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的性欲书写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启示

里尔克以性欲书写关注现代人的身心感受,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丰富文学创作。其性欲书写得益于从尼采肯定性欲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幼儿性欲理论中所获得的启示。与里尔克亦师亦友的莎乐美向他传授尼采与弗氏的共同观点:批评基督教禁欲的道德观和反自然的唯灵论。她还与里尔克展开精神分析式谈话,帮他战胜创作危机,鼓励他进行性欲书写。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第三首和《七首诗》(即《阳具颂》)等典型诗文中赞美性欲、生命力和此在的幸福,颇具代表性地践行了性欲书写。

卡夫卡传记的“合理”解释反思

卡夫卡传记是卡夫卡研究的重要证据和资料来源,传记作者以各自“合理”的解释,塑造了不同的卡夫卡传记形象,也引发了质疑和争议。因此,有必要对卡夫卡传记的“合理”解释进行反思。卡夫卡传记的解释方法和语言,传递出对卡夫卡的一种外在框定,使其传记形象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滑动,甚至与卡夫卡对语言和真实的思考相悖。值此卡夫卡逝世100周年之际,探讨卡夫卡传记对于理解真实的卡夫卡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从铁笼囚禁到文化植入——论《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的权力规训

卡夫卡《致某科学院的报告》是一份受虐狂向施虐狂汇报受虐体验的报告,其背后隐藏着一座由技术官僚构成、假科学名义施暴的权力城堡。猿性而人名的报告者红彼得只是权力生产的结果,权力才是该小说隐身不现的主角。最高官僚权力机构科学院通过各级暴力运作对红彼得实施规训与操控,强迫其就范,诱惑其为奴;红彼得在报告中所炫耀的进步与成功,究其实质不过是它在权力狡计之下从受虐转变为自虐的身心自戕而已。官僚机构的权力规训由机械打击的硬暴力与文化植入的软暴力相配合完成,其规训效果则表现为红彼得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迎合与膜拜权力并自我驯化。

“对话式遗忘”下的历史记忆书写——评巴赫曼的小说《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

针对奥地利战后社会虚假的和谐共存和对纳粹历史的有意遗忘,巴赫曼的小说《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以旁观者的清醒叙述触及了战后奥地利社会的禁忌话题,呈现出“混淆状态”下施害者和受害者“同桌共饮”的讽喻场景。作家借此对战后“对话式遗忘”的回忆文化和大联盟政治的本质进行了反思,对日常法西斯主义的延续及其危害进行了警示。小说为审视奥地利的二战历史记忆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拉康主体建构理论视域下《判决》中的人物形象

主体问题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拉康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在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三个领域中对主体问题作出阐述,认为主体是“分裂的主体”,即异化主体、无意识主体和欲望主体等。以此理念对卡夫卡短篇小说《判决》中格奥尔格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可得出一种不同于近代理性哲学的新主体观,即“生成的主体”,从而更好地理解主体的不定性和生成性特点。

卡夫卡“我是一个中国人”中的乌托邦叙述

德语犹太作家卡夫卡1916年于书信中写道“我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仅仅成为其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的论据,它背后的内涵却长期遭到忽视。本文结合1900年前后德奥有关乌托邦中国的集体想象与卡夫卡言说的具体语境,认为这一言语并非异国情调的肤浅兴趣,也脱离了清代诗人袁枚《寒夜》中“婚姻与写作”的关系隐喻,而是在道家思想与“身体文化”、布伯哲学“统一性”相勾连的语境下形成的一种“乌托邦”叙述。这种乌托邦叙述在1917—1920年的冥想沉思中再次沿用,但内涵已经变成道教“无为”与政治乌托邦、弥赛亚“隐匿”的关联性。所以,“中国人”不仅成为卡夫卡暂时的理想存在,更是其在不同阶段思考不同问题的载体。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堡”——卡夫卡逝世百年纪念

百年前的今天卡夫卡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厚重的文学遗产。卡夫卡用其短促的一生构建了一座宏伟的文字“城堡”。这座城堡就是一个象征符号,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身心开放的写作,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就是卡夫卡内心深处的“城堡”。城堡还是骑士歌手的一首悠长情歌,歌者尽情歌颂爱情,但却永远无法抵达爱情的终点。城堡也是犹太人的“迦南之地”,归属之乡,当然也是一个属于普通人的安全的小家和一份稳固的工作。城堡就是一座迷宫。一座意义丰富多变并充满悖论的“城堡”,就是一部关于失败的小说。

《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之谜与布拉格犹太定居者的身份困境

《城堡》在卡夫卡研究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小说中仍有一些基本性的、关键性的问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主人公K是不是一名土地测量员就是这类问题中的一个。关于这一问题,卡夫卡研究者们莫衷一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持有相应的证据。实际上,K的身份具有模糊性,断定他是或不是一名土地测量员均是片面的。在K模糊的身份背后,恰恰隐藏着布拉格犹太定居者的身份认同困境。

论卡夫卡的饥饿体验与禁食写作

“饥饿”与“禁食”是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和常见意象。“饥饿”首先是一种躯体感受,又与相应的外部生活条件息息相关;与此同时,“禁食”则是一种主动行为,往往承载强烈的精神意志。此类感受和意图都被作家以自传式的文学语言表述了出来,在其早期作品《判决》《变形记》以及后期作品《饥饿艺术家》《一条狗的研究》中尤为突出。饥饿作为卡夫卡的强烈的亲身体验、自律的生活方式,是与其突破外部秩序的自我意识、孤独求真的艺术理想交互建构的。卡夫卡关于饥饿与禁食的书写暗示着他与尼采的私密精神联系,两人都选择了某种身心互动的创作方式,以服务于对真理的追求。

经由卡夫卡:布朗肖眼里的文学

布朗肖不同于以往的评论家,他并不重视卡夫卡的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具有什么内涵。布朗肖的目的是通过卡夫卡构建出一个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学观。《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涉及文学本体论,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作品与世界之间关系。本文旨在借用文学四要素的相互关系,讨论布朗肖所构建出来的全新文学观。

被围困的医生:论《乡村医生》的超越性

《乡村医生》是卡夫卡探讨人类存在的困境与超越性的杰作。通过叙述一位乡村医生在一个风雪之夜经历的一系列超现实事件,展现了个体在面对不可抗力、道德冲突、内心挣扎以及命运的不可预测性时的被动性和无力感。由于乡村医生的马已被冻死。

非自然叙事学视角下的卡夫卡小说研究——以《城堡》《变形记》为例

从非自然叙事学视角来看,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和《城堡》具有独特的叙述者和反常规的叙事视角,跳跃式、反线性的时间架构和虚无模糊的空间等现代主义叙述策略,体现出典型的非自然叙事特征:异化性和寓言性,使文本成为隐喻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现状的寓言,表达了卡夫卡对人生与世界的真切思考。

施蒂弗特小说《晚夏》中"日常生活"的诗意升华

奥地利作家施蒂弗特的长篇小说《晚夏》堪称一部“日常生活”小说。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小说平淡、近乎冗赘的日常生活描述,观察秩序、财产与经营以及房屋庭院诸多日常生活现象,探寻特定历史语境下“日常意识”的展演以及隐于其后的生活观和审美旨趣。分析表明,《晚夏》构想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之中,对形式的追求演化为对秩序的追求,宗教化的“日常”被诗意化的“日常”所替代。如果说施蒂弗特试图借助文学建构一个乌托邦的话,那么它首先是一个“日常乌托邦”。

哈罗德·布鲁姆论卡夫卡:从《小寓言》到《变形记》

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哈罗德·布鲁姆颇为关注的一部经典之作。鉴于卡夫卡作品浓郁的否定性特质,布鲁姆采用以卡夫卡阐释卡夫卡的形式解读《变形记》。他在论述中通过植入卡夫卡的《小寓言》,与《变形记》形成互文关联,凸显《变形记》的否定美学意义。布鲁姆认为《变形记》的否定性集中体现于格里高尔变形的“暗示性”和死亡的“悬置性”。

以象言质:殊途同归的生命思考--《庄子》蝴蝶意象与《变形记》甲虫意象之比较

《庄子》中的蝴蝶意象与《变形记》中的甲虫意象都是生命意识的具象化,虽然庄子与卡夫卡建构意象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两人都是通过形体的转化阐释生命的意义,以对现实的批判体悟生命的价值。形体的转化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超脱现实的束缚体察建构于生命之上的精神境界。

逐爱的女人与无爱的家庭:资本语境里的中度空间

耶利内克笔下的女性角色和家庭空间集中反映了女性个体在社会‒家庭、城市‒乡村、资本‒爱情、家人关系‒个体发展等几对二元关系中的处境:以《逐爱的女人》文本为中心,本文分析并阐释了资本域和精神域的中度——家庭域——的存在基础、主要功能及异变原因。确定了“人”、“欲”、“情”作为观察家庭空间的主要因素,家庭空间实际变为由资本控制的类似经济空间:人(作为劳动力的人)、情(爱作为体现人性的高级情感层面)、欲(生理性和动物性主导的低级情感需求,在家庭中以性和暴力为表象)作为三个层面的“家庭成员”关系模式均受到资本逻辑的安排。甚至人、情、欲之间进一步形成了彼此“等价”交换的联系,这也从根本上确立了资本的霸权。不但女主人,女主人的主人(男主人)都是资本的奴仆。“逐爱”是女性个体最重要的行为动机,也昭示了动态的“侨易线路”的可能:逐爱的起点是女性的原生家庭,而逐爱的终点是与男性共建的家庭空间。家庭空间是女性侨易路线的重要节点(或终点),有着一种介于个体空间和社会经济空间的“适度”性质,勾连女性个体与社会外部空间,连接个体的“生理本能”与“社会人性”,包含了一种权力场和价值起效范畴的媒介角色。

确证自我存在的爱欲——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窄门》为例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窄门》中的陌生女人和热罗姆都并非大多数爱情中的痴男怨女,R先生和阿莉莎也并非他们挚爱的具体对象,他们确证自我存在的爱欲隐藏在追求爱情的表象之下。实际上,他们爱上了无限追寻的过程,爱上了追寻过程中的自己,在无对象的爱情所带来的痛觉中感受着自我的存在,验证着自我存在的意义,原本具体的情感对象模糊为了一个抽象的情感符号。最初使他们萌发情愫的具体对象实则是他们通向“善好”的中介,所以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疯狂爱欲区别于那种征服欲、占有欲或是肉欲,而是一种“爱智慧”的非常态化表现,是不断超越此在的生命过程。

卡夫卡《地洞》中的困境及其隐喻

《地洞》是著名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中篇小说,其风格典型地反映了“卡夫卡式”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蕴。该小说采用了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将地洞主人——一个小动物——拟人化为具象的人,并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通过对空间的强调,揭示了空间的重要意义,描绘出现代人生存的空间状态及困境。本文着重探讨《地洞》中的困境、困境的隐喻以及困境的叙述方式,以便我们能对卡夫卡及其作品有更深入的认识,从中窥见人类生存的现状及困境,并获得反思。

文学大家气质后的政治思想张力——论卡夫卡《城堡》、《审判》的悖论艺术

悖论作为一种深层的思维方式 ,使卡夫卡的作品形成一种似谬实真的艺术张力 ,不论是《城堡》或是《审判》,都是用悖论和滑动反论构成的象征性图像 ,又包含着譬喻和寓言 ,这平添了作品的含混性和不确定性。正是这些含混性和不确定性 ,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作者政治思想张力的指涉功能 ,感受到卡夫卡如此完全地指涉着历史与现实的权力网络 ,执着如厉鬼地清算压制性权力对个体的虐杀 ,让我们认识到卡夫卡的道义和美德比他在文学上的贡献更重要。于是 ,作为思维方式的悖论又衍化成抗击专制和极权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