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歌的复杂性生成背景与可能性研究进路

清诗是在清代社会历史的土壤上生成的,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诗人情感世界的复杂,诗思书写的复杂。作为一种“复杂关系”中的个体,清代诗人们的创作由身世而及民生,由家国而及社会,由种教而及民族,内容极为丰富,且作品数量庞大。在中国古代诗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往代诗歌发展的每一个知识板块都由川流而成江河,造就出一个规模巨大的诗歌王国。这个诗歌王国至今尚存在很多未知因素,有很多需要探索、垦拓的领域。在现有条件下开展清诗研究,应重视清代诗人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的变化,于新的文化理念中展开古今通变的思考,并注意对应具体现象和问题,去采取有效方法,寻求可能进路。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持续推进。其研究主要涉及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屈原与楚辞作品传播与接受研究、宋玉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富,创见颇多。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乔寅等四位江苏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趋于完善,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乔寅、吴庄、史逸裘、马迅及吴屯侯等江苏籍作家的有关问题作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历史契会、时代适变与文化本体特征——论桐城派存续演变的机理

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既有时间性,呈现出历史深度;也有空间性,表现出地域广度。桐城派从清代早期至清末民初历时之长,自成传统,但探测其历史深度与广度,则需要置于民族文化的大传统中。由此可以发现桐城派历史契会与时代适变的文学智慧与思想智慧,同时从文化哲学层面理解桐城派是如何在不同条件下被承认,如何在观念纷争中被接受的。天下学者多归向桐城派,并更嬗递引至两个世纪,成为极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今天仍然需要深入思考。

吟咏情性的宗旨与变风变雅的传统

《毛诗·大序》在其整体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吟咏情性”之说,用来解释变风变雅。《诗经》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变风、变雅之上。虽然历代王朝雅颂继承《诗经》的雅颂传统,诗人们也提倡正风正雅,但是中国古代文人诗史的主流为变风变雅。汉魏晋文人诗是在王道变衰、风衰俗怨的现实背景中发生的,所以虽然汉魏诗以言志为本,但其创作的性质实为变风变雅。东晋至南朝,吟咏情性之说流行,但发展至齐梁的绮靡之风,实是失去了吟咏情性的宗旨。唐代诗学回归《毛诗·大序》的纲领,以别裁风雅正变为基本的诗学思想,唐诗创作的主体在于变风。情性说在宋代与义理相融,上升为一种诗歌本体之论,宋诗的主体,具有变雅的性质。整个中国诗史,王朝政治与诗学正变,有一种循环出现的规律性表现,即王朝初期以雅颂、雅正为主,但此期一代诗风并未形成;其一代诗风的形成,多是在王朝中后期变风、变雅的时期。

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吴本泰等八位嘉兴作家为中心

就《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两书,对其中吴本泰、袁国梓、葛定辰、葛定远、屠焯、屠逵、蒋楷和富遇恩八位浙江嘉兴地区作家的生卒年等有关问题予以订补,供编撰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欧阳玄《谢日僧此山首座诗》考

《谢日僧此山首座诗》是元代欧阳玄写赠给日本僧人此山妙在的饯别诗,诗作获得多位僧人唱和,成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诗作680余年来在日本流转有序,为我们研究日本文物收藏提供了珍贵范本。诗作具有典型的欧阳玄艺术风格,为我们深入研究欧阳玄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和难能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陇南诗碑题壁诗与陇蜀“诗教”类文献的流传

散见于陇南各地诗碑与题壁中的诗作,数量较多,诸体兼备,作者属于官员、本地乡贤或游陇者群体。就其题材内容而言,除游宴抒怀、题咏陇南人文景观的篇什外,颂扬历代先贤乡哲、教化人心是其重要的方面。这些作品绝大多数不见于史传,但体现了陇蜀地域“诗教”类文献流传的重要文学文化价值,在赓续地方文脉、承载诗教化育、补史存诗文献、资于地方文旅等方面价值突出。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王维《酬慕容十一》诗为慕容承作考

传世王维集中有一首《酬慕容十一》诗:“行行西陌返,驻幰问车公。挟毂双官骑,应门五尺僮。老年如塞北,强起离墙东。为报壶丘子,来人道姓蒙。”但在季振宜所编《全唐诗稿本》卷八〇中却将之辑作慕容承《携素馔过王维》诗。康熙年间成书的《御定全唐诗》在《凡例》中将季氏此举列为“有其人姓名在诗题中而误认为撰人”这一错误类型的代表,在卷一二六中仍收录此诗为王维诗。事实上,此诗作者当如季振宜《全唐诗稿本》作慕容承,而非王维。

一部有新见的李白研究著作——评王红霞、刘铠齐《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

王红霞与刘铠齐所著《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以下简称《孤本品诗仙》),前有詹福瑞序言论述此书线索及整理出版的意义(1),要言不烦,对于研究者与读者阅读此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薛天纬则从李白古体为主的创作倾向指出了此书对李白研究的价值(2)。

吴嘉纪佚诗钩沉(一)

清代诗人吴嘉纪诗以杨积庆《吴嘉纪诗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收罗最为完备。笔者数年爬梳,又辑得佚诗八首。兹先录四首如下:双棺移近钟山葬,满眼寒烟子凄怆。摩抚忽惊木有纹,注观竟是几青嶂。高低石势何参差,众树茏葱云起迟。一辈亲朋尽错愕,两山真似争离奇。

吴嘉纪佚诗钩沉(二)

笔者发现的吴嘉纪佚诗,上期已揭载四首,另有四首如下:新妆羞与莫愁同,默坐支颐对晚风。一片痴魂托盘石,随他到处化飘蓬。(《题九青小像》)见陆心源编《穰梨馆过眼录》卷四○(光绪十七年陆氏家塾刻本)。为题画诗,咏陈维崧宠幸之歌童徐紫云(字九青)。作年不详。

《诗》义解缚与赋体自立

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假设建立在国家盛衰和世运演变的历史推论之上,异于文体流变的观照角度。赋与《诗》制别体,才是自立之本。而“辞人之赋”“日月献纳”只就武、宣为论,在后人接受则扩大为汉赋的整体印象。“不歌而诵”则纠结讽颂歌咏,经传互训,迄今以证辞、赋可歌,比于《诗》制入乐。班固执于讽颂而否定汉赋铺陈,刘勰继以比兴批评汉赋,风、讽、诵、颂纠缠不清,赋、比、兴相与为义,都以《诗》义掩蔽赋体铺陈,卒乃消解赋体自立。经传的训释只在“赋者铺陈”的一般意义上获取《诗》赋与赋体的关联,然“赋”本义究在溥遍广大,“赋”是天下四方无数单个具体之物的类聚。唯以大赋鸿篇大制的巨丽铺陈才合“赋”本义。只有解开《诗》义的重重束缚,才能直抵“赋”义,从而彰显赋体铺陈的本质特征。

竹枝词的“诗体汇流”现象与“广竹枝”概念的生成——兼谈“历代竹枝词全编”之构想

竹枝词是中国诗歌长河中一个非常复杂的体式概念,它既向外散射分流,又向内吸纳汇流,形成了密如织网的水系结构。这是自宋代至晚清的诗人们有意将各种诗体向竹枝词附丽追认而形成的结果。其中,竹枝词记讽功能大幅上升的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竹枝词作为风土诗歌的属性。鉴于这一判断,我们有必要重新厘定竹枝词的边界,并以“遵实归名”为原则,提出一个“广竹枝”概念,辨体从严,收录从宽,站到今人的文体立场上去动态地认识符合文学史事实的“竹枝词”内涵与外延。由此而言,编纂一部全、新、精、善兼备的“历代竹枝词全编”已经具有了良好的基础与契机。

仪式表演和公共情感——《礼记·月令》与中国早期的感物经验

在月令图式中,四时物候的更迭是一个程序,诸多文本均具有这样的叙述结构。从四季兴替的自然时间到仪式表演,显示出月令图式影响到社会行为。从祭祀仪式的意义看,感物的发生逻辑在于天时引发阴阳二气之动,促成自然物变,引发人心之感,形成感通互动的境域。在此一语境中,祭祀物色与所处季节直接相关,祭物参与仪式展演,成为意义的生成方式。月令图式是祭祀仪式的根据,这一图式展现出物候、农事和政令的协调。因而,感物与礼制场景直接相关,感物应物候之变,感人循礼制之限。在早期文本中,物不仅是外物,更是祭祀之物;情不仅是私人情感,也是公共情感。通过情实现群体的共鸣,是仪式表演的抒情策略,它最终指向家庭、族群和社会,在更高层面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因此,在礼制背景中,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性,其早期形态并非指向个人情感,而是指向公共情感。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陈澧与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

陈澧继承阮元创立的书院教育传统,在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用心培养经史与辞章之才。对于骈文,他不仅肯定骈文的华美价值和致用功能,赞扬经学与骈文兼善的文士,指出部分名家特征,倡导骈文创作以六朝为标的,讲究骈文的格调等;还爱好并创作,在序跋、书信、杂记、哀祭、赋颂及说经札记等文体上都有创获,善于议论和抒情,反映晚清汉宋兼采、骈散不分的融通思潮及内忧外患加深的现实。他与谭莹同处在广东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共同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而陈澧经学、辞章兼善,又费心指导学生创作骈文,培养了谭宗浚、陈伯陶、张其淦等名家,贡献尤大。这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从而拓展了骈文空间,也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狂歌”与“鸣盛”:明初诗人身份转换与台阁书写意识的勃兴

元明易代,诸多元末隐逸文人因被征聘而成为明初文官系统一员,在身份上实现了由“韦布士”向“文学侍从之臣”的转换。缘于社会身份变化而带来的职责改变,让他们一改“狂歌”形象,在诗歌写作内容、风格及情感表达等方面做出调整,从而形成了山林诗与台阁体诗的显著分际。永乐以后台阁体诗写作之风的兴盛,与盛世建构背景下对雅颂之音的追求互为表里,鲜明地体现了馆阁文人的“鸣盛”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