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世间》中知识女性周蓉的三重困境

在《人世间》中,周蓉作为梁晓声心中的理想女性,面临时代、社会和家庭的挑战,展现出可贵的品质和真实的人性,丰富了当代女性形象书写。早期,周蓉为了自由和独立与传统环境截然对立;晚期,随人事变迁,她最终达成了自我实现与责任承担的和谐。具体分析周蓉的自我困境、性别困境和伦理困境可知,周蓉的困境象征着当代知识女性在追求独立、自由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考验,是梁晓声对当代知识女性出路的探索。通过对周蓉所经历的挑战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刻理解当代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个体经验,实现对女性认知、成长的多层次解读。

清代民间艺人李十三的当代文学经典化考释——以陈忠实小说《李十三推磨》为例

《李十三推磨》是陈忠实根据清代戏剧家李十三其人其事而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由李十三晚年阶段写戏、爱戏和因戏而死的三个阶段构成,在将这位昔日戏剧大师的故事文学经典化的同时,选取“李十三推磨”这一经典情节,通过典型化的人物和环境描写,揭示了李十三空有一腔抱负却怀才不遇的人生悲剧,从而使得李十三其人其事获得一般意义上的典型化,有助于理解更为多面的历史人物李十三和他身上所发生的故事。

论残雪《突围表演》的先锋性

先锋文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从整个文化思潮背景来看,80年代中国文坛受西方哲学、美学影响最大,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如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福克纳、乔伊斯、伍尔芙、卡夫卡等大师的影响,中国作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土创作实际形成的一种“先锋”流派即现代主义风格,属于西方思潮中国化的成果。《突围表演》作为残雪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处于本土创作与现代主义二者共同的子集当中,在文体的开创、语言的延异以及对人的异化状态的展示层面,均达到了一定高度,其目的是在除却形式的狂欢后,最终回到人本身。

国家文化形象视角下网络文学作品文化意象翻译策略——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英译为例

中国网络文学翻译有助于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与接受,其中的文化意象翻译传播尤为重要。本文以中国网络长篇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英译本为例,分析其受到海内外读者高度认可的原因,探究文化意象翻译策略如何灵活使用,更好地服务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传播和接受。

空白与充盈——论白先勇《台北人》的叙事策略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处处充满着“空白”的叙事艺术。在叙事视角方面,小说视角转换灵活多变,运用缺乏心理描写的全知视角,采用有距离的旁观者视角,以视角的遮蔽造成小说的“空白”;在情节设置方面,作者常进行情境化的写作,对部分故事情节进行隐没,同时采用开放式的结尾增加小说的“空白”张力;语言运用含蓄节制,但又能形成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情感力量。同时,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象征暗讽和细节让文章在“空白”之余反而更有内涵,让“空白”不至于沦为虚无。

“中国式”表达与“民族性”建构——汪曾祺小说《受戒》的乡土叙事解读

汪曾祺的小说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讲述中国故事,契合了广大受众的文学理想和文化需求,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感染力,承续了当下社会所需的精神营养,从中传达了中国文学理念和民族精神。结合《受戒》,梳理蕴含在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中国式”表达与“民族性”建构因素,揭示汪曾祺为何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风靡文坛的深刻文化动因,了解其乡土叙事角度下主体创造精神和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

论《大淖记事》的诗化特征

诗骚传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体裁中都可以见到诗歌的影子。汪曾祺的小说长久以来深得读者喜爱、备受研究者关注的原因,可部分归究于作品的诗歌色彩。汪曾祺打破传统小说的创作范式,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经验和审美取向引入《大淖记事》,让作品的人物、情节、环境、语言都呈现出不同的诗艺特征,这些勾勒出他作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创作轮廓。

张洁与韩国作家朴婉绪小说中剥夺女性主义轨迹的比较研究

张洁和韩国作家朴婉绪20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小说,共同体现了剥夺的女性主义这一主题。在这一主题内,两位作家作品中体现的女性形象和女性问题,因时代不同其形态也不同。它从“恋爱(婚姻)自由的剥夺”到“主体性剥夺”,逐渐向观念性和基础性问题深化,并逐渐从“对象的差异”向“领域的差异”深化。

眷恋、逃离与回归:陶丽群小说中的壮乡土地情结

土地是陶丽群作品中无法忽视的主题,其乡土小说渗透着质朴而又深沉的壮乡土地情结。土地是乡人安身立命之本,人们深深眷恋着故土,并与之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乡人迫于生计的压力逃离故土、奔赴他乡寻找更美好的生活,但始终在村庄与城镇之间来回奔波。他乡并非乡人的归宿,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深入骨髓的土地情结。他们回归故土,在乡愁生根的地方重塑精神家园。

刍议康濯在张家口的文学创作及《我的两家房东》的新变化

康濯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在晋察冀边区的10年是其创作的成长成熟期。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后成为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康濯随机关来到张家口工作,在张垣的1年时间里,其文学活动是很活跃的。除创办报纸和主编文学刊物外,还创作和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杂文和儿童文学等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我的两家房东》,该小说无论是人物的塑造、场景的设置还是语言的运用,都较其之前作品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展现了其在张家口创作的新变化。

试论张爱玲、苏青的精神特征

张爱玲、苏青同是海派作家 ,两人的精神内质极为相似 ,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生观、紧贴人生本相的凡人意识、俗人意识也相当一致。但换一个角度看 ,其人其文却相去甚远。张以浓重的“传奇”色彩轰动文坛而令人惊异 ,苏则是以平实俗白的风格而广受读者喜爱。她们二人的人生经历、个性特色、创作技巧乃至读者接受方面又有太多的不同 。

性或性的叙述:从农民到女农民工

阅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倾向于将对乡村女性的叙述与"性"或"身体"联系起来,她们被塑造成人们通常所说的"小姐",当然他们从事的职业可以是保姆、服务员、打工妹等。基于此发现,文章借助罗岗曾有过的关于"从香雪到英芝"的讨论带来的启发,对《哦,香雪》、《奔跑的火光》进行重新讨论,并将讨论与对另一个文本《女佣》的解读进行对接,试图在"从香雪—英芝—杜秀兰"这样一个乡村女性由单纯到放荡,由农民变为女农民工,由女农民工变为"小姐"的过程中,探究写作者叙述的动力以及试图回应的问题之所在。

浅析梁晓声现实主义的平民化风格

当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之路,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候,精英文学逐渐走向边缘,梁晓声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生活。与其他作家寻找平民身上的劣根性不同,梁晓声更多的是从平民立场出发,去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在艰苦的社会环境中所具有的正直和善良的本性,将人们心灵光辉的一面展现出来,这充分表现了梁晓声现实主义的平民化的创作风格。

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一桩历史公案的再认识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秦兆阳对这篇小说的修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秦兆阳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对区委书记周润祥形象的改写和对林赵爱情的强化上。这种修改与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小说的改写触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歌颂与暴露"、"写真实"等重大问题,因此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高建群封笔小说《统万城》书写的中国历史大舞台

高建群封笔小说《统万城》以沙漠中筑造的"童话之城"为起点,再现匈奴这一"消失"民族的时空场景,再现了他们在欧亚大陆草原爆发出的最后一声雄浑呐喊。小说立体书写男性和女性,复活了十六国时期"悲剧中的悲剧"。从文学地理角度来看该小说可以得到启示,中国历史不仅是农耕民族书写的"我者"历史,也不仅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长城内外皆是故乡,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塑造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同化与顺应

新时期小说文体向西方学习肇始于意识流小说 ,在借鉴、改造、吸收过程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意识流小说。尽管意识流小说的热潮不再 ,但在本土化过程中仍有许多经验可资借鉴。本文在为意识流小说正名、辨谬的基础上 ,借助“同化”和“顺应”这组概念 ,分析了中国特色的意识流小说是如何改造、吸收西方意识流小说 ,从而形成这种既背离传统 。

论中国20世纪末小说创作的反讽情绪化

中国20世纪末的小说总体上流露出一种反讽的情绪,主要体现在反讽的时代境遇、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当中。情绪化反讽在语言的狂欢中增添了文学的不确定性,却将小说停留在情绪化的平面,丧失了文学反思的深度。

少女·人性·天浴——严歌苓《天浴》解读

《天浴》是严歌苓文革叙事中直接以知青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的短篇小说。作品紧紧围绕"天浴"这个核心意象,在两次"天浴"的叙事中贯穿了少女文秀的文革经历,将基于少女视角的"祛欲望"化的"天浴"以及政治与"性"交织下人性恶的裸露相互辉映,籍由个人的文革经历与命运浮沉呈现了极富象征与寓言性的人性与历史内涵。

论王蒙小说《春之声》的音乐性与诗性

王蒙的小说《春之声》发表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因其意识流小说的笔法被认为是标新立异之作。阅读《春之声》可以深深感受到融贯其中的音乐性和诗性,然而其音乐内涵、诗性特质与西方意识流小说不同。解读《春之声》的音乐性与诗性,对我们探讨文学作品的价值具有启示意义。

论《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奠定了她在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作品中因其本身的女性性别身份以及潜在的女性主义意识,表现出了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写作立场和女性话语方式,通过作者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塑造出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女性形象,文章主要通过《长恨歌》中叙事方式和王琦瑶的形象来分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