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孝义皮影戏古戏台的声学智慧

皮影古戏台作为工致的文化遗产,学界多从其历史沿革和建筑造型的角度入手研究。本文基于对孝义仅存六座皮影古戏台的田野调查,一方面从这些古代戏曲的“活标本”中挖掘皮影戏的内核,另一方面则聚焦于建筑材料、结构和形制对声音传播的影响,深入探讨皮影古戏台的声学价值和意义。研究表明,戏台不仅是固态的戏曲演出之所,更是凝聚匠人声学智慧的载体。为了让观众获得身临其境的具身体验,设计之初便通过声学知识别具匠心的应用,使戏台拥有良好的声学效应。

梅兰芳访美演出研究的热点、疑点与难点

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是近年来梅兰芳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学界围绕“作为史实及文献存在的访美演出”“报刊时评与学人想象中的访美演出”和“戏剧史上发挥影响的访美演出”三个不同维度,已产生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访美演出的史实考辩与价值再判仍是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相关史料疑点仍存,通过边缘文献的新发掘与现有文献的再解读,厘清文献、史实与想象,再现“情境戏剧史”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需注意的是,在梅兰芳访美演出研究的方法论上,存在着理论单一化、价值判断二元对立的隐忧,成为研究深进的难点。

论《中麓小令》“伧夫气”评价的成因

李开先所作散曲集《中麓小令》,作为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散曲作品,因独特的风格和体制,在问世之后褒贬不一,其中以王骥德指摘“尽伧夫语耳,一字不足采也”的评语最具代表性。《中麓小令》充分反映出李开先以“金元风格”为尊的意识,其“伧夫气”既体现于散曲中方言、俗语的大量应用,又表现在李开先向民间小曲形式的有意靠拢,更与李开先打破“北人作南曲”的藩篱,采取“北韵作南曲”的大胆尝试密切相关。王骥德的批评虽显苛责,但不乏合理之处,而作此评价的原因,不仅源于二人曲学观念和创作理论的不同,还蕴含着南北文化的矛盾与差异,更随之揭示出明代曲学发展不同阶段的审美趋向。

论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的来源、形成与特征

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与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体系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通过梅兰芳对《游园惊梦》的传承、发展,可以得到形象的解读。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是艺术传承与发展最根本的递嬗、演化,是对艺术发展规律的遵循和艺术的创造,是得“道”,体系的根本和精髓也在这里。梅兰芳表演艺术思想和理论在他的戏与画关系阐释中得以充分显示。田汉、许姬传、吴白匋等对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梅兰芳表演学派的论述,是我们挖掘和充分认识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及内涵的重要理论和学术资源。

“延异与播散”理论对文学改编类舞剧的意义——以《阳光下的石头——梦红楼》为例

本文以舞剧《阳光下的石头——梦红楼》为研究对象,将德里达解构主义中的“延异与播散”概念作为研究方法,分析舞剧《阳光下的石头——梦红楼》对小说原著《红楼梦》的改编与解构。聚焦舞剧中所使用的现代元素,剖析现代元素使用背后的目的及实际效果,并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分析舞剧文本所呈现的可解读性。以期将《阳光下的石头——梦红楼》作为范本,探讨“延异与播散”理论对文学改编类舞剧的意义。

隐喻在舞剧人物造型中的视觉呈现

“以舞传情,隐喻表达”可以超越物象的基本含义,使人产生种种联想,极大地丰富了舞蹈语汇。研究舞剧人物造型的视觉隐喻,其实就是研究舞剧的精神内涵。本文通过对舞剧人物造型符号的提炼强化人物形象、留白有度延伸想象空间、虚实相生创造舞台意象、色彩象征外化内心情感等视觉隐喻创作手法的分析,结合舞剧的本体创作,呈现出了立象尽意的审美效果。

论红色舞蹈的历史沿革与当代书写

以党史为背景对红色舞蹈进行文化符号解码,梳理红色舞蹈的衍化脉络,从为时代出新与为人民而舞两方面探讨红色舞蹈的当代书写路径。新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艺术观念的更新丰富了红色舞蹈的呈现方式:身体技术与舞台技术互文、叙事逻辑与情感思维交织、故土情怀与家国情怀共振、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并存。而在形式创新中永恒不变的是为人民而舞的价值导向,人民本位是红色舞蹈的根基与源流,舞蹈工作者应当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浅析《费加罗的婚礼》中角色塑造的个性化--以苏珊娜和罗西娜为例

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由莫扎特根据法国戏剧家博马舍创作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改编而成的。它完成于18世纪80年代中期,它不仅是莫扎特个人的作品,也是整个艺术界里最伟大、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该剧讲述了伯爵家中的仆人费加罗和苏珊娜克服重重阻碍终成眷属的故事,其中涌现了多个个性鲜明的角色。这部歌剧的成功离不开其中的音乐部分,但术业有专攻,本文着重从剧中的表演性入手,以苏珊娜和罗西娜为例分析歌剧中角色塑造的个性化。

乡间与庙堂之争——从歌剧《白毛女》的文本生产看解放区文艺的一种创作路径

歌剧《白毛女》的文本生产经历了民间奇闻传说—现代革命故事—个人化的小说改写—集体创作的歌剧四个阶段。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中,原先处于自在自为状态的民间口头叙述是丰富的、多样的、杂草丛生的,在进入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国家文学生产之前,民间文学形态已经经历了一个民众/个人"去除杂草"的过程。正源于这种剔除,民间文化形态才会与官方意志达成默契、交融,进而进入延安文艺"把关人"的视野中,最终将其确立为重点建设的文艺项目进行集体创作,成为了解放区文艺的一种创作方式。

两个隐喻:关于拜伦的歌剧和狗的出场——库切小说《耻》之再细读

关于拜伦的歌剧和狗的出场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隐喻,且一直为论者所回避。拜伦的诗性情感、人诗合一、以及流散文人的写作状态和孤岛意识是揭开这一隐喻的关键。狗在作品中大量出演直接影射了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白人的两难处境和无奈的选择,而且将女主人公的未来观作为彼岸及可能实现的和谐也寓意在斗牛狗凯蒂的身上。

山水实景演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山水实景演出作为一项文化创新产业项目在中国内地形成一股热潮。它缘起于景观歌剧,伴随着2003年张艺谋《印象.刘三姐》的首演成功而诞生。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同时,这种开发热潮也可能引发一系列潜在的问题。

试论李清照词中的花草意象——兼论李清照词创作的低俗倾向

李清照词中,出现较多的花草意象,主要有梅花、菊花、荷花、桂花、海棠、梨花、芭蕉,以及笼统的花。李清照首先突出的是花草作为物的形象、特性,而不是种种象征、寓意;她的成功之处是在真实反映花草自然物性的基础上,由某一点伸发开去,将词笔引向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或要抒发的情感。艺术上,咏物词中的花草意象,多运用对比、衬托、比喻等手法,并较多使用典故;而非咏物词中的花草意象,则多用白描手法,为花草摹形传神,为词人传情达意。但是,李清照词中的花草意象,有些没有寄托,有些物与情呈分离状态;或者不用典,或者堆砌典故,而以熟典、俗典为主;她所使用的对比、衬托、比喻等手法,也具有庸俗的倾向。从花草意象及咏物词的角度看,李清照的创作未能实践其理论主张。

论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

本文通过历代对词体的理论反思之过程 ,论述了由清代周济提出的“词史”这一观念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有很多 ,主要是词体本身的美感特质的因素、词体演进过程中明朝至清朝的世变因素以及周济作为史学家的背景因素等。

杜审言与五律、五排声律的定型——兼述初唐五律、五排声律的定型过程

通过调查初唐19位著名诗人作品运用声律的情况,清理并描述了五律、五排声律的逐渐合律过程,从而得出五律、五排的声律体制定型于初唐末期的结论;在初唐末期的诗人群体中,杜审言的五律、五排作品的声律合律度最高,他应该享有为此种诗体定型的首功。

对中国歌剧音乐剧艺术的全方位思考与系统解读——评《中国歌剧文学特性历史审视与美学视野》

歌剧是一种高度融合了美术、音乐、服装、文学等多种艺术元素,具有综合性、戏剧性的舞台艺术,是人类艺术史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后所产生的一种高级艺术形态。它起源于意大利,继而在欧洲各国广泛流传,随后遍及全世界。在传播和发展进程中,诞生了无数的歌剧大师和经典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艺术世界,在人类的精神追求层面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六十年来歌剧《白毛女》评价模式的变迁

歌剧《白毛女》从1945年诞生以来,就开始了它的评价史。六十年来,伴随着歌剧"经典化"、"解经典"的过程, 其评价模式发生了种种变迁。20世纪40-80年代,关于《白毛女》的评价由最初的"争鸣"到漫长的"复述",通过对意识 形态话语的"复述",不断丰富和补充了权力话语,构建出"革命经典",以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需要。90年代以来,评价者 意识到"复述"模式的遮蔽性,转而开始重读、拆解经典,开掘出历史复杂性的一面。人们不再停留于歌剧《白毛女》"是什 么"的回答上,开始追问它"怎样如此"、"为什么如此"。因此,出现了"反思"、"解剖"、"寓言"、"从'文本'进入'历史'" 等不同的评价模式。提问方式的变化导致了不同的可见性内容。"复述"模式讲述这是个什么样的革命故事;"反思"模 式旨在研究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效机制;"解剖"模式看到了歌剧中多种文化力量相互作用的状态;"寓言"模式将《白毛 女》放在现代性的发展逻辑中,回答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会选择"歌剧"这种艺术形式;"从'文本'进入'历史'"的研究 路径着力于探究"文本"如何生产了"历史"和"意识形态"。这些评价模式是由于每个时代的问题意识、知识型、理论工 具和研究路径的不同所决定的。

论谭献词学“正变”观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推进

谭献词学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一种反拨。不同于之前学者讨论词学正变多从词体发生的角度立论,谭献更注重词的功能。他认为词是古代乐教的重要载体,故而,言志之词是为词的"正声",永言之词是为词的"变声"。具体而言,表现手法疏越、显豁之词为"正声"之词,表现手法含蓄、婉丽之词为"变声"之词。谭献不仅以其"正变"观建构唐宋词史的体系,而且用以建构清词史的体系,这体现在他的《复堂词录》和《箧中词》两部词选中。

延安新秧歌剧的价值导向与历史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文艺思想,明确指出革命文艺的立场、态度和工作对象,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以延安为中心掀起了创演新秧歌剧的群众性热潮,新秧歌剧以服务工农兵为基本方针,以大众化民族化为创作原则,以赞扬歌颂为创作态度,成为党改造知识分子团结边区群众的重要媒介、改造民间艺术实施社会教育的有效路径、抗战胜利后进行政治宣传的文化工具。总结延安文艺工作者创作新秧歌剧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明清时期《牡丹亭》的闺阁传播

《牡丹亭》在明清时期引起极大轰动,特别是受到了广大闺阁妇女的喜爱,从而风靡闺阁。受时代环境和性别因素的影响,明清时期女性对《牡丹亭》的接受带有卷入性理解的特点,她们以自身的心理期待和感情需求去理解剧中的人物,认同杜丽娘的行为,并以此观照自我的生存状态。在女性对《牡丹亭》的评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和男性评点者不同的重情特点。

“意法同原”:黄文焕《楚辞听直》篇目次序与得失

黄文焕《楚辞听直》仅选屈赋作注,篇目次序遵从“意法同原”的原则,即行文章法结构与情感精神抒发皆切近屈原,与众楚辞注本殊异。黄氏之尚“法”,揭示了屈原赋作的章法意脉法度,无论字法、句法安排之精巧,抑或字句反复、情感反复的“复”法之运用,均凸显屈赋文法之工巧。黄氏之尚“意”,阐发了屈赋为文之精神,力排前人对其“过于中庸”“露才扬己”的解读,彰明了屈原“忠情”之“正意”。注本首次明确将屈原生平与选篇序次联系起来,奠定了明季至清代注重考据屈原生平及流徙历程的基调,对后世注屈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