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自征“渔阳三弄”的悲剧性

明代剧作家沈自征的“渔阳三弄”,以简短的故事抒发作家深沉的感叹。其中有较强的悲剧性:在故事内容上,三部杂剧的主角都控诉世道黑白颠倒,其倾听对象也非“常人”,主角的思想不被时人所理解,苦闷难以申述;在人物形象上,作家有意选取主角悲惨人生经历进行创作,并突出配角与主角的对立;在语言风格上,杂剧中多处借鉴和化用前人语言,以抒发悲愤之情;在思想表达上,作家吸收前人作品经验又融入自己见解,使戏曲整体的悲愤情绪一以贯之。

《赵氏孤儿》画面叠加特征对后世改编剧作的影响

元杂剧《赵氏孤儿》通过相似画面的反复出现、相关画面的对照设置和前后画面的勾连呼应,使画面间呈现出一种重重叠加的特征,这在作品的大容量写人叙事、描写抒情形象化、留白意蕴的丰富性方面产生了较大作用,对其后世的改编剧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冲突论视角下中国戏曲文本《赵氏孤儿》跨文化传播的价值

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是第一个被翻译到西方的戏剧作品,几百年来,这部作品常演常新,成为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的作品,同时它也被话剧、电影、电视等艺术形式作为改编的元文本进行反复的演绎和新解。在国际上,自伏尔泰翻译《中国孤儿》以来,在数百年内这个故事就已家喻户晓,并成为西方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的一扇窗口。究其原因,该文本所具备的冲突精神和故事人物的人格力量是其跨文化传播和产生价值认同最重要的因素。本文将从冲突论的理论视角出发,细解源文本中的人物、情节、事件等戏剧要素,阐述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内在价值。

《莺莺传》和《西厢记》中主要人物的发展变化刍议

在我国历史文化体系中,元杂剧是讲述不同人物故事和社会现状的重要文学载体,中唐时期元稹创作《莺莺传》,该传奇讲述了家境贫寒的书生张生与没落贵族少女崔莺莺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人物特点鲜明。到了元代时期王实甫在《莺莺传》以及其他传奇小说、戏剧作品的基础之上,创作了《西厢记》,该杂剧是我国戏曲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品。虽然两部作品在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方面基本一致,均讲述了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故事,但在具体内容、人物形象上存在较大差距,对此本文围绕《莺莺传》和《西厢记》中主要人物的发展变化进行探究与分析。

《元刊杂剧三十种》“一折”考释

宋元俗语“一折”义为拇指与食指之间伸开的距离,常与脚或鞋连用,形容物体之小巧,同时,“一折”有很多异体字和同义词。“一折”引入舞台实践后,用于形容一段短小的科白表演。《元刊杂剧三十种》中“一折”实为省略了一段由外脚进行的、相对完整独立的、短小且具有开场功能的科白表演。

明杂剧喜剧创作与时代文化思潮

社会环境是喜剧繁荣的必要条件,而社会环境除了包括政治形势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想文化思潮的变化。明杂剧喜剧的创作受明代社会文化思潮影响巨大。明初的文化专制主义是对文学艺术创作的一种扼杀,因此,明初的喜剧创作除了一些浪漫爱情喜剧外,乏善可陈。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趋向自由,喜剧这一具有批评功能的艺术形式就被很多作家所采用,成为他们释放与宣泄自己内心压抑的出口,喜剧也伴随着浩荡的思想解放潮流而逐渐复兴,不断发展。

《西厢记》中的喜剧效果与语言张力

王实甫《西厢记》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喜剧场景,这些场景的成功刻画离不开语言张力。在《西厢记》中,王实甫大量运用人物心灵辩证法、“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语言表达,以及点面结合的表现手法,增强了误会性、暗示性、蕴藉性、文学性、舞台性,使读者获得独特的喜剧审美感受。笔者从语言张力角度切入,探究《西厢记》中喜剧效果与语言张力之间的关系。

论臧懋循元杂剧编改的“剧学”奠基意义

臧懋循出于其自觉的“剧”本体观念而非当时普遍的“曲”本体观念,对元杂剧进行了系统编改。脚色层面,参照传奇脚色体制对元杂剧脚色进行系统性重建,并深入剧作内部,从上场诗、下场诗及科白方面,对相应脚色名目作出实质性的行当化调整。关目层面,调整聚焦以增强关目紧凑性,调度人物以增强关目戏剧性。排场层面,调整分折以优化布局,利用辅场景以烘托主场。曲白协同层面,添加曲间白以形成互动对话,甚至对曲本身进行增删修改,曲白统筹安排以优化叙事效果。在古代戏曲理论偏重“曲学”的传统格局中,其对古代戏曲“剧学”理论的建构有着切实的奠基意义。

元杂剧婚姻爱情戏独特现象——“旦本”多“末本”少原因探析

元杂剧演唱体制为“一人主唱”,分别由“正旦”或“正末”一人主唱,“正旦”主唱的戏为“旦本”“正末”主唱的戏为“末本”。现存一百余种元杂剧中,“正末”主唱比“正旦”多,仅婚姻爱情戏这一题材杂剧“末本”比“旦本”少。杂剧作家多为男性,在婚姻爱情题材中,创作以男性为主唱的“末本”戏却较少,可从创作与接受两个角度,分析婚姻爱情戏中“旦本”多“末本”少的原因。

元杂剧中的"杂伎

宋金杂剧经常是与其他百戏伎艺同台相间演出的,元杂剧则从戏剧整体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在演出过程中却杂入了诸种伎艺,又有类似于宋金杂剧之处。

明杂剧社会背景探源

明初在建立新的大一统社会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汉民族整体力量和同时出现的经济恢复、社会安定的局面是宫廷北杂剧繁荣的前提和条件，而中叶以后社会意识由整一向多元化发展，宫廷杂剧的衰亡和文人南杂剧的崛起，其根本原因最终还应归结到大一统政制动摇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转化和社会浪漫思潮上来。

金代女真文化对元杂剧繁荣的影响

金代女真文化与文学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对元曲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女真歌谣与歌舞、诸宫调、金院本在思想内容、艺术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为元曲尤其是杂剧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金代女真帝王对通俗文学的喜好和宽松的文化政策,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由金入元的作家队伍等,共同促进了通俗文学元曲和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使元杂剧迅速走向中国古典戏曲的黄金时代。

“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元杂剧公案剧中清官形象的文化透视

元杂剧公案剧塑造了包拯、张鼎等清官形象。在他们的身上,作者赋予其共同的思想性格特征:清正廉洁、执法如山、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犯颜直谏、打击豪强、为民除害、聪明睿智、断狱精明,这是作者美好理想的外化,也体现出人民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坚强斗志和不畏强暴的正直精神。他们正是人民所期望的清明政治的化身,同时也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官"崇拜的痕迹。

就士妓恋杂剧解读关汉卿与马致远

关汉卿与马致远均为写作士妓恋杂剧的大家,相比较而言,关汉卿能关注到作为弱势群体———妓女们的不幸遭遇、痛苦生活,并从理想的角度赋予她们以光辉的形象,描写了她们以自己的美丽、聪明、机智来抗争命运,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情怀;马致远则站在文人的立场借杂剧创作抒发了士不得志的失落情怀,在剧作中表露出一种白日梦情结,体现了一种寒士文化精神。若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他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被男权社会的伦理规范所改塑过的。

《隔江斗智》杂剧与《三国志通俗演义》

本文认为,就孙刘结亲故事而言,《三国志通俗演义》从情节设置、人物性格刻画、喜剧情调三个方面都有《隔江半智》杂剧影响;《隔江半智》杂剧是《三国志平话》发展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桥梁.

论元杂剧中的中秋、重阳风俗

元杂剧中对节日风俗的描摹状写活现出了当时种种生动的、琐细的、古朴的民俗事象,为我们存留了当时人的特定生活信息,传递了那个已经逝去时代的特定回音。中秋节焚香拜月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而九九重阳乃是古代文人雅士聚会宴享、登高游玩的节日,它使人在醉心欣赏中迸发出诸多灵思,并获得了身心放松和精神自足。透过它可以窥视到元代人社会生活及其精神状态的重要一隅。

论元杂剧的复仇精神

中国古代,允许无辜被害者的家属向加害者寻仇的法律制度,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仍然被写进法律文本。它是元杂剧复仇精神的源头。元杂剧体现了传统文化背景下顽强的复仇理念。在复仇遇到阻碍时。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关剧思想价值初探

把关汉卿杂剧置于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其思想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平民视角与关怀弱小的人道精神;追求平等、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弘扬正义、顽强不屈的抗争意识;王法无私、执法为民的法治理想。关剧体现出的情感取向和文化精神,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

元杂剧中的文化意象英译策略探微

文化意象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下生成的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独特的文化含义和很强的语境适应性。元杂剧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象,例如,宫调、曲牌、典故以及人名等。对元杂剧文化意象的译介有利于中国古典文化广泛、深入地传播。本文在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指导之下对元杂剧的三个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三类文化意象的英译策略,以期为文化意象的翻译实践提供新思路。

政治文化转型下民国传奇杂剧的处境及其反思

以政治文化转型为切入口,综合分析民国传奇杂剧的功能定位、创作手法以及传播方式等关键问题,进而总体考察民国传奇杂剧的处境,反思其中的利弊得失,并试图揭示其中的启示意义,是研究民国传奇杂剧的落脚点与重中之重。民国时期,在剧烈的政治文化转型之下,走向衰亡的传奇杂剧只能处于一个两难的境遇之中,无论如何抉择,都无法摆脱逐渐消亡的命运。然而,对照当下戏曲(尤其是昆曲)的发展之路来看,这些或许正是民国传奇杂剧最具启发意义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