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海外汉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体系开创者为著名华裔汉学家高友工,其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美典理论的建构。其学生将抒情传统理论分别应用于诗歌、小说、词学及戏曲等各体文学的研究之中。港、台和新加坡学者则对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而后中国抒情传统理念逐渐渗透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地理景观视域下抗战时期黄河文学论

中国现代黄河文学产生于抗战时期,民族战争带来民族文学繁荣,黄河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隐喻,深深烙上民族和国家印记。抗日战争期间黄河上游的中国西北地区由于战争爆发致使国防资源开发重要起来,黄河流域中下游是中华民族展开艰苦卓绝的抵御外族入侵战争的广阔战场,也是灾害频繁发生地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河流域产生了西北社会生活图景、民族精神书写、英雄叙事、流民图等不同文学样态,不仅为动员抗战、夺取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塑民族精神,激活民族伟大自信心和自信力。作家们在政治、社会、历史的描摹之外,更关注黄河流域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展示,从而建构昂扬奋进的民族精神,呈现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前进的民族个性。

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中的香港形象嬗变

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不仅带来了香港地区城市的改变,同时也造成了文学中香港形象的不断嬗变。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香港地区书写所构建的不再是简单的香港城市史,而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史。作家身份的不同与香港地区实力的变化是文学中的香港形象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文学中香港形象的嬗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他乡、我城、共同体,呈现出从相对分散的文化个体到与广东、澳门地区一起构建文化共同体的趋向。

“文”“儒”之变:宋濂的身份重建与元明之际的士风转移

元明易代之际,士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自我认知发生剧变,宋濂是身处其中并推动潮流的关键人物。元末仕路难行,士人多栖身于“文人”之列,宋濂早年亦有攻习和创作古文辞的长期经历。但随着对理学的深度接受,宋廉的自我期许由“文人”转向“儒者”,他以自我书写等方式推动自身转型,以一介布衣标举“真儒”理想,力图重新揭士人的身份价值。逮乎明初,宋濂已出仕并以“儒宗”形象示人,其积极参与新朝礼乐教化,劝导士人不务文辞而明体适用,推动了一代士风转移。宋濂之所以成为有明“开国文臣之首”,与其对士人身份的根本思考与长期实践有关,这改变了“流而为文人”的学术史趋势,也启发了易代之后士林的身份自觉与文化担当。

“省域文学史”的底层规则与时代进展

当下的省域文学史常被默认为是某种服务于地方利益的行政化结果,其学术意义尚未得到充分认可。而“省域”对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介入,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话题,省域文学史的未完成状态使其底层博弈规则呈现得更加直接而清晰,其编撰的繁荣充分体现了“中国—世界”的积极对话,而省域文学史的进展,则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与世界关系调整的典型文学映射。

从“藏于家”到“行于世”——明代吉安文人别集的收藏刊行及其呈现的文化传承特点

作为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明代庐陵文人别集文献“藏于家”到“行于世”的过程,最能反映当时人们传承文化的真实样态。而“以文存人”和“传示子孙”的观念和目的以及客观的经济条件则导致别集文献收藏于家的现象变得尤为普遍,这为别集的梓行特别是家族刻书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撰者后人成为别集刊行的主要力量,而撰者弟子门生则是别集编校、梓行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从明代庐陵文人别集的收藏和刊行过程可知,血脉与学脉的传承是明代庐陵文化传承的主体与主线,而官员的导向与乡贤的提倡则是有益补充。

地方性资源及其限度:论“周口作家群”的创作

作为小区域作家群的典型形态,“周口作家群”在创作上表现出鲜明的本地特色。作家们带着强烈的乡土情结进行创作,他们以豫东南平原大地上的地方性资源为依托,创作出一批具有鲜明地域标识的佳作。与此同时,过于依赖本土资源,也带来了“周口作家群”创作上的瓶颈,带来了作家们创作视野、表现力度等方面的缺失。

中缅界山高黎贡在古典诗文中的书写及其意义

高黎贡山地处中缅边境,为两国界山,也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唐人樊绰《蛮书》所录《高黎贡山谣》反映商旅游子愁思,是书写高黎贡山的最早歌谣,具有广泛影响。明代,高黎贡山正式进入文人创作视野,以侯琎、汪舜民、邓子龙、徐霞客等为代表的一批诗文作者,在描摹高黎贡山独特自然风光和深厚人文历史的同时,也叙写了明王朝的兴盛与衰亡。及至清乾隆时期,清缅战争爆发,赵翼、王昶、赵文哲等文学名家又不约而同对高黎贡山作浓墨重彩的描绘,并融入对命运的慨叹与思考。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高黎贡山是西南边地文学中最伟大的自然影像之一;对高黎贡山的书写,体现了明清边地文学与前代相较,地域范围更为广阔、表现内容更为丰富的特点。

浅析《庄子》对苏轼贬谪时期人生境界的影响

《庄子》一书作为庄子思想的凝结地,给予北宋文人苏轼精神上巨大的支持,使苏轼虽接连遭受人生变故,却还能保持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齐物论”使苏轼能够换一种角度看待万事万物,从而更加宠辱不惊;“安命论”则使苏轼化解了对人生中“必然性”的悲观认识,以哲理性的思想观照宇宙人生;“逍遥论”更是使苏轼超越现实中的得失进退,用审美的眼光来审视世间百态,实现了人生的艺术化。

李东阳与闽人交游及文学思想的传播

李东阳以明确的文学理念、杰出的文学创作和身居高位的地位优势,领导茶陵派长达五十年,其影响力辐射到全国各个地方。李东阳的文学思想随着闽籍茶陵派成员的传播,带动了闽中文风的转变并推动了闽中文学的历史进程。考察李东阳与闽人交游及文学思想的传播,有助于深入茶陵派研究和地域文学研究。

北朝学者邢劭儒学思想探微

邢劭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儒者,在北朝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儒学思想受其父邢虬的影响较大,擅长“三礼”之学。作为卓有成就的儒者,邢劭的儒学思想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博学多才,不独守一经;学以致用,不死守旧制;深明旨义,不陷入章句之末节。邢劭为人颇具名士风度,长于思辨,在其儒学思想的形成中,玄学思维的介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清湖南学派与永州的深厚渊源

永州是清代湖湘公羊学派——湖南学派的学术兴盛之所,湖南学派的创始者王闿运及其学友王士达、张修府在潇湘山水间吟咏唱和、在永州书院中讲学论道,产生了广泛影响。永州籍士人龙廷弼、李馥等人向王闿运孜孜问学,开启了晚清永州学术史的新篇章。龙、李等人学成后,被学界誉为“龙经李史”,传王氏公羊学于泠南书院、萍洲书院,培养出黄矞这一知名经学家,促成了晚清永州各大书院在公羊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湖南学派后学在永州重鼓南宋湖湘学派夷夏之辨的爱国情操,同时肩负起为民请命的责任担当,名震三湘。永州在晚清湖南学派以及湖南经学史乃至公羊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湖南学派的学术繁盛之福地,更是湖南学派的理论创新之宝地。

新文化运动前后港澳台旧体文学期刊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自近代以来,港澳台地区曾长期遭受外来文化侵略。作为中华传统文学的刊发载体,港澳台地区的文人对旧体文学期刊的构建多了一层追寻、体认民族身份的意味。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所创办的港澳台旧体文学期刊,在抵御外来文化侵略、赓续中华文化、见证新旧文学纷争、促进文人交流、彰显文学地域特色等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对港澳台旧体文学期刊的研究,既为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多元提供了新的视角,又有利于彰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文化自信。

青门萍社考论

青门萍社是清代晚期陕西西安地区的一个重要诗社,经考定该社的存在时间为1858至1898年,发起人为谭麐,可以确认的成员有33名,主要为地方官员。青门萍社的主要活动有诗歌酬唱、坝上修禊、游览古迹、编定古籍等,其主要成就集中在诗文、书画金石研究、古籍整理等方面。青门萍社对清代晚期陕西文化圈产生了较大影响,为民国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奠定了基础。

黄鹤楼扬名过程探析

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书写的不同侧重,黄鹤楼的扬名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初期、盛期、晚期三大阶段。南朝宋齐至唐代为初期,宋齐间黄鹤楼仅见于志怪小说,梁陈后黄鹤楼始著于官方正史,超越了地方仙话,但这一阶段黄鹤楼的主体价值仍体现在军事功能;唐宋两代为黄鹤楼的扬名盛期,其文学功能逐步得到开掘,这一阶段开启了黄鹤楼诗文书写与故事传说的盛况;元明清时期为扬名晚期,除了诗文书写不断积累,深化了黄鹤楼的文学底蕴外,频繁多样的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不仅开拓了黄鹤楼的扬名新径,也促使其文化功能全面拓展。

论清代扬州学派文章学的形成机制

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清代扬州学派在经学、史学、诸子学等方面成就卓越,文章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扬州学派文章学的形成机制比较复杂,至少受到三个层面的影响:一是扬州本地丰富的文学传统以及浓郁的人文氛围,二是扬州学派学者身上普遍具备的文人才性以及文学实践;三是学术论争的催化与引导,使扬州学派推崇汉魏六朝的文章审美趋向受到学界和文坛的关注。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推动下,扬州学派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章学,成为中国文章学史上重要的一环。

范仲淹出生地考辨

关于范仲淹的出生地,学界目前主要有“徐州说”“苏州说”“正定说”三种。“徐州说”最早见于南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苏州说”主要源于《宋史·范仲淹传》等。相较前两说,“徐州说”论据较为充分,数百年来一直为学界认同。近年来,苏州学者方健先生又提出“正定说”,认为范仲淹出生于宋河北路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综合多方面材料进行考辨,发现“正定说”与范仲淹父亲范墉归宋后的任职履历不符,存在对史料的片面解读,且依据不充分,无法撼动楼钥关于范仲淹出生地的论断。因此,还应以“徐州说”为是。

金末政治生态与文人心态略论--以杨奂仕行为中心

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杨奂早年在儒学家教及经历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科考入仕来实现自己的儒家政治理想。本文通过对杨奂兴定五年(1221)科考失败和正大元年(1224)上万言策流产的两次事件之归因做深入探究,以此揭露宣宗朝吏权大盛,激化了儒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导致儒士的仕途之路受到严重挤压,至哀宗朝,文士被彻底排除到权利核心之外的政治生态环境。由此彻底摧毁了以杨奂为代表的金末儒士群体对金朝的最后期许。政治生态的变化迫使文人的积极入仕心态逐渐转变,其家国情怀逐渐被摧毁,文人群体与国家政权之间最终走上了从希望到失望最后至绝望的悲剧结局。

清代福建省级地方诗歌总集叙录

清代福建省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始于唐黄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至清代大量出现,共编纂34种,其中清代前期7部、中期20部、后期7部,是对福建地方文学创作的梳理,标志着福建文学进入总结提高阶段。清代福建省级地方诗歌总集中,华亭田茂遇、董俞辑《十五国风高言集》四卷,建宁朱霞辑《闽海风雅》十卷,龙溪黄日纪辑《全闽诗俊》六卷,侯官郑杰辑《国朝全闽诗录》初集二十一卷、续十一卷,长乐梁章钜辑《乾嘉全闽诗传》十二卷,侯官郭柏苍编《全闽明诗传》五十五卷,侯官郑杰原辑、侯官陈衍补订《闽诗录》四十一卷等是梳理福建地方文学发展脉络最重要的省级地方诗歌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