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

王晓明(以下简称王):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我过去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明白了,这是个错觉。即使在文学最有“轰动效应”的那些时候,公众真正关注的也并非文学,而是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可惜我们被那些“轰动”迷住了眼。

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

主持人的话:四年前我和几位朋友在《上海文学》“批评家俱乐部”里客串过一次,讨论的话题是关于“世纪末”的文化,那时我们几人面对正在泛起的文化颓废倾向抱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也许是出于一种保护精英文化的本能,我们对颓废的文化倾向不得不有所警惕。

话说正统文学的消解

殷国明:上次我们聚会曾谈到了“正统文学”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就此讨论一番。确实,这个问题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因为我觉得正统文学在中国有一种特珠的意味。每一个中国作家都不能不和它打交道、发生关系,其中有依附、有反抗、有速幻、有抗争,而且就其本身来说,在历史上的每一个转变时刻。

理想的文学史框架

主持人的话说到我们的本行,“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沿用已久而颇有值得质疑之处。这一概念的背后是一种政治语境,它依附于那时发生的政治现实而不是基于文学的特质。要是真的从文学切入,那么,现今流传的文学形态和文学秩序不是始于五十年代,至少应当追溯到四十年代初期。但是,“当代文学”显然与这漫长的时间段落不相称。事实上五四文学传统仍在发展,而“当代文学”却是对五四传统的一种“截流”,截流的原因则是政治。

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

每看见“文学现象”这四个字,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文本”,那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文学现象,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配戴“文学”徽章的事物。它们有的面目清楚,轮廓鲜明,譬如出版机构、作家社团;有的却身无定形,飘飘忽忽,譬如读者反应、文学规范。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影响。在许多时候,这些影响是如此深入,你单是为了看清楚文本自身的意义,也不得不先花力气去辨识它们。当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这一点似乎尤其明显,如果没有《新青年》杂志,没有文学研究会和它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五·四”

融入野地

1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这纯稚的想念如同一首热烈的歌谣,在那儿引诱我。市声如潮,淹没了一切,我想浮出来看一眼原野、山峦,看一眼丛林、青纱帐。我寻找了,看到了,挽回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默想。辽阔的大地,大地边缘是海洋。无数的生命在腾跃、繁衍生长,升起的太阳一次次把它们照亮……当我在某一瞬间睁大双目时,突然看到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簇新。它令人惊悸、感动、诧异。

妇女问题与妇女文学

李昂:安忆,上次你的文章(指《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在香港“中国当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谈到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女性,我非常好奇和感兴趣。我想,中国女性的地位一向非常低,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那么,在你们所说的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他们使得中国妇女翻了个身,替妇女谋取了很多福利,而我所接触的朋友或者是资料,却认为情况不是这样,在中国还没有达到简单的男女同工同酬的情形,当然他们可以说,这是在农村,妇女劳动力低,所以收入就比男性少。可是我得到的另一方面消息都是,女人其实做得和男人一样多,得到的工分却比较少。

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现实

回想80年代之初,当我们最初接触到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时,当我们时髦地阅读和谈论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哲学时,我们的体验和思考是多么潇洒而肤浅!我们轻松地就一些与己无关的话题夸夸其谈,自以为睿智、敏锐和深沉,而实际上却隔靴搔痒、卖弄不体。我们之所以那样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仅仅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谈论什么。但是,今天,距当时十年以后。

我与地坛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

论学院派批评

新时期文学批评正面临着某种转折,在这一关键时刻,提出学院式批评(或学院派批评)之构想是颇为适时的,也是很有必要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学院派批评呢?它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和曾经风行一时的“新潮批评”呢?或许会有人竭力跻身学院派,或许有人对之不以为然,甚而嗤之以鼻,他们会认为,所谓学院派批评不过是传统的“学究式”批评或“考据式”批评或“党八股”的装腔作势批评的翻版,其结果必将给充满生机的批评论争带来灰暗的阴影。我以为,对学院派批评持异议或持怀疑态度是颇为自然的,因为在西方理论界,在后现代主义论争的初期,不是也有些“先锋派”理论家称后现代主义为“保守的学院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吗?因为根据西文的词根,“学院”(academy)一词具有“传统”和“保守”

作为小说家的“本性”——重读王安忆的小说

王安忆的创作极富跳跃性,但是。创作的多变不过是思考能力幼稚老成之别,写法上疏淡密致之分,至于作者对基本生存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这个基本问题一般的处置方式,则没有根本上的变化。这是王安忆的“本性”使然。“本性”一词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也许显得过于陈旧了。不过照我看来,至少对王安忆来说,用“本性”形容她那“变中的不变”,形容她对熟悉的某种生活所展开的基本生存状态的持久关注,还是颇为恰当的。有人说,哲学家以其“问题”为人所知,小说家又何尝不是!做一个小说家却没有与其“本性”相投合的生存问题。

保卫先锋文学

主持人的话“先锋文学”,这个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里完全失去了所指的伪词,现在有了微弱的意义。在所谓“新时期十年文学”结束的时划,“先锋文学”开始生长,不顾自身的畸弱和境遇的压迫。不是有人谈论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吗?那么就让它失去好了。”先锋文学”要的正是“寂静效应”:向大众的掌声告别,退出一切以媚俗为目标的活动。如果“先锋文学”还有什么重大过失的话,那是由“先锋”这个术语本身决定的。“先锋”(Van),一种尖锐的事物,却不具备抗御压力的能力。

《太白山记》阅读密码

《太白山记》是一组12幅短篇。文字皆短,且极好读,但极不易明白,往往一遍后的印象与再读一遍的印象截然不同。其荒诞野怪大异于他以前的作品,在新小说的试演台上也别一具鬼脸。讲“有意味的形式”,形式之所以有意味。是思维上的变化。贾平凹患病住院,已经住得很久,以他所言,世界观也改变了,再加上他崇尚气功。

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内容与前景

一个比较普遍的误解是:文学人类学批评就是指神话原型批评。诚然,弗莱在谈到神话原型批评时曾说过:“探求原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上的人类学:我们从文学产生以前的东西——如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传说等,可以了解到文学的情况。”但是,将两者等同起来就未必准确了。事实上,神话原型批评和文学人类学批评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实质,就是运用人类学的视野、方法和材料审视文学。

平常心与非常心——重读史铁生

一一首歌里有这样两句歌词: 也许我将独自跳舞独自在街头漫步好长时间以来,这两句歌词被我有意地从它原来的上下文语境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萦绕于耳,体味在心。欲舞而彤单影只,真跳起来是怎样一幅情景?漫步却在街头,看人间风物、日常景象。

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

三十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虽然卷入的作家沈从文、杜衡、曹聚仁、鲁迅等皆赫赫有名,事后想来,仿佛只拿下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这样相互“攻击”一气的印象。其实不然。事情并不简单。京、海的名目由来已久。大约晚清、民国以降,在旧剧圈内兴起。沪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向来被称为海派。但将当时集聚于北方的作家群和上海洋场的流行作家,以地域文化为标帜而两相区别的习惯,却是从这次论争留传下来的。并不十分明确,究竟谁是京派,谁是海派,含含混混。这一对概念可大可小,很富包容性,内含了深远的人文背景,

新写实:回到文学自身

引言返观“文革”后大陆文学发展史,“东方意识流”、寻根文学和新写实小说在叙事文学中的出现,或许将被视为具有预示作用的三个重大文学事件而载入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册。 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王蒙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内集中发表了六个在事后的激烈争论中被命名为“东方意识流”的中短篇小说(《春之声》、《夜的眼》、

“浮士德”·“红楼梦”·女儿性

高利克:我想谈谈王国维和王国维对于《红楼梦》和《浮士德》的意见,谈谈我的意见,王国维是研究叔本华悲观哲学的,是通过叔本华的戏剧理论或者悲剧理论研究他的。我认为由于受了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以为浮士德、贾宝玉的最后归宿就是:一个向天堂去了,一个变成和尚了,这个最后归宿是重要的。而我认为:这两个作品,特别是《红楼梦》中的女子性是最重要、最漂亮、最有价值的,因为在世界文学中可能以前还没有对女子的关系写这样的小说,它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浮十德》在最后那几句话里说:“Alles Ver-gaengliche/Ist nur ein Gleichnis/Das Unzulaeng Iihe/Hier Wird’s Ereignis/Das Unbes Chreibliche/Hi-

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

陈平原去年以来,面对迅速崛起的商品经济大潮,最难适应的可能是人文学者。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家因有可能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变成专利用以开发,故转型比较容易;学经济的、学法律的,也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摊子,也比较容易转型;跟整个市场经济距离最大的,或者说将来最难立足的。

叶兆言苏童异同论

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说并不是前辈诗人的作品影响了后来的诗人,而是后辈诗人的成就和光辉照亮了前辈诗人。“照亮”一词肯定不是布鲁姆和译者的用法,而缘于我的一种用语习惯。我觉得照亮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布鲁姆的话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但他的意思有一点非常独到,就是文学作品和作家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双向的而不是静止的。本文并不旨在讨论这个问题,而是由此来谈论当代小说中两个互相“照亮”的青年作家苏童和叶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