要在于以此表明其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态度。与“战国策派”作为综合性思想文化(文学)派别的性质相契合,延安各界还将这一批判由文艺延展到其他领域。他们从历史哲学、伦理思想、政治理论等层面进一步展开批判,重点揭露和抨击了“战国策派”所鼓吹的政治集权和英雄崇拜。这显现出了批判“战国策派”的整体性思路。在延安整风运动蓬勃掀起之际,延安各界之所以展开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是因为“战国策派”的相关言论迎合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需要。因此,批判“战国策派”的相关言论,同时也是在抨击国民党的专制政治,其中寄寓着延安各界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对于阶级利益的合理关切和诉求。

经典的生成与东北作家群的文化身份认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落,他们是受“五四”精神指引的启蒙知识分子,是孤独悲壮的流亡者,是不在地的东北叙事者,他们在进入左翼阵营之后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但又在融入抗战文学的话语洪流之后表现出主体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东北作家、流亡文人、左翼先锋、启蒙知识分子等多重身份使东北作家群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极具身份标识性的作家群体,而其作品经典性的生成也正是基于这种主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因此,从主体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切入,揭示东北作家群与其他文化主体之间的内在差异性,可以为我们重新厘定和审视东北作家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

2024年5月24-26日,“地方性与世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译介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25日下午设置了“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原计划1小时的对话一经展开,思想火花的碰撞便让现场的气氛迅速升温,专家之间的辩论让原本文质彬彬的会场充满张力与强度。现将记录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文学评价体系的确立与经典作家作品的价值重估

回顾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从新时期、新世纪到新时代已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也存在若干问题和不足。如何提升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影响力、公信力?如何增强文学研究的体系性和原创力?如何更大地发挥文学批评的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我们首先要建构起科学的、完整的文学评价体系和正确的价值取向。然后,以此重估经典作家作品的价值,完成再解读、再阐释和价值重估的重任,这是今后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延续经典作家作品生命力的主要途径,更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文学“三大体系”的重要举措。而文本发现、理论激发、现实激活是经典作家作品再阐释和价值重估的三条路径。

陈子英:鲁迅青年形象建构的一个隐秘侧影

陈子英是贯穿鲁迅晚清日本留学界、民元前后绍兴教育界至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时期的友人,但二人的交往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史料上也存在错漏。陈子英与鲁迅青年时期呼吁的理想“个人”有契合之处,也可被视为“狂人”、吕纬甫、魏连殳等现实原型的隐秘侧影之一,从中亦可窥得有别于传统“投降”、徐锡麟式的流血革命和鲁迅式的迂回抵抗的第四种“候补”结局,即丧失“候补”资格,沉没在辛亥革命的阴影之中。陈子英其人在鲁迅创作中由“隐”至“显”的过程,也是鲁迅追忆民元精神、重构“民国的建国史”的意图不断敞开的过程,它与鲁迅的青年话语建构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向鲁迅“立人”的启蒙观念。

刘半农书简续编

2024年是新文化运动健将刘半农(1891-1934)逝世90周年,为表纪念本刊推出专栏“新文化研究·刘半农小辑”。刘半农不仅为新文学贡献了创作实绩,也在民间文艺和语言学领域颇有建树,是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先行研究大多聚焦于其创作实绩,对于其他新文化建树关注不够。本专栏两位作者王风、夏寅近年来为刘半农文献辑佚与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此次又发现并整理出一批刘半农书简。这批书简以刘半农的语音实验及其参与的民歌俗曲整理出版为主要内容,借此可以管窥刘半农介入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路径。另外,书简中有不少刘半农游戏笔墨创意设计的独特格式,可见其性情与文风。此点夏寅在考辨刘半农的两个隐僻笔名,以及发表于《语丝》的相关文章时又有更进一步阐发,精彩呈现了刘半农充满市井气的嬉笑怒骂风及《语丝》的一个侧面。

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初期发展——兼及“传记文学”的概念

胡适是中国现代传记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倡导者和写作者之一,在传统传记现代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于现代传记的贡献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即现代传记的发生和初期发展阶段,通过为他者立传、自传倡导与书写、现代传记的类型划分等系列活动,胡适不仅留下大量的传记作品和文论、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传记理论,还留下了“传记文学”这一重要的命题。全面考察胡适这一阶段的实践与文论主张,可以深入认知胡适在中国现代传记史上的地位,并在和现代传记历史发展结合的过程中,与当今的传记写作和研究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