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对接现代性的试验:论鲁迅前“五四”时期的文言写作

鲁迅在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之前,有过前“五四”颇长的文言写作时期,其文言写作是在晚清近代文言的背景上展开的,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等近代文章家的影响并力图超越,试图用雅正文言对接新发现的文学现代性。其中,五篇文言论文系统阐述文学救亡思路,揭橥“立人”方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深刻的问题意识、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情感将近代文言的论说能力推向极致;《域外小说集》以古雅文言直接对接“异域文术新宗”,对文言直译现代小说的可能性进行了极端试验;《怀旧》则已是用文言创作的现代小说。鲁迅的文言写作兼及论说体和叙事体两类文章体式,在文言论文、文言翻译和文言小说诸方面都代表了晚清文言的最后努力,这一过程充满障碍,但正是这一挫折经验,使其五四时期坚定转向白话文立场。

论中期鲁迅的小说自觉

日本学者将《狂人日记》的发表视为鲁迅的文学自觉,忽视了留日时期“弃医从文”的意义,也看不到鲁迅中期转入小说的内在动机。将鲁迅中期转向小说放在终其一生的文学行动中来考察,可以发现其背后“小说自觉”的内涵。“小说自觉”背后有自我与文体的定位,站在边缘“呐喊”的折中姿态需要适合的文体隐藏自身,十年隐默中的危机洞察更需要具有强大整合性与构型力的文体来容纳,融合19世纪现实主义与20世纪现代主义的“现代小说”恰恰具备这一功能,鲁迅小说代表作《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就是小说自觉的产物。在鲁迅的写作中,“怎么写”的思考贯穿始终,文体对于他不仅仅是文学形式意义上的选择,更与文学行动的可能性密切相关,只有将鲁迅不同时期的写作放入文学行动的动力系统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故乡”与“家”:鲁迅不愿触碰的心灵之痛——“《日记》中的鲁迅”研究系列之一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作为一个“人之子”,鲁迅的情感世界又是极其复杂的。由于“为族人所迫”而卖掉了祖居的“老屋”,他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八道湾”内的“兄弟失和”,又使他有家难回、情难以堪。他曾试图通过《语丝》这一对话平台,去极力挽救已经破裂了的手足之情,但对方的冷漠却一再令他失望。难以承受的精神苦痛,使鲁迅的身心都受到沉重打击,并曾一度萌生“自杀”和“出世”的绝望情绪。处于这种“彷徨于无地”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故乡”和“家”成为了鲁迅最不愿去触碰的心灵之痛,另一方面这种人生体验又大大强化了其思想深度,最终铸就了他那“反抗绝望”的生命韧性与“独自远行”的坚强人格。

论《朝花夕拾》的“素心”

《朝花夕拾》是鲁迅于1926年断断续续创作并陆续发表在《莽原》上的系列回忆性叙事散文的合集,有着异于其他文本的情感内核和内在向心力。《朝花夕拾》中所描绘的故乡人、事、物,不是简单直白地表达眷恋,而是寄予着鲁迅纯粹无垢的“素心”,这种“素心”是“为朴、为真、为淳、为厚”的人性和天真未漓的天性。

新见资料考论:《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

《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系《大鲁迅全集》第三卷的出版通讯,其披露的相关信息中,有三点值得瞩目:武田泰淳所撰《出卖影子的男人》借用鲁迅《野草》“影”的修辞和意象,提出鲁迅的政治性在于以彻底的怀疑和斗争精神与自我、社会以及时代对峙,进行不屈不挠的批判和搏斗;新居格的鲁迅回忆体现了日本鲁迅追随者的理性和热烈。他认为鲁迅的卓越在于拥有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关心,却毅然选择了艰辛寂寥的文学和思想路径,显示出其鲁迅认知的深度和格局;流亡中国的左翼文人鹿地亘在《大鲁迅全集》编译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鲁迅小说人物命名中的解/构辩证

拥有了小说命名权的鲁迅在小说人物命名中别有洞天,呈现出丰富的话语张力与解/建构辩证:在严谨正名(名正言顺)的实践中,他再现了旧的刻板与顽固,也彰显了新的希望与没落;在无名/共名的命名实践中,以洋文命名国人本身既有无处可逃的尴尬又借之呈现出可能的含混与丰富,而共名背后既有麻木单一,又可能有民间力量的反拨;在《故事新编》中,他又有“去名”的操作,呈现出其时他更繁复而深刻的意图——挣脱旧传统之网罗,即使神仙圣贤也未必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而批判与反思更不该就此停止脚步。

“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与历史生成

文章综合运用日记、书信、手稿、回忆录、原始报刊史料及相关研究著述,对百年来有关“鲁迅在西安”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人的鲁迅、作家鲁迅、学者鲁迅、战士鲁迅等角度考察“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及其历史生成过程,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人际交往、时代语境、政治影响、学术变迁等复杂因素。通过对既往研究的清理与反思,指出研究者应从关注鲁迅与现实、地理空间的“西安”,延伸到历史、文化空间的“长安”,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拓展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从1924年前后鲁迅的阅读与写作说起

1922年底到1924年秋,是鲁迅的“第二个沉默期”。在这期间,鲁迅通过读史、治史和翻译,完成了再次“开口”的准备。《秋夜》中“夜游的恶鸟”的叫声标志着他打破沉默,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这一新方式不仅体现在《野草》中,也体现在小说写法的变化和杂文的自觉之中。另外,由于此间思想观念的变化,鲁迅没有完成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写作计划,而有可能开始了对《故事新编》的准备。

再说《墓碣文》“外典”与“今典”——释“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留日后期所译安特莱夫小说《谩》以及周作人“五四”时期所译科罗连科小说《玛加尔的梦》、弥里珍那小说《老乳母》,其中三位主人公分别经历了“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的痛苦与绝望,也都因“罪过”接受“审判”,滑向“无所希望”的深渊。但无论逆来顺受抑或激烈抗辩,他们都不肯轻易放弃“得救”的盼望,不懈地祈求魔鬼或天神的裁决,最终遭遇逆转,乃至“得救”。《墓碣文》开头四句碑文既是鲁迅基于人生经验与精神探索而梦中偶得佳句,也可说是他有意无意化用了兄弟二人先后三部译作的相关内容,由此得到三位俄国作家的“外典”之助。

从“呐喊”到《呐喊》:论“破恶声”之鲁迅文学的发生

鲁迅之呐喊始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未完之《破恶声论》昭示了后来鲁迅文学的本质,即破恶声,白心声,光内曜。北京沉默期的荒原感绵延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不在于彼时的中国寂漠无声,而在于言议汹涌、扰攘有声,世界因之更显荒凉。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是鲁迅以虚构文学形式践行文艺理想的肇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作品可分出黑暗与内曜两种境界,亦可辨听恶声、心声两种声音。正如《域外小说集》是《新生》的乙编,《呐喊》可视为《破恶声论》之下篇。思想者周树人呐喊于东京的文艺行动,文学家鲁迅以新文学实绩《呐喊》呼应于北京。“呐喊”终于证之以《呐喊》,鲁迅第一次实现了思想与文学的交汇。

《墓碣文》:由被动死亡到积极求索的生命记录

《墓碣文》的主题是什么?历来认为,是作者在解剖自己虚无的心理。本文认为,《墓碣文》是鲁迅在即将走向新的生活时为自己的过去造下的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本文也不同意研究界历来普遍认为的阴面碣文和阳面碣文展示的是墓主前后一体的生命,而是墓主前后两段不同性质的生命记录,而且认为《墓碣文》的基调不是灰暗与阴冷,它表现的是创作主体整理心情,告别过去,走向新生的姿态。

灰棚中的《野草》:人间、战士与中间物

栖居灰棚加重了鲁迅的灰色体验,凸显了其在社会、家庭、情感生活中的伦理困境,促使其重审自我身份属性和存在意义,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野草》的空间性和书写形态。在鲁迅笔下,灰色是世界的表象,也具有本体的意义。鲁迅最初以旁观者的立场审视灰色,但最终在对灰棚的命运体认中融入灰色地带,成为其中的独异个体。《野草》中的“战士”也立足于闭锁式的“人间”并彰显出“精神界之战士”的总体形态,但“我的后园”的言说方式确立了“精神界之战士”的自我身份属性。着眼于“在场”的“中间物”的“有限”,鲁迅的自我“灰色化”是在黑暗与光明、绝望与虚空、生与死之间的折衷和妥协,是立足于多重困境下的路径、价值、道德选择,体现了“人间鲁迅”对个体位置的重新发现和确认。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戏仿”艺术考察

戏仿艺术,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大量存在的事实,这既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模拟体写作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承担了几分立足于近代启蒙主义立场之上的对于封建旧传统的解构或颠覆性功能。鲁迅的这些戏仿之作,从来源上讲较为驳杂,既有对于古代原典的戏仿,也有对于同时代人作品的戏仿,更有对于民间文学的戏仿。并且依其时具体的创作心境,而服务于不同的艺术目的:或是为了批判过时的礼教,或是为了抨击现实的弊病,或是出自对于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的鞭挞。而所有这些,都在根本上与鲁迅早年所坚持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之现实参与品格一脉相承,体现了其“韧”的战斗精神。

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与悲剧——论《阿Q正传》的连环画改编

鲁迅的《阿Q正传》自发表以来,先后被改编成10余种版本连环画。小说原著主要由阿Q的生活片段连缀而成,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前后的中心线索,这对于以故事性和通俗化见长的连环画而言,既增加了改编的难度,也带来了一定的开放性。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改编者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按照生活经验和艺术规律进行了再创造,用不同的艺术方式以图释文,为沉默的国民塑形,再现了旧中国底层民众不幸与不争的悲剧,描绘了旧时代沉滞的乡村图景,对于原著的大众传播和经典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鲁迅全集·书信》之《致刘岘》文本的两处校正

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鲁迅书信集(共两卷)》(下文简称“《书信集》”),将“收信人姓名不详的二封及散见于书刊的片断十六则”收于下卷《附录》,其中鲁迅致刘岘书信片断七则为首次入集。此七则之一至五为据刘岘作《〈阿Q正传〉画集》(未名木刻社1935年发行)之《后记》“所引抄存”。据笔者以《〈阿Q正传〉画集》原书对校,《书信集》所刊文本与原《后记》所引有两处不同——其后的1981版、2005版《鲁迅全集·书信》亦均沿袭之。

新发现鲁迅致胡今虚书简考略

新见鲁迅致胡今虚信,作于1933年11月10日,原载1943年10月27日碧湖《浙江日报》副刊《江风》第527期,题为《鲁迅书简》。这封佚信的行文甚合鲁迅作风,内容上与此前鲁迅写给胡今虚的数封信多有关联,主要涉及《毁灭》的翻译及改编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启动《鲁迅全集》修订工作,这封信理当补入。

“人”的悲剧:细读《祝福》

鲁迅《祝福》有三层叙述结构,由外到内,从外显到内核,表现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的悲剧,分别是:祥林嫂的命运、鲁镇人的态度、叙述者“我”的消融。其中,鲁镇是中国旧社会的文化缩影;祥林嫂是想努力活成“人”样的、一般性意义的“人”;“我”是毫无觉察地消融于“吃人”环境里的“人”。祥林嫂与“我”构成了对比反衬关系,深刻揭示了“人”的悲剧这一中心主题。

鲁迅小说中的创伤再现及其应对

鲁迅少年丧父,生活从小康堕入困顿,赴日留学“走异路”中亦颇多艰辛,而后的兄弟失和打击、与多人笔战、长期患病等等,鲁迅一生经历的创伤体验并不少,在其文学生产中,创伤话语亦屡屡可见。他在对创伤的小说再现中,呈现出创伤的挫败性惯习,一方面指向了传统致人挫败的杀伤力,另一方面则说明现代转换中亦有类似惯习。鲁迅亦有复仇创伤的书写实践,他强调反抗遗忘和自奴,同时亦有攻击性乃至同归于尽的复仇理念。而在其作品中,亦有疗治创伤的书写,其中也是悖论重重。

鲁迅身体诗学的多维透视——评胡志明《凝视与想象:鲁迅小说身体诗学论》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历来为研究者所推重。近年来,随着身体美学与生命美学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鲁迅作品中的身体意识与身体审美,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湖南科技大学胡志明副教授所著《凝视与想象:鲁迅小说身体诗学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简称《凝视与想象》)即是其中代表之一。胡志明在鲁迅研究领域深耕多年,积累了丰厚的成果,《凝视与想象》一书是他在鲁迅身体诗学研究方向上的集大成之作。

鲁迅“小说—散文”家庭书写中的人文精神变奏

同写家庭,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对其表现截然不同,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文观念上。具体而言,两种文体的差异有三大特征。其一,鲁迅在小说中以价值公义为天平;其散文中的价值体系却掺杂了复杂的家庭私情。其二,鲁迅在小说中暴露家庭弊病和自我劣性;在散文中却有所保留,顾及了先祖的尊严和中国文学的传统范式。其三,鲁迅于小说中以社会层面为文字背景,通过社会来反视家庭问题;于散文中采取“家国同构”的视角,以“护家即护国”的心灵统摄散文。鲁迅“小说—散文”书写中对于家庭的情感异动,反映出其对文体内在差异的深刻认识,也表明现代文学左翼作家在处理“价值领域—生活领域”时的复杂人文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