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旧体打油诗词的戏仿手法

在中国现代旧体诗词创作中,带有戏谑性的打油诗词十分引人注目。而在打油诗词中,戏仿手法的广泛使用又成了一个艺术焦点。从创作动因来看,新文学家群体创作戏仿诗词主要为了强化旧体诗词的社会介入性,现代通俗文学家群体创作戏仿诗词主要为了发挥旧体诗词的娱乐消遣性,底层作家或业余作者创作戏仿诗词主要利用其快速便捷性。而这三种情形的区分是相对的,三位一体是常态。在戏仿诗词创作过程中,作者主要通过对经典诗词作品的模仿、改造、颠覆三个步骤建构新的戏仿诗词文本,同时借助现代报刊传媒的广泛传播实现戏仿的意图和效果。从文学史的效应来看,戏仿是中国现代旧体诗词文体演变和文体革新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改造了旧体诗词的文体形式,而且扩大和提升了旧体诗词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为旧体诗词重新赢得了广大受众的支持和喜爱,对中华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元代唐兀文人余阙的儒者情怀

余阙是元代唐兀文人中少有的有诗文集传世的文学家,有《青阳先生文集》,他也是少有的受到元、明两朝褒奖的英烈。余阙师从理学家张恒,为官践行儒学,重视教化;诗文中洋溢着忧国忧民、仁民爱物的儒者情怀。从儒学视域考察余阙,可以更好的认识这位唐兀文人的人品与文品,可以一窥元代民族融合的史实,同时也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镜鉴。

李商隐诗歌梦意象研究

李商隐一生漂泊寄幕,沉沦困顿,中年又遭遇亲人离世之痛。这些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促使他形成多情易自伤的个性特点,由此创作出一系列含有虚幻朦胧梦意象的诗歌来表达内心感受。李商隐诗歌的梦意象虚幻缥缈、内涵丰富,可大致分为三类:神女之梦,表现其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理想之梦,展现其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思归之梦,体现其对亲人和家乡的深切思念。这些含有梦意象的诗歌真切展现了李商隐幽微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同时也形成了其诗歌朦胧多义、含蓄蕴藉的独特风格,对后世婉约词的创作与发展有一定影响。

古诗示现辞格的审美构建

陈望道先生将示现归类为积极修辞,界定为“意境的辞格”,是以分身离魂之法委婉曲折地反向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是一种超绝实地、超绝实在的非常辞格。可从示现辞格赋予诗歌浓郁的浪漫色彩、构建虚实相生的美感世界、生成极富感染力的叙事画面等三方面来分析意境的审美构建。

从李梦阳用韵看明代庆阳方音韵母特点

以李梦阳用韵中的特殊混押现象,结合清代陇东方音著作并对照今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对其加以分析,可考证出明代庆阳方音的韵母特点:-m尾、入声韵消失,鼻音韵尾-n与-混并,通摄字主元音舌位前移,江摄及宕摄舒声细音读如通摄,梗摄舒声细音读同宕摄,果摄洪音字读如假摄,止摄合口读如遇摄,遇摄端系、庄组字读如流摄,流摄细音读如效摄,效摄一等唇音字读如遇摄。

论黄子云《野鸿诗的》对李商隐的批判

李商隐诗瑰丽诡谲、朦胧窈渺,《无题》组诗更是感情深藉、凄艳浑融,允为诗史经典。但清代诗论家黄子云却对此深恶痛绝,在《野鸿诗的》中对李商隐大加斥责,称其为“三百篇之罪人”。究其缘由,除与黄子云颇具个人特色的诗学观、对传统诗学观片面的选择和继承、其自身的个性等相关之外,在时代流变下,以黄子云为代表的“卫道士”对诗歌政教功能的维护也是原因之一。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论当代传统诗词创作的守正创新

传统诗词创作的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正”与“新”是相辅相成的。传统诗词创作守正创新必须遵守民族语言的美学原则,必须追求全兼全顾的整体诗意,必须把握当今时代的脉搏跳动,必须培养年轻一代的创新精神。

明代格调论诗学中的律吕元素

以复古尊唐为创作导向的明格调论诗学是明代的主导诗学,明格调论者在重建诗歌的声调美和重塑诗歌音乐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律吕元素。沈约等人用律吕元素批评诗歌,是为了开创“四声八病”的永明体。宋元时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将律吕与格律作区分。主张格调论诗学的明文人或援引律吕元素以论格调高下差异,或以调音协律之法论诗歌的创作法式,既丰富了明格调论诗学的理论基础、审美内涵,也促使明诗向着唐诗“被诸管弦”的方向复归。

赵秉文文体批评观念探析

赵秉文的文体批评观念触及了文体的核心问题。在正体问题上,他以经典作品为本确立文体规范,并着重风格,张扬风雅;就辨体而言,他重视诗文格律,但反对一味按格律准绳作文,不以格律为分辨文章的独断标准;在交融破体方面,他赞同韩愈引古文气度入诗歌创作,但批评韩门诗人的奇险古怪诗风。他的文体批评观念与其所处时代环境、诗文创作紧密结合,影响了许多金代文人。

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

杜甫七律被后世奉为法式,影响至深,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七言律诗创作也得到明清人赞赏,但他倡言"诗必盛唐",尤其对杜甫崇奉备至,力追心摹,对杜甫七言律诗呈现出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一点却未引起学界注意。李梦阳七律对杜诗的承继与学习具体表现在题材、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以及对民歌的态度等方面。当然,李梦阳在模习杜甫七言律诗的同时也在题材的扩大、艺术技巧的求新、诗歌风格的别样以及以民歌入诗等诸方面有所创新。

论中国古代女性诗歌的技巧性

历代女诗人都比男诗人更重视“怎么写”而非“写什么”的特点与女性的生态体戚相关。既是中国妇女“女红传统”的诗艺体现,也是女性“独守闺房”的封闭的生存方式的结果。女诗人的技艺性、技巧性创作丰富了汉语诗歌的职能,特别是使诗的游戏娱乐职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女诗人写作通常只有抒情和语言游戏两个目的,不像男诗人那样是为了“以诗取仕”,她们的诗歌写作几乎都是自娱性、自我宣泄性写作,写作的自发性远远大于自觉性。这种非功利写作生态有助于她们追求诗的形式技巧。

杜甫绝句体制研究

杜甫绝句的声律体制是:五言绝句皆为声律严整的五言律绝,全部为首句仄收式,在确定五言律绝的常用格式上起到了作用;七言绝句在声律的运用上显得复杂,有32%的作品不是七言律绝,这与七言诗入律比五言诗来得晚有直接关系。杜甫绝句的用韵体制是:严格依照平水韵,使用韵部广阔,多用宽韵,以押平声韵为正格。杜甫绝句的对仗体制是:多数作品使用对仗,五言绝句尤甚,对仗规则整肃。这些做法为绝句格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杜甫绝句的题材内容体制是:广阔,深厚,且具有重大的开拓性,表现为纪录时事、发表诗论、表达政见等。杜甫绝句的风貌特征是:绝句之变体,别开异径,自成一家,表现为议论入诗,语言直率,变散行为对偶,使用典故、壮语,不以入乐演唱为意。杜甫平生所留绝句共计134首(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所收诗作统计),其中五绝31首,七绝103首。全面、细致地研究杜甫在绝句的声律、韵律、对仗方面的建构,研究杜甫绝句在题材内容上的扩展,考察杜甫绝句的风貌特征,对于认识杜甫绝句的体制,从而正确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作用,是有意义的。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

英语视听说课程的校本开发研究

英语视听说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只有针对学生个体能力发展水平现状进行具体分析,开发具有本校特色的校本课程才能发挥英语视听说课程的功能。英语视听说课程的校本开发必须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确立科学有效的开发原则,制定具体的教学目标,分析师生情况、汇总学校资源,建立系统的课程文本生成机制和评价机制,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相结合。其开发成功的关键在于授予教师专业自主权、加强资源环境建设和建立有效的校本课程管理机制。

论陈衍诗学的理性特征

陈衍是晚清宋诗派的重要诗论家,与传统诗论相比,陈衍在诗歌创作与批评上力求真实、客观、证据,试图建立一套沉淀着理性精神的诗学范式。讲求客观真实性,但是他又不是仅仅停留在客观真实上,而是试图以客观真实的价值世界,再回向士人的人格世界的建构。这是晚清实学浸淫的结果,也是近代宋诗运动发展的自然归宿。

中国艺术范畴“韵”源考

"韵"是中国艺术特质的重要概念。"韵"概念的出现与魏晋玄学追求超逸高蹈的思致相关,但将"韵"概念与"神"、"气"、"律"等概念结合起来,成为表达艺术特殊审美境界的概念,则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的,期间佛教般若思想的渗透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促动作用。

“正变系乎诗”——试论叶燮对“诗体代变”的原创性阐释

传统诗学的正变观念,无论是"崇正"还是"主变"都坚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阐释诗体的正变。叶燮却能突破传统,以"主变"为策略,用历时性的眼光,在诗体延绵不断的发展链中,肯定正体与变体的循环及其相对性特征,打破正体的永恒性,消解了正与变的对立;同时,又以共时性的视角,大胆地质疑正变传统,颠覆了正体决定变体的关系,解构传统的"崇正"观念,表达了在诗歌创作中追求自由的精神,并且在清初"崇正"诗风的语境中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

唐代乐府诗格律化倾向探析

唐代是近体诗格律不断发展并最终定型的时代,唐代乐府诗的创作也受到诗律的巨大影响。通过对《乐府诗集》、《全唐诗》中收录的全部2405首唐代乐府诗的格律分析,可以揭示唐代乐府诗的字句、用韵特点和五七言乐府诗的平仄合律程度、对仗使用情况,唐代十一类乐府诗中的同题作品和乐府诗代表作家的声律特点。通过声律考察,可以发现唐代乐府诗存在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从只求合乐到追求合律是乐府诗的重要演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