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感机制·青年焦虑·疗愈落空:网络重生小说的表层游戏与深层症候

网络重生小说是中国网络文学的重要类型之一,它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重生”手法的继承,更是当代网络游戏重置体验的文学表达。从表层来看,重生文通过“再来一次”的想象收获情感认同,满足代入感,制造沉浸体验,提供唾手可得的廉价快感。然而,在爽文表象的背后,重生小说映射着读者群体强烈的深层焦虑症候:多重现实场域的快速切换带来的身份焦虑,消费文化背景下如何攫取世俗功利的选择焦虑,折射出隐藏在重生背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幻想。重生小说的快感体验虽然可以暂时娱乐读者、抚慰情绪,但其中不乏借“重生”之名书写道德越轨与价值偏置的情节场景“。重生”泛滥将导致理性失序、导向虚拟疗愈的预期落空与疗效失灵,从而加重了群体的焦虑症候。面对低劣的重生文甚嚣尘上,需要管理层、创作者与接受者多方共同发力,以优秀的文化产品涵养现实人生,最大限度地保障网络文学的生态健康。

《西游补》与《周易》:主题与结构

刊刻于1641年的《西游补》是一部发挥到极致的文人写给文人看的小说,其中一个特点是作者的旁征博引。不同文本的引用、化用、影射以及戏拟的叠加给这部小说带来厚重之感。其中与主题密切相关,并且贯穿于小说深层结构始终的最重要文本则是《周易》。小说的情节、地点均建筑在某一卦、某一爻之上,或是二者的组合。整部书都以《周易》为基础,其中每一回、每一情节或场景均可视为不同的卦象。此小说始于对《周易》解释性诗篇,终于对《周易》的引用,可以与《周易》对读,二者彼此相互阐述,相互补充。数千年来对《周易》的阐释也增加了这部小说的复杂性。

论敦煌写本《心海集》残卷的思想内容与形式特征

敦煌写本S.3016与S.2295所见《心海集》是抄写者为了方便个人记诵而进行的较为随意的传抄,其抄写时间应在中晚唐时期。从内容上看,其中的各个篇目是对南宗禅的佛性观、修行观、解脱观的系统阐发。从形式上看,《心海集》明显受到了汉译佛经偈颂程式化体式的影响,但较为讲求韵律,对程式的运用相对灵活,出现了大量的同义类聚现象。

场域互动:道场与敦煌佛教文艺作品的生成

“道场”是敦煌佛教文献中最常见的表现场域概念的关键词,其含义极其丰富,涉及物理空间、心理信仰空间、文化制度空间三大层面。而道场的中外互动、内外互动、内部联动、虚实互动和多重联动,是敦煌各种佛教文艺作品生成的主要途径;正是中外场域、内外场域的持续互动,才促成了敦煌佛教文艺作品的中国化特色。

二郎神信仰及其周边考察

本文从新的视角，对学术界关注的二郎神信仰展开讨论。文章首先确认二郎神信仰与戏神信仰同以求子为基本宗旨。接着分析了与二郎神相关的生殖崇拜符号：二郎金盔、三尖两刃枪和弹弓均是男根的象征；“沉香太子”和二郎神的别名“金花太子”均与生殖崇拜有关；“梅山七圣”来源于上古的高神，“灌口”原非地名，而是李冰施“灌祭”留下的遗迹。最后，论证了二郎神与佛教大自在天、大黑天的密切关系。本文的结论是：二郎神即是男根，二郎神信仰即是男根崇拜、生殖崇拜。

中国汉传佛教文学思想史研究论纲——从东晋到晚清

佛教东传华夏之后,从东晋开始对中国文化的许多领域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目前国际汉学界还没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东晋到晚清的汉传佛教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初步构想大致有:研究对象的确立依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不同历史阶段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总之,作为跨学科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全新领域,很值得中国文学思想史和中国宗教文学思想史方面的学者予以全面关注。

荷花意象和佛道关系的融合

荷花既是佛门圣物,象征“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是道教标识,充满珍祥色彩。在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互动过程中,荷花充当了“信使”的角色。佛、道并存之日既远,两者之间的攻讦辩难、渗透融合就一直是研治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致力的课题。在佛、道思想的动态关系背景之下,荷花的两重“身份”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注荷花“身份”的微妙变化或可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佛、道之间的关系。

宗教的镜像阐释:当代西方宗教电影的深度与样态

电影成为当代宗教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由于"宗教性"的难以界定,"宗教电影"的范围在无形中被扩大了。当代宗教现实题材电影的叙事主题和宗教拷问主要表现在,对"上帝之城"的神圣与信仰的背叛、宗教信仰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碰撞与摩擦、基督教文明与土著文化的对立与融合、信仰与理性、宗教与科学的对立等的探讨。宗教现实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与形态呈现则主要是,表现具有争议性的鲜明的宗教批判主题、宗教与现代社会发展冲突化解的悲情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宗教意识形态的历史重现和幻灭、神秘与诡异的科幻色彩等。本文认为,西方宗教题材电影已经以其强烈的宗教性、深刻的思想性,而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一个独特的电影类型。

故事演述与宝卷叙事——以陆瑞英演述的故事与当地宝卷为例

将陆瑞英演述的民间故事与白茆当地流传的宝卷文本相对照,可以发现从叙事模式上来说,宝卷作为宗教性的俗文学作品,在常见的俗文学一般模式之外,又加上了一圈主人公本是神仙下凡、最后在人间大团圆之余还要有一个证道成仙的结局;但是与宝卷相同类型的故事演述却不受这样叙事框架的限制,它具备更大的自由度。当主人公面临难题时,宝卷习惯性地选择神灵直接出面干预,这就显得面目单一,而民间故事手段更丰富,并且倾向于更生活化的解决方案,相对于宝卷的神灵世界,民间故事更像是生活传奇。民间故事的地方性总体上是随机的,没有特别的规律,但是故事家会更多地表达自己可感知的地方文化,并将一些地方上广泛传播的成型传说,渗透到通行的故事类型之中,客观上使该故事在此类型中别开生面。

敦煌与佛传文学

敦煌留存有大量造型艺术及文字资料,公元4世纪左右,最早期的敦煌壁画中便已有了与佛传故事相关的内容。从佛传类壁画和写本中,可以探知统治者和宗教人士传教的目的,以及宗教徒的关心点所在。壁画和写本多取材于通过各种方式传承下来的佛传故事,传承的依据是从佛经中摘录出来的抄略。公元9—10世纪,口传佛传故事逐渐被整理为讲唱文本。壁画、口头传承、讲唱文学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流传开来。

蛇郎故事的原型及鳄(龙)崇拜

运用人类学方法分析古越人对鳄恐惧心理及其形成的生态 ,认为鳄崇拜与蛇崇拜的整合造就了龙的形象 ;蛇郎故事在流传中注入了“孝”的伦理观念 。

简论汉译佛典之“譬喻”文体

在汉译佛典中,"譬喻"虽有多种含义,但作为一种重要而独立的叙事文体,其性质则相当于中土固有的寓言,且具有独特的文体表现:如从组织结构言,可分成原始例证型、独立完整型和变化复合型;从故事与寓意之间的对应关系看,则有一一对应、一多对应、多一对应、双重并列及多重对应等关系;从寓象与寓意关系的生成机制看,则主要表现为相似联想、对比联想、接近联想和关系联想。

论“宗教生活”与“通俗文学”之互动

以"宗教生活"亦即社会一般信仰和仪式、行为体系为观照对象,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宗教复杂性的合理思路。"宗教生活"与"通俗文学"之间不仅仅是"影响—反映"的关系,而且是深层次的"需求—功能"互动关系。以"世俗性"和"商业性"为本质特性的"通俗文学",对近世中国社会一般宗教生活起到了传播、抟合、建构的作用。"通俗文学"作为一种关键性媒介和创造力量,在大、小传统分殊、区域文化多样、阶级差别显著的古代中国社会实现价值观分享和文化共同体认同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民族本位、宗教本位、文体本位与历史本位——《中国道教文学史》导论

百年中国道教文学研究采用的是西方的观照视野,且聚焦于影响论、关系论和反映论支配下的"道教与文学"这个层面,其成就与缺陷同样明显。要深入清理中国道教文学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道教文学所反映的民族精神、建构宗教诗学,必须将道教文学定义为道教实践中产生的文学,必须坚守民族本位、宗教本位、文体本位和历史本位。

《归去来兮辞》的佛教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即将回归田园时的作品,其间所述回归原因与方法时,与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颇相一致,也正因为《归去来兮辞》所蕴含的思想情感与佛教有相通之处,所以,它还对后世净土、禅宗两大宗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促进了二宗思想的传播。

南朝道教斋醮仪式的文艺象征与戏剧表演意蕴探赜

我国早期道教发展混乱无序,芜杂鄙薄,至南朝,陆修静等道教领袖开始对之进行全面整顿,制订和完善了道教斋醮仪式,重视仪式的象征含蕴,表现了与文艺象征原理相通相契的宗教艺术追求。同时,这种重视表演性的仪式型道教,又包含着丰富的戏剧表演意蕴,而且这些道教斋醮仪式的文艺象征与戏剧表演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道教斋醮仪式的探究有着较大的宗教艺术和戏剧艺术之价值。

文化视野对中国现代神话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建立是中西文化碰撞、文化视野扩大的结果。希腊罗马神话成为范本 ,在中西比较和选择性误解的基础上 ,人们发掘了原本被忽视的中国神话的价值。世界一体化的到来 ,迫使我们进一步扩大文化视野 ,从“中西比较”走向“世界比较” 。

救赎与救劫——古代小说中的神仙降凡主题

古代小说中的谪降描写,表现了道教关于罪谴、赎罪的观念。这一母题在不同时代被不同作者改造、置换,成为表达不同时代的中心意识和创作者个人人生感触的叙事要素。小说中的使命降世描写,则表现了道教有关劫难来临、道教英雄下凡救世的思想。神仙降凡叙事实际上就是追求宇宙和谐秩序的神话原型,无论是神仙思凡、犯错,还是人世间的劫难,都意味着和谐秩序遭到破坏,神仙谪下尘世修炼或降世救劫,就是要努力恢复和重建和谐的秩序。

论元代蒙古人摩诃葛剌神崇拜及其文学作品

摩诃葛剌是藏传佛教密宗护法神之一 ,是萨迦派顶礼膜拜的对象。元代蒙古统治集团笃信藏传佛教萨迦派 ,以该派高僧为“国师”、“帝师” ,摩诃葛剌便成为他们的保护神。有元一世、蒙古诸皇帝在全国各地 ,尤其是南宋故地多处修建的寺庙 ,雕塑、祀祷摩诃葛剌神。由于统治集团的极力推崇 ,摩诃葛剌神地位日盛 ,在民间也产生流传该神传说故事 ;元代萨迦派高僧搠思吉斡节儿用蒙文作《摩诃葛剌颂》 ,赞颂其威猛盛德。这些文学作品实为元代蒙古等各族人民的珍贵文化遗产 ,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