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树精》到《万尼亚舅舅》——契诃夫的戏剧革新

19世纪80年代末的戏剧作品《树精》是作家契诃夫为走出创作思想的危机而采取的一次主动、但不太成功的尝试,但该作品在他的创作和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拥有专业科学素养的作家,契诃夫在作品中展现了森林对气候、文明的影响,同时受托尔斯泰哲学的感召,描绘出由于人的自私和懒惰,周围的生活环境被恶化为“黑暗森林”。契诃夫借助道德劝谕和俗套的大团圆结尾指出走出“黑暗森林”的道路,但他对这一处理方式并不满意。直到在《万尼亚舅舅》中,创作成熟期的契诃夫得以揭示出“黑暗森林”更加深刻的含义,从而为戏剧艺术“开辟了新纪元”。

多元主题文学史论的集成--评《剑桥俄罗斯经典小说指南》

作为“剑桥指南丛书”俄罗斯专题的开山之作,《剑桥俄罗斯经典小说指南》是当代西方斯拉夫学界专论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代表作。这部由英美两位学者联袂主编、14位名家合作撰写的论文集,既是有关国别文学专题史的集体专著,又具有教材属性,展现出作者们在专业上厚积薄发的精湛功力。本书在结构上别具一格,本文将其概括为“多主题并举阐释俄罗斯经典小说传统的发展线索”,在材料选取上亦有颇可圈点之处。此书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对观的镜子、对话的伙伴,有助于我们在中、英、俄三方平等对话中照鉴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两种“拒绝”与“多余人”断想

普希金是俄罗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他的一首小诗颇受读者喜爱--《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生活中难免会有欺骗,青年人成长过程中需要恰当地处理来自无论何种原因的欺骗与伤害,它们可能来自朋友甚至恋人。

论周扬与俄苏文学(上)

俄苏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意识和中国文学的精神气质,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和规约模式的建构。周扬是中俄文学之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崇拜苏联和苏联文学,认同和接受苏联文学所提供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验。根据丰富而可靠的材料,分析周扬对苏联和苏联文学的全面接受和绝对认同的随顺态度,分析他在理解和阐释“生活”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重要概念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他的尼采主义气质、两种声音及教条主义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经验和教训,也有助于我们形成自觉而成熟的文学意识,从而更加理性地处理与世界别国的文学关系。

俄罗斯古代文人文学的抗暴叙事

在俄罗斯古代文人文学中即形成了反抗暴政的叙事基调,这种基调主要受到东正教文化中圣愚文化和民间文学狂欢化精神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一是对世俗权力的反抗,二是对教会威权的否定。前者的代表性文本是库尔勃斯基给伊凡四世的书信,后者的代表性文本是阿瓦库姆的《行传》。这些文本从价值立场和诗学形态上都为19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叙事资源。

从“死亡”视域反思唯心主义历史观——《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式人民本位思想考究

整体把握《战争与和平》,人本史观贯穿了全文始终,初步建构于列夫·托尔斯泰在持续探讨死亡话题的过程中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思与颠覆。通过具体考究文本中的死亡主题,逐步挖掘死亡表征,可以梳理出人物暴露于死亡之下的泡影意志、作者在叙述死亡时采用的极简形式和群体面临死亡威胁时的自发导向三个关键维度。这些死亡元素分别揭示了托尔斯泰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意志第一性、主体英雄倾向和权力宰制的深切反思与彻底颠覆。于此之中,托尔斯泰式历史哲学内核——人民本位思想也可见一斑。

凡是锦囊,皆为妙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中期小说的“信中信”现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前的早中期小说如《穷人》《双重人格》《九封信组成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等中,普遍存在“文中信”“文中文”和“信中信”的形式(本文统称为“信中信”现象)。这些在文体上属于书信的内容,叙事的层级等次不一,功能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它们虽然并非都是提供现成答案的“锦囊妙计”,但确实有利于操控叙事进程:有的是为了设置更多的复杂线索、转移叙事的核心,有的则是为了避开焦点、混淆视听、制造冲突,在故意设置的混乱背景中立体展现主人公的心理和思想。作为套叠叙事、亚文本或次亚文本的“信中信”现象,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书信体和类书信体书写,也是其小说创作中一种力求创新突破的叙事策略。

文学认知与国际地缘政治:欧美斯拉夫学视野中的俄罗斯文学

英格兰、欧洲大陆、美国基于各自的地缘政治需要,商人、旅行家和外交官等分别译介俄罗斯文学,为19世纪后期开启学院化斯拉夫学奠定基础;布尔什维克政权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促成学院斯拉夫学在欧美迅速发展;二战结束伊始,苏联和西方进入冷战状态,孕育出直接服务于遏制敌人之战略的“苏联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斯拉夫学也受冷战格局影响,但鲜受政治正确左右,致使其未如“苏联学”那样显赫,也不随着苏联解体而萎缩,甚至反哺俄国学界,为后冷战时代世界读者深入理解俄罗斯问题和欧美-俄国之复杂关系提供了审美经验。

科幻小说《玫瑰与蠕虫》的“二元合一”叙事

《玫瑰与蠕虫》是俄罗斯科幻作家罗伯特·伊巴图林获得多项俄罗斯科幻大奖的小说。小说给人杂乱无序、扑朔迷离、生涩难懂之感。之所以如此,经研究发现,小说整体呈现“二元合一”的叙事模式:小说的叙事空间呈现“异托邦”与“恶托邦”合一;叙事线索呈现明、暗交叉合一;叙事内容呈现二元对立合一;叙事风格呈现科幻与悬疑合一。这种叙事模式最终指向:在当今人工智能和网络科技飞速发展之下,对人类未来会面临的生存危机进行反思和预警。

《天秤》杂志视阈下的俄国象征主义

《天秤》是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其六年的生命历程呈现了象征主义创作主体思想取向的多样化和艺术追求的异质性。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天秤》刊发的理论文章和评论文章,管窥俄国象征主义思潮内部的团体之争,剖析象征主义流派思想立场和美学立场的演变,以及象征主义个体诗人和整个流派艺术取向的流变,以期为俄国象征主义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精巧的时间织体:论万比洛夫戏剧中的多元时间形态

万比洛夫在其戏剧文本中对时间进行的精巧建构突破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线性时间框架,表现为线性时间的暂断、时间的循环与反循环、时间的重叠与交替三种基本形态。由偶然性事件和角色的叙述所造成的线性时间暂断展现了戏剧的复调型情节冲突,时间的循环与反循环则表征了角色的命运变奏,而时间的重叠与交替则揭示了角色主体的存在阈限,直指其精神世界。在万比洛夫戏剧中,这些多元时间形态不再是规定或限制戏剧进程的框架和背景,而是动态参与甚至决定了戏剧的情节再现和叙事进程。剧作家通过这些打破常规的时间形态,揭示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困境,表达了对一元化时间秩序的反叛与解构,并力图建构一个正在形成的、多元的、开放的时间体系。

瓦·拉斯普京作品中的生态美学观

传统美学以人类为中心,视自然为附庸,把“美”当成人类的主观感受。而生态美学则坚持认为,美不仅是人类的体验,更是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万物平等是生态美学的审美理想。俄罗斯著名乡土文学作家拉斯普京的作品书写大自然及传统乡村生活,渲染大自然及其中生命的自身之美,讴歌人类融入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体现了他独特的生态美学观。

瓦尔拉莫夫中篇小说《生》的“新生”主题

《生》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瓦尔拉莫夫于1995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讲述了一对普通夫妻在经历生子后重新认识生活本质的故事。“新生”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主要从三个层面得以展现:首先是婴儿的降生,象征着新生的力量与希望;其次是男女主人公精神的重生,他们经历了心灵层面上的蜕变与成长;最后是男女主人公对生活本质的重新认识,他们意识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体会到平淡生活的美好。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的空间叙事研究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表作《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突破传统小说以时间为叙事序列的线性叙事模式,绘制出了从切尔诺贝利到明斯克、莫斯科的物理空间流变图,同时穿插抽象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书写,以空间的互动转换推进叙事的发展。作家关注空间意向既作为外部表征物又具有内隐暗示功能的特征,利用空间叙事深化对切尔诺贝利人苦难与伤痛的探究,深刻揭示出他们内心的迷失与彷徨,从而开拓了更新的表现视角和更广的表现场域。

新现实主义之眼:叶·扎米亚京早期小说的视觉诗学

叶·扎米亚京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新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理论阐释者。他主张兼收现实主义的取材视野与象征主义的表现风格,以简洁笔触描绘倏忽而过的主观印象,破除表面的“似真”,借由荒诞和夸张的书写抵达个体的心理真实和时代的内在特质。本文拟从作家的新现实主义创作观出发,以其早期中短篇小说为例,结合装饰散文特征和维谢洛夫斯基的“心理平行”理论,从失序空间和自然物象两方面阐析作家独特的视觉呈现手法。这种视觉呈现风格贯穿扎米亚京的创作生涯,展现出作家回归心理真实、亲近民间信仰与神话思维的审美倾向。

舞台上的转折点——契诃夫戏剧结构的解析与《樱桃园》研究解读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契诃夫在剧作《樱桃园》中所运用的戏剧结构,重点分析剧中的关键转折点,研究契诃夫戏剧结构的核心要素,包括起承转合、戏剧冲突的升华、高潮以及结局的处理。特别关注舞台上的转折点,即剧情发展的关键时刻和决定性事件。通过具体研究《樱桃园》,探讨契诃夫如何利用这些转折点推动剧情的发展,塑造角色的命运和情感,以及传达剧作的主题。论文将对《樱桃园》中的几个重要转折点进行详细分析,例如园地被拍卖、角色的重要决策和命运的逆转,笔者将深入解析这些转折点在剧作中的戏剧作用,包括紧张感的建立、情节发展的转折、角色关系的演变等。同时,笔者将探讨契诃夫如何通过这些转折点呈现社会变革、家族命运和个体选择的复杂性,进而揭示剧作的深层主题和意义。

哀伤之下的温暖底色——叶赛宁诗歌《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的艺术特色

抒情诗《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1921)是叶赛宁精神危机初期的代表作,该文拟从音韵色彩、布局谋篇、抒情言志、文本间联系四个角度来分析诗歌的艺术特色,结合诗歌的创作背景及诗人的创作理念,发掘诗歌的艺术内涵。诗歌以抒情之“我”为话语主体,立足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维度,诠释了春天与秋天、青春与苍老(心灵苍老)、生与死的对立主题。全诗音韵和谐优美,主题鲜明突出,抒情之“我”经历了自我安慰、不满现状、追忆青春、妥协祝愿的心绪转变,在哀伤的基调下铺陈了温暖的底色,以真挚的情感引发读者共鸣。诗人的创作灵感源于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1842),所成之诗又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生活的故事》(1945—1963)、路遥《平凡的世界》(1986)中留有印记,足见诗歌隽永的艺术魅力。

罪性与神性的分裂——弗洛伊德释梦理论视域下拉斯柯尼科夫的第一个梦境分析

本文从梦的内容和材料来源、梦的隐意、梦与精神分裂三个方面对拉斯柯尼科夫的第一个梦展开了分析。这个梦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包括童年和新近记忆在内的精神刺激,有多层隐意,其中重要元素“马”有三重象征——阿廖娜、受苦难的生灵和他自己。梦境体现出拉斯柯尼科夫神性与罪性的精神分裂,罪性自我更胜一筹,暗示他此时仍然坚持人神化的道路。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中植物意象符号的民族性研究

20世纪是俄罗斯符号学迅速发展的时代,索绪尔、罗兰·巴特、洛特曼、皮亚季戈尔斯基、乌斯宾斯基等对符号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符号学理论的发展为人们认识世界,了解文化艺术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和文学符号也逐渐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是诗歌繁荣绽放的年代,植物这类意象符号常出现于俄罗斯诗歌作品中。作家借用植物来刻画俄罗斯民族特点。本文从符号学理论视角探究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植物意象符号所蕴含的俄罗斯民族性,探索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的奥秘,让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再次焕发生机活力。

马雅可夫斯基访美组诗的主题解读

马雅可夫斯基不仅是“白银时代”立体未来主义流派最具特色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是一位有着坚定政治立场的革命诗人。1925年,马雅可夫斯基访问美洲并作了访美组诗,在这些诗歌中诗人尤其对一战后美国社会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赤裸裸的批评。本文将马雅可夫斯基的访美组诗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诗歌的主题及其反映的社会现象进行解读,以期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主张及创作特点进行宏观把握,从而使学界对诗人的了解更加系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