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赋用经:主客结构与铺陈考量

《文心雕龙·诠赋》谓“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前者是汉大赋主客问答的框架结构,后者则是在此框架结构下预设的铺陈空间,铺陈乃是大赋的主体。主客问答以议论显示讽谏,多用经语。大赋中除直接铺陈仪礼的段落,铺陈则用经为寡。然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等则以议论充塞铺陈空间,又大赋短制如扬雄《河东赋》全篇以议论为主,相对于大赋铺陈主体,并用经为多。但大赋绝大部分的铺陈取于六经之外的其他典籍,亦多语词自造。总体而言,汉赋用经为少,而且赋体铺陈所取于六经及其他典籍者,都用以夸饰铺陈,并不保留其在原初文本的意义,故不必说是“经学影响”。

论李白赋的屈骚接受

赋作为李白实现理想的载体,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出蜀首站与生活了十年之地是楚地,晚年流放遇赦并游历之地亦是楚地,其赋作中充满了楚文化因子,在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上都深受屈骚影响。且由于共同的政治理想与遭遇,李白在传承屈原美政理想的同时,与其忠怨之情产生了跨时空共鸣。但由于身份境遇、所处时代、社会形态、主导文化思想等的不同,李白对屈原之自沉选择却有所保留,足见屈原与李白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传承关系十分复杂,必须予以辩证审慎分析。

颂与诵:汉大赋与联绵词关系初探——以司马相如赋联绵词为中心

司马相如赋现存7篇,其中联绵词约121个。双声联绵词约28个,叠韵联绵词约62个,双声兼叠韵联绵词约4个,非双声叠韵联绵词约3个,四音格联绵词约24个。音义性是联绵词的本质特征,即两个音节对应的字都有意义,且多数义同或义近。字形方面,不少表现为两个汉字具有相同的与词义相关的偏旁(事物+状态)。分布方面,叠韵联绵词远多于双声联绵词,且有一定量的四音格联绵词变体。这应当与汉赋的“歌功颂德,润色鸿业”而讲究较强的韵律性、节奏感和重复性,从而彰显文章的气质有关。联绵词大量涌现与时代的特色以及文体、语音自身均有一定联系。联绵词及其变体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赋的生成,并体现了汉赋铺陈、讽谏功能和口诵特色。

谢灵运赋引《诗》——兼论南朝赋引《诗》之嬗变

谢灵运赋作引用先秦典籍现象层出不穷,其中引用《诗》达48次之多,展现出晋宋之际赋家以《诗》代言、引《诗》取辞的一面。其赋引《诗》突破了先秦引《诗》说理、汉赋引《诗》的政治传统,注重《诗》的史学、文学价值。谢赋引《诗》取辞追求陌生化、独创性的表达,开南朝求新求奇风气之先河;引《诗》与引其他家经典并置而观,体现了从尊儒经转变为尊多家经典的观念变化;引《诗》事不取实指而取普遍意义,有时甚至为了贴合文本语境,赋家会消解部分诗义。这一系列行为都体现了南朝文人引《诗》“尊经”与“通变”的新变化。

汉代献赋纪事的书写模式与后世拟效

与受诏被动作赋不同,献赋是赋家主动向君主投献赋作。献赋纪事一般包含四个要素:赋家作赋、进呈赋作、帝王读赋、赋家为郎。其中赋家主动进献是核心,而帝王反馈则是此类纪事着重介绍的内容。汉代献赋故事广泛流布,引起历代文士、帝王仪式化的行为模拟以及史家模式化的历史表述。除复现献赋活动外,唐代诗人通过自比相如、扬雄献赋,为参加科举考试赋予自荐于天子的能动意味。而一旦科举失利,“献赋不售”又成为常见的诗歌表达。

清代砚田赋的耕读文化意蕴

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中,先秦以后半耕半读逐渐成为社会生活常态,并发展出影响至今的耕读文化。随着耕读文化的成熟与发展,在元末明初真正形成了由读书之“砚”与耕种之“田”结合而成的“砚田”意象。清代出现的砚田赋展现了丰富的耕读文化意蕴,其运用“以田喻砚”的书写策略,在砚田与农田、读书与耕种的两相对比下,推崇士人勤学入仕。同时,清代砚田赋还强调士人在耕读生活中应当注重修身养性,固穷守节,传承家族文化,推动家族兴盛。清代砚田赋可视为耕读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一个缩影,折射出耕读文化的深刻内涵。

华夷之辨的流衍:以泰山辞赋为中心

“华夷之辨”系传统中国民族关系理论之一,于历代诗文多有呈现,尤其处易代之际,激辩之声哓哓不止。泰山辞赋的华夷之辨与之不同,汉唐时期主要呈现为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夷狄向化、以华化夷;宋元时期集中表现为华夷会同的想象与理想;明清时期则不辨华夷、不言华夷,以不辨为辨,华夷一家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泰山辞赋创作之底色。清代泰山辞赋的创作指向主要呈现为:塑造问俗观风、勤求民瘼、孝慈亲仁之帝王形象,书写泰山自然地理形胜之美,以泰山象喻圣人圣君歌咏泰山含宏无外之人文意象。“大一统”“不辨华夷”乃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必然走向。

赋可补史:黄庭坚两篇不明律赋与北宋科举及试赋的双向互证

今存黄庭坚律赋仅有两篇,即《位一天下之动赋》和《春秋元气正天端赋》,见《山谷别集》,惟黄?《山谷年谱》及今人皆未系年,后人亦几无论之者。采用双向互证的方法,一方面可从北宋科举试赋推测二赋撰作年代,并按律赋体例对之略加评骘;另一方面可反过来从二赋引证、反证与廓清长期以来有关北宋科举试赋的若干成说。

明清闺秀花卉赋的“自我”书写与品质达成

明清闺秀在赋中的“自我”书写促使花卉赋新的品质达成,在花卉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中完成朦胧感与明晰化的辩证统一,构筑女性文学的审美体系。“女性写女性”的明清闺秀花卉赋是家族文人群中女性创作范式的具体表现,展现出明显区别于“男子而作闺音”的男作家“凝视”传统的“清慧”美学品貌和雅致心境。明清闺秀花卉赋者在赋题选取上的花卉种类之孤寒特质、在具体的花卉描写中的纤细语言材质以及在花卉观察中的“自我”代入,体现出明清女性文学新的思想境界。

贾谊《旱云赋》创作时间考

贾谊为西汉著名文学家,汉文帝时期曾任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被贬长沙为贾谊仕宦生涯的重大转折点。诸多史料表明,贾谊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被贬长沙说为正解。《旱云赋》为贾谊重要作品。从内容来看,此赋为夏秋之交大旱实录,恰对应《汉书·五行志》前元三年初秋大旱之记载,贾谊赴任长沙亦正值此时。从主旨来看,《旱云赋》为贾谊自寓身世、怨愤失意之作,无疑创作于其被贬长沙之后。从写作地点来看,该赋作于长安城外渭水之畔。

赋画双璧:宋玉《神女赋》和谢稚柳《高唐神女图》

宋玉《神女赋》塑造的高唐神女形象妖艳绝伦、光彩照人。1943年著名画家谢稚柳依据宋玉《神女赋》绘制的《高唐神女图》,直接取法于唐宋人物画尤其是敦煌飞天壁画,线条健劲生动,笔性圆厚浑融,所塑造的高唐神女形象雍容华贵,格调高古,充分体现了谢稚柳高超的人物画造型能力。虽然宋玉的《神女赋》和谢稚柳的《高唐神女图》表现对象相同,但是宋赋是文学艺术、语言艺术,谢画是绘画艺术、色彩艺术,二者各呈异彩,俱臻绝妙,语图互文,交相辉映,堪称“赋画双璧”。

去唐律而尚时趋——徐斗光《赋学仙丹》考论

徐斗光《赋学仙丹》甄选唐代律赋2篇、清代律赋8篇,卷帙甚小却体例颇精。作者评点细密,不厌其烦,反映了其作为律赋理论转折时期赋论家的一种“去唐律而尚时趋”的赋学观。通过分析《赋学仙丹》的版本、选目与批注,可以看出嘉庆以后律赋文体的转变与晚清时期选本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论《中州诗征》编纂之特征以及对中州文学的自觉建构

《中州诗征》是民国时期李时灿在整理、考订乡邦文献的基础之上编纂而成的,全书三十卷,始于清初迄于清末,实收录中州诗家623人,诗作2314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河南清代诗学发展生态,可视为集大成之作。《中州诗征》无论在选心、选目,还是在选人、选阵等方面,亦颇具特色。《中州诗征》作为总括全省之清诗总集,还隐含着地缘、学缘、亲缘之间的关系,进而可反映出河南地域的诗学思想、诗学群体以及家族文学等,因此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唐写本《吴都赋》残卷校理

考察敦煌唐写本《吴都赋》残卷音注的来源,是拓展该帙写本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依据《艺文类聚》等现存《吴都赋》的4种音注本认为,《吴都赋》是属于有音注的文本。这些音注由李善、五臣等注家予以继承或因袭。通过审视《吴都赋》残卷里的3处音注,有理由相信它们并不见得来自残卷的抄者或圈点者。这意味着音注研究是拓展和深化《文选》文献学研究的新路径,此件残卷的校理为此提供了典型个案。

略论唐代陇籍文人赋作的题材与命意

唐代陇籍文人赋作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从其类别来看,包括咏物、言志、抒情、讽谕、颂美、应试等六大类。其命意则涵盖了寄托兴发、述行序志、直抒胸臆、讽世感怀、歌咏盛世、进仕谋官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特征。陇籍文人赋作为唐赋的一部分,其题材与命意,反映了唐代赋体文的普遍特点,从中可窥唐赋类型之一斑。

论赋与书的同体批评

辞赋与书法的关联,突出体现于书体语象(书法赋)与赋体书像(赋书法),而从艺术批评史的角度看,二者又有着异类而同体的功用。概括地说,赋用与书用,构成征实原则;赋法与书法,成就技术特征;赋象与书像,呈示形似艺术;赋势与书势,表现气运风骨。这种基于体性的批评,将辞赋与书法这两种不同体类的艺术联结起来,具有我国古代文艺史写作的典范意义。

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

赋兴于《诗》,而后与之纠葛烦复,后代论家往往难扼其要。王芑孙借自宗法制度的“别子为祖”说最能揭示赋体附《诗》的动态过程。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汉人以赋附《诗》体现为《诗》赋源流的观念建构,以及赋体在功用性上类《诗》的“讽”“颂”要求,以此影响了两汉赋文本构结方式和风格的转变,呼应于《诗》语的取用特征。这一附经“尊体”而“变体”的历史进程,揭橥了文体发生学中“以卑附高”的普遍观念,昭示了新文体生发时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路径,对此后其他新文体生成过程的理解有所裨益。

论阮籍赋的主题及艺术特色——兼与前代赋对比

阮籍赋现存有《鸠赋》《猕猴赋》《东平赋》《亢父赋》《清思赋》《首阳山赋》六篇,作品虽少但文学史价值较高,值得研究。阮籍赋继承了前人赋的创作经验,同时将个人遭际及生活体悟融入其中,凸显了新的特点。阮籍的鸟兽赋摆脱单纯体物赋,融入社会性批判,推动了讽刺赋发展;阮籍的都邑赋描写普通的小城邑,改变了以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为描写对象的都城赋的写作;阮籍的述志赋融入了浓厚的抒情和玄学色彩,使得作品主题更为深刻。

汉魏六朝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赋开始受到英语世界的关注,尤其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已累积了丰富的译本与研究成果。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分析不同时期的译介作家和作品以及译者情况,并从专著与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和二手研究著作等方面归纳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从整体上呈现英语赋学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为国内学界提供借鉴。

追寻不变者:苏轼气论与《赤壁赋》新解

苏轼《赤壁赋》提出两层说法,化解人生苦短之叹:一是万物流变中,自有不变者恒久存在;二是风声月色,足供我辈领受。这两层一脉衔接,均基于苏轼的气论而来。苏轼的气论糅合三教资源,时参己意。他所谓不变者,指作为万物质料的气;所谓声色,属于万物形之精华。前说出自《庄子》外、杂篇,后说则从佛教“六尘”概念转出。气不可见,在现象世界,形之精华最接近本体。唯有迈入君子境界,渐近自然状态方能领取。《赤壁赋》的宗旨,即在写出此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