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后的《诗》

先后结集于《诗》的《风》《雅》《颂》诸类乐歌——尽管其产生之先后与入《诗》之早晚约略相反——一直是宗周礼乐教化的资藉之一。即使在西周,与礼、乐互摄的“诗”已在作“德”的倡率,只是此时的“德”还较大程度地牵着申示德泽以“祈天永命”的功利的根蔓。肇端于孔子,礼、乐由“依于仁”而为儒家“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的“道”所导引,《诗》被赋予了“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意义上的教化功能;这部典籍以其在一种全新的诠释中承载儒门所谓常道而被称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孔子身后,孔门未必尽如韩非所说“儒分为八”。无论孟子与荀子间有怎样的分野,他们却都绍承了孔子,而将《诗》《书》《礼》《乐》《易》《春秋》诸典用于“为政以德”而“导之以德”以劝诫君宰、化导世风人心。诚然,依汉初既有的“四家诗”看,儒家《诗》教之传衍似乎约略可分四系,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多方的传敷在义理大端处无不以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归着。因此,对孔子之后孔门《诗》教的传衍或不必拘泥于对四家诗之师承作还原式的追溯,而只须借助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之简策尽可能切近地探求这段《诗》学史或《诗》教史之神致。

王阮生平事迹补考

拙文《南宋诗人王阮生平事迹考》发表在《长江学术》2009年第2期上。其中有诸多环节没能考实,特别是登进士第后授官时间,永州教授任上入京拜见王炎及献书阙下,考亭拜见朱熹及从朱子学,昌国归来线路及歌咏,移知抚州及隐居庐山时间等,这些细节,今随着史料的深度发掘和新的发现,都得到了考实、还原。

茅盾致赵清阁集外信札两通考释

浙江省桐乡市档案局(馆)编辑的《茅盾珍档手迹书信》内,收录了茅盾致赵清阁信札二十五通,其中两通并未入《茅盾全集》书信卷(第36至38卷),这可以看作是茅盾的“集外信札”。这两通信札分别是1978年1月19日、缺年份的某年9月7日致赵清阁信札。结合信札内容和周边的相关文献,可以判定9月7日这通信札的写作时间为1977年。两通信札涉及1977至1978年茅盾的晚年生活细节以及他与当时文坛的密切互动关系。围绕相关细节及周边文献对这两通信札进行释读,以便学界能进一步了解信札背后复杂的社会与历史和茅盾提出并强调的“义不容辞”的文学史、思想史之特殊意义。

卧游与朝鲜文人的中国文学图景想象

朝鲜文人基于中国文学图景而发生的卧游行为,架起了文本与想象、图像与真景之间的桥梁,这是中国文学在域外传播中不容忽视的接受现象。借助于“以画卧游”“以文卧游”“以景卧游”,朝鲜文人既实现了替代实地之行的自我消遣,也与中国文学及其艺术精神在精神层面产生了高度契合与创造性超越。由文到画、再到实景空间的再现,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学在古代朝鲜半岛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交织会通,东亚文化共相也由此而生。

论文学译丛出版的“非文学”策略——以生活书店《世界文库》的推介为例

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系20世纪30年代译介汇编中外名著的大型文学丛书,由著名作家、权威译者、知名学者供稿,打造了颇具特色的外国文学名著译介出版模式。其在译介推广时采用了“非文学”作品传播策略,将尼采的哲学篇什、比昂松的回忆录、华兹华斯的作品序言、兰姆的书信等“非文学”作品纳入出版范畴。这些“非文学”作品译介充实了《世界文库》的内涵,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译作的结构、主题和意图,深入了解作家的思想脉络和创作动机,以及把握所读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连接中国读者与文学经典的过程中,这些“非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背景下,这种“文学”与“非文学”融合译介模式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百年文艺的理论经验与历史经验的深刻表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相通性,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塑造起到重要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化主体性在主体性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实践意识、本土化的理论塑造与文化建构努力、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思想凝结与理论锤炼三个方面展现内蕴与特征,并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创造产生重要启发。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瞿秋白无产阶级文艺范式的建构

瞿秋白领导和推动了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1930年代初,瞿秋白“赋闲”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建立起与左联内部的有效沟通,熟悉和掌握左翼文学大致情况之后,瞿秋白先通过茅盾传达了自己关于革命文艺发展的思考,期间通过起草《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等文件,将“大众化”作为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1932年3月左联完成改组工作,经过思想上、组织上充分准备之后,瞿秋白推出《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系列文章,阐述了革命文艺的无产阶级方向,构建了“立场-题材-文腔”三位一体的无产阶级文艺范式,为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提供了崭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论《鬼谷子》的阴谋观及其学术价值

[研究目的]梳理、分析《鬼谷子》有关阴谋的论述,以便客观评价该书的阴谋观,使之转化为古为今用的学术资源。[研究方法]采用叙述和评论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通过文本阅读,提炼出《鬼谷子》阴谋观的基本内容;通过概念辨析和理论阐释,分析《鬼谷子》阴谋观的实质。[研究结论]《鬼谷子》的阴谋观包括阴谋原理论、阴谋方法论和阴谋过程论。它围绕游说者和游说对象的对抗关系展开论述,构建了别具一格的阴谋观体系。评价《鬼谷子》的阴谋观,不能只着眼于现实实用价值,而应该充分挖掘它在谋略、情报等领域的学术价值。

论中国文学史的著述文体

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历史著述的三种主要编写体例,也是编撰中国文学通史的三种主要文体。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通史,几乎都以纪传体写成,其主体是作家作品,也包括文体流变和文学风尚的系统梳理;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也是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成功,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纪事本末体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它以专题讲述的方式建构全书,主要包括诗、文、小说、戏曲、文学批评、民间文学等文类,开篇还有长逾十万字的基础编,是对中国文学史所赖以生长的语言和思想所作的专题分析;编年体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由时间点切入,而不是由作家作品或学术专题切入,构成其显著特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只是学术著作,而不是教材,其价值和得失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认识。

《礼记·礼运》:先秦儒家礼学思想的理论奠基

《礼记·礼运》是儒家礼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篇,它以孔子与言偃对话的方式,详细阐述了礼的起源、礼的本质和礼的价值。孔子认为礼的产生源自于大同社会的破坏,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法则,它源于最初的食品献祭,来自于自然,是人的生存需要,所依据的是天理和人情,是道与义的统一,故礼与义二者相辅相成,这也是礼之价值所在,是人类社会重新回归“大同世界”的基本途径。它是先秦儒家对“礼”的认识的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以此文为纲,可以深入了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礼学思想及其精髓,也为当下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宋代《诗经》学“以情解《诗》”新论

宋代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情解《诗》”,具有重大的《诗经》学史意义。宋代学术革新的引领者欧阳修首倡“以人情求诗义”,并经由北宋中期学者发扬光大,在南宋前期学者王质这里达到顶峰,继而愈来愈呈现出道学的流派色彩。以情解《诗》之所以形成于宋代并广受欢迎,根本在于《诗经》“出于民之情性”的属性,先儒确立的“诗言志”传统与魏晋以来的“诗缘情”新说都是它的学理渊源,加上宋代士人受出身影响而养成了喜言情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最终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诗经》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情解《诗》存在着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缺点,并非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宋人自己业已反思其弊。最重要的是,宋人虽重“情”,但对“情”持有实质性的贬抑态度,所重之“情”一定是添加了“正”字的“正情”,《诗经》学宗旨正是达于经学意义的“性情之正”“敦厚之义”,因此,以情解《诗》是经学范畴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文学《诗经》学的标志。

赓续学术传统 谱写“龙学”新篇——李平教授学术访谈录

《文心雕龙》研究是20世纪学术史的显学之一。自“章黄学派”开创现代“龙学”以来,《文心雕龙》研究学人众多,成果迭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重镇。安徽师范大学是传承有序的“龙学”重镇之一。继祖保泉先生之后,李平教授潜心《文心雕龙》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为了深入钩稽安徽师范大学“龙学”重镇的学术传承与治学特色,彰显“龙学”研究的学术理念,展望“龙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本刊特委托黄诚祯老师采访了李平教授,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世变的迫力:鸦片战争时期“词史”书写的新向度

清代“词史”写作的重大进展,与战争带来的世变迫力紧密相关。鸦片战争拉开了晚近剧烈世变的序幕,因其战争性质特殊,又正值清词发生深刻变化之时期,所以鸦片战争前后的“词史”书写,数量极为可观,并展现出多方面的全新向度。鸦片泛滥催生词坛鸦片题咏热潮,令咏物与“词史”两大门类得到天然沟通,构成咏物词史上的新气象;词人面对世变的实录与想象,一方面接续“诗史”传统,将纪实精神发扬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新奇的文本艺术特质;而常州词派“词亦有史”的理论标准,曲笔隐喻的手法主张,也在创作实践中被自觉加以运用,这是长期被忽略的重要词学现象。鸦片战争时期的“词史”书写,下启太平天国,直至清季民初“词史”巅峰,其价值与意义有必要重估,理应获得更准确的评价。

汉赋中的昆仑神境与昆仑文化

汉赋里的昆仑是专称,可视作仙都,这源于它包藏的深厚仙道文化底蕴,同时昆仑也可以是泛称,或代指广阔辽远的西域地区,或代指不具名的高山。汉赋中的昆仑出产葡萄、大雀鸟、迷迭、木禾、不死树、瑶繠等名物,又是大川黄河的发源地,笼统而言均指向西部,但具体所指又不完全相同,兼综现实与虚拟两端。神话传说中,昆仑山是天帝的下都,它向上可通达天庭,坐落于人间但又远离尘界,是汉代辞赋作家作品中理想的仙都神境,令世人神往。传说中昆仑神境有县圃、增城、阆风,充满神奇,汉赋在描绘人间都城时,往往拿它们来比拟形容,这成了汉代都城书写的一抹夺目亮色。

黄侃在北京大学如何讲授《文心雕龙》——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考原》一文论证前提的思考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考原》一文以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征引为前提,判断黄侃在北大“词章学”课堂讲授《文心雕龙》的篇目内容以及授课讲义的编撰情况。由于这一前提并不可靠,故所得结论亦难令人信服。其实,范文澜撰写《讲疏》时已拥有黄侃讲授《文心雕龙》的全部讲义,而“词章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文章作法为主,并非无所不包。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有前后期之分,前期主要是在“词章学”课堂讲授创作论部分的篇目,后期则在“中国文学概论”课堂重点讲授总论部分的篇目,至于文体论几篇,通常作为讲授创作论和总论时的例证,贯穿于前后期,用以配合串讲。

圣人文学家:英语学界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

1901年至2022年,英语学界先后有10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书写孔子,其方法与特征显著:肯定孔子的中国文学奠基人地位,揭示孔子的文学人生,侧重文学文化史考察与跨文化文学阐释,及时补充中国学界孔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英语学界早于中国学界,使世界文学史视域中生成了“圣人文学家孔子”的国际性意义,其面向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分类编纂的思路以及具体导读方法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这为促进国际儒学深入发展、中外文明互鉴互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个案。

易学革命与新易学的创建:上博简《周易》形态谱系新探

上博简《周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文本,其文本形态与《连山》《归藏》皆不相同。从源流谱系来看,上博简《周易》是对《连山》《归藏》旧易学改造基础上创建的新易学,是为第一次易学革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周易》卦辞不再列举已往实占记录,而由象辞及占辞构成;第二,《周易》卦辞中的占辞具有断占的方向性和条件性限定;第三,《周易》在改造卦辞的同时,还创造了爻辞;第四,象辞的创作;第五,占辞的象辞化。《周易》文本改造的意义在于:第一,《周易》文学性的生成,使其成为后世诸多文体的源头;第二,《周易》思想性的生成,使其从纯粹的筮占之书转变为思想之书;第三,新易学的创建,开创了易学史的新时代。新易学与旧易学的区别是:第一,新易学对六十四卦从卦名到卦辞作了彻底的改造:卦名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卦辞也不再列举往昔名人实占记录;第二,新易学彻底摒弃了《连山》《归藏》旧易学的神启色彩。在《连山》《归藏》旧易学中,吉凶悔吝的断占是神灵的启示,而在《周易》新易学中,吉凶悔吝的出现是有前提和条件的;第三,新易学创建了系统的阴阳哲学和变易哲学。此后孔子开创的“不占”易学,是为第二次易学革命,易学再次开辟新时代。

明代谪戍文臣对辽东地区的文化熏育及其辽东书写——以黄正色为例

明代有大批文臣以不同罪名谪戍辽东,并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包括授徒讲学,赋诗唱和等。通过考察其典型代表黄正色的授学活动和诗歌创作,可以看出明代谪戍文臣戍辽期间的文化活动意义重大,不仅以其渊博学识玉成了边徼之地的胥化弦歌,以其凛然风节熏育了辽东子弟的人格操守,更以其诗歌创作再现了谪戍文臣典型的情感心理,包括清苦与清闲、苦闷与欢愉、自惭与自安等,和明代辽东真实的风土民情,包括迥异江南的气候、别有风味的物产、别具特色的风俗、穷苦的边民与多事的边地等。

作为方法的“典型现象”——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与启示

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是钱理群学术研究的重镇,他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领域进行过多种形式的实验。“典型现象”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受到鲁迅与王瑶的启发。“典型现象”研究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方法,呈现了钱理群对文学史认识与把握的独特理解。作为一种方法论,“典型现象”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