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西方”的一种解构——阿瑟·克拉克作品中“沉默巨物”意象的美学思考

作为一种以西方意识形态为背景的类型文艺,科幻小说中长期充斥着以“西方中心论”为特质的话语。而英国作家阿瑟·克拉克则在其科幻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呈现了对“科幻西方”的一种解构。这尤其鲜明地体现于他围绕“沉默巨物”意象展开的三种美学演绎:通过重新塑造飞船悬停于城市上空的场景,克拉克将欧洲文学中的神学哲思传统与科幻题材相融合;他对外星文明遗迹的描绘,在宏大尺度上消解了西方文明的例外论;他对“太空电梯”的格外推崇,则进一步反映了他在技术时代的浪漫主义理想。以阿瑟·克拉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有价值的科幻创作,需要在解构“科幻西方”的基础上实现超越。

无法终结的20世纪——重估米兰·昆德拉的历史遗产

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冷战的阴影再度降临,但也使世界重新获得了一个观察20世纪整体性的方式,进而感受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世纪带给当今世界的深远影响。而米兰·昆德拉的去世,则构成了20世纪还远未终结的诸多象征性事件之一。而昆德拉对冷战时代的独特思考,对媚俗文化的持久批判,对历史“恐怖”的深刻揭示,对小说精神的执著探索,依然有现实的警醒意义。昆德拉的文学书写,因此既构成了人类思想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回望20世纪进而瞩望人类远景的无法忽视的历史遗产。

女性·社会性·互文性——安妮·埃尔诺的自我书写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近半个世纪的写作始终围绕“自我”展开,但她根植于个体经验的集体记忆书写有别于传统的自传和自我虚构,带有鲜明的女性、社会性和互文性特征。她的“自我民族志”“社会自传”用敏锐精准的观察和简洁平白的文风,揭露并反思了性别等级、社会差异和阶级“区隔”导致的“象征性暴力”。通过这种历时与共时、自生与外生、反复与差异的叙事手法和互文本游戏,安妮·埃尔诺将自身的创作汇入文学和历史的记忆之场中。

《格林童话》:现代性观念的建构之物

《格林童话》只是格林兄弟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然而却完整地体现了两人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观点及语文学学科意识,其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是与德国政治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他们挖掘“古代文献”旨在从人类远古和中世纪文化中找寻能回归统一、整体的元素,以克服现代人的危机意识——人的分裂、人类古老思想财富的遗失和民族身份的空缺。所以,《格林童话》体现了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同时代德国知识分子颇具现代性的思想和教育诉求以及科学意识和美学观点。

两种“拒绝”与“多余人”断想

普希金是俄罗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他的一首小诗颇受读者喜爱--《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生活中难免会有欺骗,青年人成长过程中需要恰当地处理来自无论何种原因的欺骗与伤害,它们可能来自朋友甚至恋人。

论弥尔顿对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定位的改写——以《伊利亚特》和《失乐园》为例

荷马在其被视为“西方最古老的史诗”《伊利亚特》里将女性人物定位为“他者”,由此开启西方史诗对女性的“自我”之探索。在西方史诗史上,随着史诗从“原始史诗”向“文学史诗”发展,史诗里的女性形象慢慢脱离“他者”而向“自我”演进。本文在分析“原始史诗”之代表《伊利亚特》中女性人物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弥尔顿在“文学史诗之冠”《失乐园》中改写了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定位。首先,《失乐园》的史诗英雄虽名为亚当夏娃之整体,但很大程度上乃史诗中唯一的女性夏娃之个体,弥尔顿在塑造史诗英雄的过程中将其主要关注锁定在夏娃身上。其次,诗人始终突显夏娃的“自我”,不仅展示了夏娃因“原初自我”中的“自恋”“自傲”而堕落的经过,而且呈现了夏娃通过“自省”“自知”“自赎”而将“自我”重构为“生态自我”并获得精神再生的过程。女性人物在史诗中的重新定位是弥尔顿对史诗传统的重要贡献之一。

福瑟戏剧观与易卜生戏剧观之比较

约恩·福瑟的戏剧观与易卜生的戏剧观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其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好的戏剧是“诗”,其迷人之处在于“感通”,而且他们都希望通过“戏剧诗”来改变人与世界。其迥异之处在于:第一,易卜生认为“写作就是对自我进行审判”,写好的关键在于“双重的看”,而福瑟认为“写作就是倾听”,写好的关键是“还原”;第二,易卜生认为内向自审特别有助于感通人心,能有效引发他者的自我反省,从而引领人走向自由与高贵;福瑟则认为静心聆听有可能引发“强烈智慧的突然爆发”,从而把握存在之真或精神之光;第三,易卜生主张对内心体验到的一切有了深刻反思、得出结论之后再开始创作,而且创作时先写剧情梗概,然后写好初稿,再反复修改;福瑟则反对写剧情梗概,他预先不做任何规划,只求在静心聆听中记下某些声音,还原某个已经写好的文本,整个过程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他们的戏剧观虽有明显差异,但实际上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与“秘索思”传统。

电子游戏文学:从制造可能世界到改造数字生态

在当代,电子游戏是演示类文学的重要体裁,可以进一步挖掘文学叙述的潜力。因而需要从文学角度研讨电子游戏,理解以电子游戏为媒介完成的文学书写。在世界制造上,电子游戏将“情节脉络”改造为“故事网络”,随着选择的完成与行动的展开,叠加的故事才坍缩为确定的情节。同时,在游戏规则中玩家才能够正确地识别元素与边界,从而通过意义的聚焦实现文本的“再中心化”。在此意义上,电子游戏是将计算机作为虚拟剧场的演出叙述。在虚构与实在的关系上,电子游戏具有策略行动与角色扮演的双重性质,以及故事语义和规则话语的两层基座,“通达”成为其文本的基本形态。从作为道德神学的媒介生态学出发,定位电子游戏的文化价值,可以发现电子游戏让文学书写成为改造数字媒介生态的具体方案,也成为再理解现实为何的清晰起点。强调电子游戏是文学叙述的新媒介,可以探索文学书写参与到时代对话的有效路径。

拯救与反叛——重读《牛虻》(下)

《牛虻》是一部典型的“革命+恋爱”式的作品,其革命的背景虽然是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青年党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故事,但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文学教科书,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它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学效仿的创作模式,追寻它的历史踪迹,有助于我们汲取作品精华,烛照当下创作。本文试图从阅读史的过程中,重新梳理一条《牛虻》在中国曲折变化的阐释史。从版本学的考证、主题的阐释、典型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人性的深度发掘等几个角度,阐发本人对这部作品的重新定位,即:拯救和爱情(包括自我救赎)的母题,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不可抗拒的描写元素,它既成为许多西方作家作品摆脱不了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近80年来的文学创作。然而,在宗教母题之上的另一个太阳——人性的光辉却是照亮这部作品的圣灵,作品所塑造的牛虻形象就是“第一位格”充满着人类之爱的“典型人物”——无论是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爱情的执念奉献中,抑或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平民的普世之爱,作品都有着巨大的超越时代和超越阶级的文学史意义。它引发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去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俯视人性,还是仰视人性呢?!

拯救与反叛——重读《牛虻》(上)

《牛虻》是一部典型的“革命+恋爱”式的作品,其革命的背景虽然是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青年党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故事,但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文学教科书,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它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学效仿的创作模式,追寻它的历史踪迹,有助于我们汲取作品精华,烛照当下创作。本文试图从阅读史的过程中,重新梳理一条《牛虻》在中国曲折变化的阐释史。于是,从版本学的考证、主题的阐释、典型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人性的深度发掘等几个角度,阐发本人对这部作品的重新定位,即:拯救和爱情(包括自我救赎)的母题,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不可抗拒的描写元素,它既成为许多西方作家作品摆脱不了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近80年来的文学创作。然而,在宗教母题之上的另一个太阳——人性的光辉却是照亮这部作品的圣灵,作品所塑造的牛虻形象就是“第一位格”充满着人类之爱的“典型人物”——无论是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爱情的执念奉献中,抑或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平民的普世之爱,作品都有着巨大的超越时代和超越阶级的文学史意义。它引发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去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俯视人性,还是仰视人性呢?!

脑科学视域下的福瑟新戏剧:具身性个人记忆对集体记忆的乐感反叛

福瑟之“新戏剧”既有话剧/“文学戏剧”传统中的清晰、不容更改的剧本,又明确排斥话剧中最常见的角色身份、生活背景等写实设定;它源自于反对“文学戏剧”、强调“演员从对文学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后戏剧”的表演史脉络,但福瑟和他的舞台合作者强调“不相信舞台二度创作”,认为“剧本作者是主持(剧场)文本诞生的关键”,这种态度显然也异于先锋戏剧表演惯例。福瑟的戏剧可被视为对“话剧”和“后戏剧”两种不同样式的“集体记忆”的反叛,调动了演员和观众个人差异化的、具体而丰富的身体性记忆细节。福瑟的“新戏剧”让参与者有可能在“彻底的个人维度上”进入一种音乐性而不是表意性的共同体空间。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深受喜爱,诸如屠岸、梁宗岱等诗人译者,甚至终其一生,致力于十四行诗的翻译。十四行诗的翻译涉及跨文化理解。在诗歌形式上,莎氏十四行诗有两种汉译形式,即古体诗和白话诗。虽然两种形式各有优劣,但整体而言,白话诗形式已成主要翻译趋势。在过去一世纪的时间里,十四行诗这一诗歌形式已经成功中国化,中国十四行诗主要得益于对西方十四行诗作品的阅读与翻译,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其中,莎士比亚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本文梳理莎氏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史,包括阅读、翻译和改写等方面,并辅以具体例证,说明莎士比亚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成为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典型案例。

再造英格兰神话:托尔金《魔戒》的家园、英雄与文学传统

论文从历史文化视角出发,解读了J.R.R.托尔金的奇幻小说《魔戒》的中洲世界建构(包括夏尔的地理设定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弗罗多作为持戒人的价值重构,以及托尔金对莎士比亚《麦克白》和英雄传奇的仿拟。《魔戒》不仅源自托尔金对古代传说和语言的个人兴趣,也源自他对英格兰民族性的理解,是托尔金有意识地打造英格兰神话的写作实践,重建了缺失的英格兰民族文化记忆。

景观书写与文学中城市形象生成再探析——以巴尔扎克小说《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为例

《不自知的喜剧演员》是巴尔扎克晚年对巴黎城市景观描绘最丰富的一部作品。该小说叙事的突出特征是在核心情节线发展中出现大量叙述时刻的分岔点,即文本内的叙述者随着“漫游者”人物角色在城市中行进,不断插入对各种城市景观的描绘。这些景观描绘涉及巴黎城市空间各个角落和场所,从现代商店、议会大厦、戏院、报社等商业、政治和文化景观再到妓女私密空间和吉普赛人算命屋等异质空间。国内外学界对该文本中的城市书写均有过研究,但是对都市景观书写与城市形象生成之间的互动关系尚缺乏深入阐释。本文力图从法国经典叙述学及空间理论等批评视角,依据作家在文本中所绘制的分层明确的都市景观地图,对这些景观符号和城市形象建构之间关系及意义进行再探析。

里尔克的性欲书写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启示

里尔克以性欲书写关注现代人的身心感受,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丰富文学创作。其性欲书写得益于从尼采肯定性欲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幼儿性欲理论中所获得的启示。与里尔克亦师亦友的莎乐美向他传授尼采与弗氏的共同观点:批评基督教禁欲的道德观和反自然的唯灵论。她还与里尔克展开精神分析式谈话,帮他战胜创作危机,鼓励他进行性欲书写。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第三首和《七首诗》(即《阳具颂》)等典型诗文中赞美性欲、生命力和此在的幸福,颇具代表性地践行了性欲书写。

《坎特伯雷故事·总引》骑士叙事的文学地理考论

早在中世纪,希格登和博韦等史学家就明确指出历史和地理是“人类事务”的时空两面,二者集合为一体,共同作用于整个社会。现代中外学者建立的文学地理研究框架和范式似乎即承袭于前人的这一社会认识论,具体包括文本在历史、现实层面展现的空间语境和其所再生出的地理图像及意指。研究聚焦《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的骑士形象,一方面以中世纪相关历史文献为依托,考察了“总引”骑士叙事所折射出的历史真实性和文学创作性;另一方面又以中世纪“加泰罗尼亚地图册”为背景,复原骑士挺近圣地的“向心”继而远赴东北欧的“离心”两段征战轨迹。研究表明,骑士作战轨迹可以复原为一个四方环绕基督世界的圆形“十字架光环”,似乎意指骑士追随基督以期获取救赎的精神世界,这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乔叟文学创作之严谨匠心。

鲁迅与荷兰文学的风景——鲁迅所译穆尔塔图里的随笔及其他

本文对鲁迅早年手抄《拟购德文书目》及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编《鲁迅藏书和手迹目录》中所涉及的荷兰作家进行考察,以此重新审视鲁迅与荷兰文学的关系。在此背景下考察鲁迅所译穆尔塔图里的两篇随笔,认为1924年至1926年鲁迅翻译了穆尔塔图里和望·蔼覃两位荷兰作家的作品,既是为了一偿夙愿,也是为了开启新的文学道路。其中,穆尔塔图里的小说和杂文具有现实战斗性,其晚年撰写大量杂文,以杂文这种自由的体裁和直率的风格抨击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偏见与歧视,可能对鲁迅后期选择的文学道路产生影响。

论周扬与俄苏文学(上)

俄苏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意识和中国文学的精神气质,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和规约模式的建构。周扬是中俄文学之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崇拜苏联和苏联文学,认同和接受苏联文学所提供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验。根据丰富而可靠的材料,分析周扬对苏联和苏联文学的全面接受和绝对认同的随顺态度,分析他在理解和阐释“生活”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重要概念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他的尼采主义气质、两种声音及教条主义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经验和教训,也有助于我们形成自觉而成熟的文学意识,从而更加理性地处理与世界别国的文学关系。

论《罗森克兰兹与吉尔登斯特恩已死》的经典化建构

英国戏剧家汤姆·斯托帕德的《罗森克兰兹与吉尔登斯特恩已死》自1966年首演以来,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多国上演,不仅令观众与评论界交口称赞,创下了不俗的票房佳绩,而且还获得了不少权威性的奖项,业已成为当代经典。烛照历史、关注现实的独特视角和深邃眼光,丰富深刻的思想与社会生活蕴涵,成为其经典化的起点;戏仿、语言游戏、互文、元戏剧等富有时代性的新颖手法和“搞笑”的时尚元素的融入是该剧成为经典的重要内生力量;而适宜的文化传播语境、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多重传播主体的积极推动,尤其是身份显赫的批评者和阐释者所形成的权力话语则是将该剧建构为经典的强大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力量。《罗森克兰兹与吉尔登斯特恩已死》的经典化为在“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快餐文化大潮中如何打造“永流传”的当代经典提供了经验和启迪,也为我们观察、评价西方以解构为标识的后现代文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回到巴尔登斯伯格——《雪莱在中国(1905—1966)》中的跨国文献学考据

张静新著《雪莱在中国(1905—1966)》是一部“巴尔登斯伯格”式的著作。其通过比较文学所特有的跨语言、跨国族和跨文化研究,对1905年至1966年间雪莱在中国被接受和译介的事实与材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跨国文献学考据”。在艺术性地安排与调配这些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该书不但对雪莱及其文学在中国曲折延伸的多维面向予以澄明,更是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化与世界文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