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郑风》看郑国手工业文明

郑国社会经济繁荣,手工业技术水平在列国中处于前列。依据《诗经·郑风》等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的相互印证,详细论述了郑国在建筑业、青铜业、玉器制造业、纺织业、印染业、皮革加工业等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再现了郑国手工业昔日的辉煌。

承德辽风宋韵辽驿路诗话

辽宋时期的古北口外辽驿路承德路段,以平泉市平泉镇铁浆馆为界,分为环境不同的南部燕山山路与北部河川高原两大地理环境单元,有八个驿馆及其顿所,另外还有两处岭梁景观,它们是承德和合文化地标,宋使羁旅情愁、家国情怀与承德自然风光、社会风情融为一体,成为奚地承德辽风宋韵交融的史诗,奏响了承德和合文化百余年的前奏曲。

乾嘉时期京城文人的都城体验与诗文书写

乾嘉时期的文学与思想转型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观察清中期文人的诗文书写,可注意到京城文人日常生活中奢侈与穷困的两极化处境,亦可发现文人参与修禊雅集与诗社雅集时所感受到的时间流逝的加速感与交往距离的隔膜感。前者源于京城景观的变迁与宵禁制度,而后者则源于文物赏玩时视角的聚焦与价值排他性,二者共同造成了乾嘉京城文人的失落情绪。为了应对京城生活的压力与失落,文人不仅在诗文中咏叹遗迹、追忆前贤,更通过重建万柳堂、寄园等建筑实体与仪式活动,重塑文人的公共空间,以缓解文人在情感与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乾嘉文人的京城生活体验激发了他们时不我待的使命感与不服输的傲岸人格,这同样刺激了乾嘉时期文学及学术的发展与传承。

宋本《诚斋集》的东传、递藏及著录

杨万里《诚斋集》宋端平二年(1235)全集刻本,目前仅日本存一部。此本当为明成化四年(1468)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委派京都建仁寺住持天与清启访华,于成化五年归国时带回,此后一直秘藏于建仁寺。江户末期该寺天章禅师酷爱杨万里,曾据此本刊行《千虑策》三卷、《东宫劝读录》一卷。明治二十年(1887)古泽滋从建仁寺梧庵禅师手中购得此本,带往东京,明治二十八年或稍前转入宫内省图书寮(今宫内厅书陵部)。入藏图书寮前,此本曾经西村兼文数次著录;入藏后不久,又有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予以详细揭载。然此本之缺叶、错简、点逗、批注等问题,诸家著录尚有缺失,故文末拾遗补缺,以期此本著录庶臻完善。

《唐贤三昧集》三卷

(清)王士祯辑清光绪九年(1883)翰墨园刻朱墨套印本王士祯是清初诗坛上“神韵说”的倡导者,他论诗以“神韵”为宗,鼓吹“妙悟”“兴趣”,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强调淡远的意境和含蓄的语言。全书选盛唐王维、储光羲、孟浩然、刘眘虚、常建、高适等42人,448首诗,而不选李白、杜甫作品。王士祯对严羽“盛唐诸人,唯在兴趣”之说,别有神会,因而“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而存之。

交通视野下唐代入赣文人的行旅诗及江西印象

唐代江西交通便利,形成了赣浙、赣闽、赣湘和赣粤四条主要跨省路线。由于漫游、贬谪、仕宦等原因,唐代文人来往闽越和岭南之地大多取道江西,并在行旅途中创作了许多富有地域色彩的诗歌。这些诗作内容丰富,不仅记载了他们在江西地区的行旅生活,也反映了诗人的漂泊之感和交游情况,交杂着复杂的江西印象。从交通视野解读这些诗歌,可以更好地厘清唐代文人入赣的行旅路线及其创作心态。

古诗词中的生态文化身份建构

以中国古诗词为语料,基于和谐生态场所观,从积极话语分析的视角选择体现积极生态文化身份的诗词并分析语言特征。研究发现,诗词主要借助拟人/能动性、比喻、象征和第二人称视角等语言手段体现作者对自然的积极情感联结、同化认知与趋向意动,建构了有益的生态文化身份。

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孤本宋刻钱杲之《离骚集传》递藏轨迹考述

国图藏钱杲之《离骚集传》,根据其题跋、题识、题签与藏书印,结合对与之相关的历代书目文献的考察,一条完整的递藏链就清晰地凸现出来了:孤本宋刻钱杲之《离骚集传》首藏于江阴朱承爵“存与堂”,由其后人朱元孺递藏;又藏于常熟毛晋“汲古阁”,由其子毛褒、毛表递藏;继藏于丰润曹寅“楝亭”;继藏于桐乡金德舆“桐华馆”;继藏于平江黄丕烈“士礼居”;继藏于长洲汪士钟“艺芸书舍”,由其后人汪宪奎、汪振勋递藏;继藏于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由其后人瞿镛、瞿润、瞿秉渊、瞿启科、瞿启甲、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祖孙五代递藏(瞿启甲掌握期间,武进费念慈和常熟邵松年均曾向其借以影抄录副),1950年由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兄弟将其捐献于中央人民政府,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同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对楚辞研究的细心、认真与贡献,这也充分证明了此书确为宋刻孤本而非影抄本。

大赋用经:主客结构与铺陈考量

《文心雕龙·诠赋》谓“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前者是汉大赋主客问答的框架结构,后者则是在此框架结构下预设的铺陈空间,铺陈乃是大赋的主体。主客问答以议论显示讽谏,多用经语。大赋中除直接铺陈仪礼的段落,铺陈则用经为寡。然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等则以议论充塞铺陈空间,又大赋短制如扬雄《河东赋》全篇以议论为主,相对于大赋铺陈主体,并用经为多。但大赋绝大部分的铺陈取于六经之外的其他典籍,亦多语词自造。总体而言,汉赋用经为少,而且赋体铺陈所取于六经及其他典籍者,都用以夸饰铺陈,并不保留其在原初文本的意义,故不必说是“经学影响”。

论宋代贬谪谢表的书写策略

宋代是谢表文化臻于极盛的时期,其中贬谪谢表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其他例行公事的谢表相比更具文学色彩和个性特征。贬谪谢表多从“罪深谪薄”的角度来谢恩,或谢赐予近善之地,或谢不杀之恩;从“孤寒”与“愚鲁”两个方面进行自贬与自剖,在谨慎的言语中蕴含着对自我品节的肯定与标榜;“衰病交加”之类的戚戚穷愁之语也常出现在宋人贬谪谢表中,既是自身遭遇的真实写照,也是面对君王的乞怜话术。北宋前期贬谪谢表还存在大段劝谏与辩驳之辞,但随着贬谪程度的加深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劝谏与辩驳在此后的贬谪谢表中便较为少见。从贬谪谢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士人在政治权力之下逼仄的言说空间与尴尬的生存处境,也能够看到宋代士人在集权制度与主体人格之间极力平衡,在夹缝中力图表达个人情志的努力。

五四运动以前的荷马

荷马是西方百代诗宗,但他并不是迟至20世纪才进入中国人的视域。早在明清之际,荷马便以“阿嘿汝”或“何默乐”等意大利文或拉丁文音译在华现身。进入清末,荷马之名的音译更是五花八门,直至梁启超推出《饮冰室诗话》后,今日通用的“荷马”才一锤定音。荷马当然是史诗大家,而“史诗”一词的定译,也要等到清末才由入华传教士译出,然后经日本汉字吸收,再由彼时的留日学生或革命党人传回中国。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中译,在晚明及晚清也同样可见,虽然仅译出区区数行。本文从考证的角度出发,最后再拉回到中国人的荷马研究。

明代山左底层文人的日常书写与晚年心态解析——以王克笃的散曲集《适暮稿》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王克笃散曲集《适暮稿》中日常生活书写的细读与研究,分析了他自足、自适、清高、自遣、淑世、喟世、哀穷的复杂心态,认为这些心态的产生与其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年龄时段、个体性情、治生观念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

论李白赋的屈骚接受

赋作为李白实现理想的载体,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出蜀首站与生活了十年之地是楚地,晚年流放遇赦并游历之地亦是楚地,其赋作中充满了楚文化因子,在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上都深受屈骚影响。且由于共同的政治理想与遭遇,李白在传承屈原美政理想的同时,与其忠怨之情产生了跨时空共鸣。但由于身份境遇、所处时代、社会形态、主导文化思想等的不同,李白对屈原之自沉选择却有所保留,足见屈原与李白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传承关系十分复杂,必须予以辩证审慎分析。

西学东渐与《天问》研究的嬗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

《寒山诗》的三次编纂及其显现的性三品说

在初唐、中唐、晚唐,《寒山诗》分别经历了由闾丘胤、徐灵府、曹山本寂的三次编纂,由此塑造出了三种寒山子像。此诗约三百余首,其内容除了前两次编纂中的“述山林幽隐之兴”“讥讽时态”“警励流俗”这三种,还有第三次编纂时开始出现的具有佛教味道的、咏歌南宗派顿悟禅精神的偈颂性之诗。《寒山诗》中有部分侧面言及人性之处。其中《下愚读我诗》与《上人心猛利》中出现了不平等之性三品说的用语,而《智者君抛我》中却表现了对性三品说的批判态度,以其不但使当时由智者、中人、愚者形成的社会四分五裂,又使人们失去了人性纽带而产生孤立感和异化感;《世有多事人》中还出现了平等之真性思想。像这样对性三品说既容许又批判的复杂态度、相互矛盾的人性论之共存、及其超越“圣俗”的努力,正是《寒山诗》的魅力所在。

杨思圣《且亭诗》考论

杨思圣是清初诗坛的重要诗人,他与河朔诗派主将申涵光的诗学理论倾向基本一致,其论诗推尊杜甫及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主张学习盛唐诗人,提倡诗歌应以性情为主,反对过度模拟之弊。由于文禁之故,杨思圣的《且亭诗》经大量删减后,更名为《且亭诗钞》行世。其诗歌“一以少陵为宗”,表现出明显的宗杜倾向,特别是其入蜀诸诗模拟少陵,取得了较高成就。杨思圣被尊为“畿辅七子”之一,堪称河朔诗派的主将。其与申涵光、殷岳等人一起,共同为清初慷慨悲歌的燕赵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

海昏汉简《诗经》研究三题

学术界广泛认可海昏汉简《诗经》为《鲁诗》。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文本内容来看,海昏汉简《诗经》符合“故”的文本特征,因此,疑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鲁故》。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的编连,应符合古书正文在小题前而小题又在大题前的通例,标题简应当置于末尾而不当在前。据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中“予其惩而八”可知,《周颂·小些》“予其惩而些后患”当断句为“予其惩而,些后患”,与《毛诗》同。

甓湖诗社及其诗学意义考论

清代乾隆初年创立于江苏高邮的甓湖诗社具有十分鲜明的诗学特色,也是清代为数不多的诗学研讨性诗社。甓湖诗社的诗学理论有破有立,宏通包容,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诗风主张;其诗史观有意凸显儒家诗论,对历代浮靡衰苶的诗风予以诋斥,对继承儒家风雅比兴精神的诗人予以掖扬。对甓湖诗社的诗学理论构建与诗史论进行深入分析,可对清代诗社在诗学方面的特点有所了解,也可借此为拓展清代的诗社研究做一番尝试。

从“幽人”内涵变迁看苏轼黄州时期的贬谪心态

“幽人”语汇贯穿苏诗创作全过程,而在谪宦黄州时期,“幽人”实现内涵的粉碎、颠覆与重塑。苏轼《东坡易传》丰富了“幽人”的内涵,涵盖了“幽隐”“幽囚”和“幽愤”等义项。从初至黄州的“幽囚”情感,到求道的人生尝试中“幽隐”与“幽囚”心态的矛盾徘徊,促成“幽愤”心态的萌芽,从而彻底落于“幽愤之人”的自我体认,皆足以洞察苏轼演“易”所带来的痕迹,生动地展露其贬谪心态的复杂演变。从易学视角入手,为我们理解“幽人”的多重含义及其嬗变脉络指明方向,由此窥测苏轼贬谪黄州的心态,理解其贬谪心态由惊惧避祸转向自我疏解与自我观省,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人格自立的内在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