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斯宾塞的有机体政治论

早在晚清时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政论家斯宾塞的著作就被译介到中国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曾再度燃起对他的热情。直到今天,斯宾塞思想究竟具有怎样的品质,在中国学界仍未得到应有的审视。通过思想史的考察不难看到,生物学自由主义是启蒙哲学的激进化发展。斯宾塞感兴趣的更多不是生物进化论本身的科学问题,而是如何用它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即便是斯宾塞理论的核心“社会有机体”论也不例外。个人自由的权利优先观是斯宾塞哲学的出发点,但它与从生物进化论原理得出的有机进化的国家观无法协调。探究斯宾塞生物学政治论的品质,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代“白左伦理”的理据。

血气、灵魂与分身:荷马史诗的生命观

荷马史诗运用以“血气”为代表的一系列“魂魄语汇”来表达人的意识、欲望、思维和行动之主体,并使用“灵魂”一语指称人死后残存于冥府的幽灵,同时还将“灵魂”理解为人物生前形象的某种“分身”。本文基于对荷马史诗中相关语汇的分析,力图反驳学界对于这些荷马用词的非文学解释,例如认为魂魄语汇的多样性揭示出荷马史诗缺乏人格统一的主体性观念、荷马史诗对于灵魂作为分身的描述源于古代人对于梦境、晕厥、出神现象的不解等。认为上述误读的根源在于忽视荷马史诗的文学性,将荷马史诗视作反映古代心理学或民族人类学的史料。唯有尊重荷马史诗的文学性,按照其自身的叙事风格和修辞手法来理解血气和灵魂等语汇的用法,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些语汇所表达的生命观念及其思想意义。

《奥德赛》中的海洋叙事及其伦理意蕴

奥德修斯拒绝“成神”,选择重返伊萨卡的凡人生活,其漫长而曲折的“平凡之路”始终与海相伴,海洋是他回归凡间的必经之路。在持久的漂泊和向往的平凡之间,海洋为奥德修斯架构起了一段饱含热望而又充满危机的旅途,它不仅给予奥德修斯回家的期盼,还为奥德修斯带去了凡人的忧思。与海洋对话交集的过程,亦是他不断认识自我与挑战自我的过程。奥德修斯甘愿放弃卡鲁普索等提供的诱惑,踏海而行,勇敢面对逆境与苦难,确证了他敢为凡人的伦理品格。唯有像奥德修斯这样不甘享乐与安逸的凡人,才能领略到海洋呈现的多面性,其交织了奥德修斯海上航行所历经的各种况味,深刻隐喻了人之为人的命运抉择。

喜剧面具之下的奥德修斯——论伯纳德特对《奥德赛》的解读

伯纳德特早年在博士论文《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荷马史诗的主人公》中得出,奥德修斯是一个擅长佩戴面具的喜剧英雄,智谋无双,所到之处如履平地。晚年他在《弓与琴》中则得出,奥德修斯的智计有其局限性。本文尝试通过对比伯纳德特上述两部作品,梳理其后期对《奥德赛》的理解,看他是如何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一步步揭下奥德修斯的喜剧面具,展露出属人的不完满性。

荷马史诗中英雄形象的人本主义解读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文学创作的高峰,它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表现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主义,同样使史诗英雄们散发出一种人类所具的美德,一种永恒的价值,一种古希腊文化精神中最具影响力的人本思想。同时主要英雄人物也展示了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通过不同人物的表现不断深化对人本主义思想的认识,最终达到崇尚自我、张扬个性和推崇理性、倡导节制的和谐发展,对后世的文学和哲学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论荷马史诗中的波塞冬形象

不管是在古希腊的宗教、神话还是文献中,波塞冬都是一位重要的角色。他的宗教职能、神话地位和文学形象,很大程度是由荷马史诗所奠定。波塞冬在荷马史诗中频繁出现,是其中重要角色之一。然而荷马史诗并未清晰介绍和归纳波塞冬的基本形象。本文指出,荷马史诗中的波塞冬既表现出神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人性的一面,这暗示波塞冬的原型是一位世俗君主。

希罗多德与古希腊诗术的起源

在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古希腊文献中,poiētēs[诗人]和poiēsis[诗]用法首次见于希罗多德的《原史》,绝非偶然。《原史》并未讨论"诗学"问题,但为我们展现了古希腊诗术诞生的历史语境。如果要探究poiētikē[诗术]这个语词的语义问题,需要考察为何作诗与其他制作技艺在性质上的差异恰恰在雅典民主时期会成为一个问题。要恰切理解古希腊诗术面对的源初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理解雅典民主政治所面临的问题。希罗多德究竟是如今所谓的实证史学家抑或善于"制作"的诗人,古典学家虽然迄今没有定论,但希罗多德的《原史》是因应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及其问题的纪事体制作[作诗],却是不争的文本事实。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荷马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整个论述行程中,荷马是出现频率最高,出现位置往往也最为重要的"范例"。本文通过对《诗学》中的荷马引征的分析,指出亚氏以荷马为范例,与被误认为"诗人"的其他作者相区分,确认诗的本质在于"摹仿",从而荷马是被《诗学》首称"诗人"者;其次,因为荷马在"诗艺"的方方面面都很出色,亚氏称之为"神奇的";再次,亚氏对比荷马和其他史诗诗人的作为,认为荷马作为的出色和典范意义在史诗诗人中具有"特殊性"和"唯一性";从而呈现荷马之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理论性、实质性的典范意义。

通向哲学之路的诗——普鲁塔克《论学诗》首章解读

一、美食、诗歌、哲学 普鲁塔克在写给友人，讨论如何教导年轻人读诗的书信开篇，引用了诗人斐洛克塞诺斯（Philoxenos）的诗句：

诗人的政治位置——以品达第八首皮托凯歌第60-80行为例

品达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写下的凯歌是希腊合唱诗歌的巅峰,其诗洵美,对传统政制伦常的传达亦润物无声。凯歌中时常出现的第一人称"我",或可视为切入其诗歌内涵的入口。拙文以第八首皮托凯歌第60-80行为例,尝试分析品达就诗人在城邦中的政治位置所传达出的古典意蕴。这一部分诗行以三个层次的"我"和"你"再现了诗人在城邦中的政治位置,笔法极为高妙。对太阳神的吁求、城邦中诗歌应该具有的"和谐"品性、城邦中贵族父子应该接受的诗歌教诲,由神、诗歌而及人,建立起一个有序的政治结构,而形成这个政治结构的核心,便是诗人和他因循神意正义而创造出的凯歌。

诗艺与德性——柏拉图评析古希腊诗人

古希腊诗人提尔泰俄斯特别看重对外战争中的勇敢德性,忒奥格尼斯则突显内战中的德性。诗人与立法者相互影响,但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在构建政治制度时,其首要目的并非战争的胜利及相应的德性。诗人和立法者都时常涉及快乐和痛苦这两种人的基本性情,无论作诗还是立法,皆不应仅仅着眼于训练人克制痛苦或取悦多数人,更重要的是培育人去勇敢地征服各种快乐和欲望。诗艺不能只服务于培养战争德性或政治德性,而应指向完整的德性,从而形塑健全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电影《特洛伊》对文学经典的重构

电影《特洛伊》中讲述了一场由爱情引起的关于权利和荣誉的民族之间的讨伐战争的故事,在电影中人物形象生动且具有较强的真实感,在场景的塑造上从一种悲剧的感情氛围中以较有力的场景突出英雄人物在电影中的作用,电影向观众展现了一幅充满血腥和杀戮的战争场景,影片对经典的重构不仅使古希腊的地貌人情得到展现,更重要的是向人们奉献了一场具有艺术魅力的视觉大餐。本文从电影中具体情节出发,对电影中所展现的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并通过对电影的整体感受分析其与文学作品的差异。

荷马史诗英雄观与英雄形象探析

荷马史诗是希腊文学中的一颗明珠,包括《奥赛德》和《伊利亚特》两部史诗,相传为盲人荷马所作。荷马史诗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塑造了很多有血有肉、极具人文色彩的英雄形象,集中体现了荷马时代希腊人的英雄观。在荷马史诗中,奥林匹斯的众神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还是面貌形体上,都更加接近于人,在这些神身上,宗教的意味有所削减。

荷马史诗的一种哲学解读——兼论荷马与柏拉图的哲学思辨

荷马史诗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伟大作品,它折射出以荷马为代表的古希腊人对个人、自然(神)、社会(文化)、政治(国家)等方面的思考,是人从神话到理性的开端。而在其后的大思想家柏拉图是希腊人“理性”的集大成者,他对人、神、国家之间关系的思索更为深入。荷马与柏拉图在思想上的对比碰撞更能突出反映古希腊人的政治社会文化状况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轨迹。

荷马史诗叙事艺术论

荷马史诗是世界著名的古希腊英雄史诗,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其艺术成就不仅表现在人物塑造、结构、语言诸方面,也表现在叙事艺术上。荷马史诗以特洛亚之战和战后奥德修斯返乡为叙事对象,具有着宏大叙事和整一性的鲜明基本特征;在叙事策略上,将全聚焦叙事和内聚焦叙事、顺叙和插叙、魔幻叙事和现实叙事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了完美地统一。荷马史诗为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迄今仍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伊利亚特》中英雄荣誉观的体现

希腊神话故事中鲜明的主题是对自由和个人价值的追求。故事中英雄们的行为动机很少为了民族集体利益,大部分都为了是满足个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和欲望,彰显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当然最终归结为对荣誉的追求。文章以特洛伊战争中的几个文化,意象金苹果、海伦和阿喀琉斯的愤怒为例分析神话中荣誉观的体现。

萨福诗歌的女性情怀

萨福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女诗人,其诗作饱含了弥足珍贵的女性情怀。爱的坦诚与吟唱是其女性情怀的呈现;情的细腻与深切是其女性情怀的描摹;其诗作中的女性情怀具有源头意义,是人类觉醒、文明的重要信号,是古希腊生机勃勃的人本思想的体现,昭示着＂阴性书写＂的诞生,女性主义写作的发轫。

《荷马史诗》中英雄形象解读

《荷马史诗》以其广博的内容制式和深刻的形象塑造所实现的对希腊文化富有创建性的体现。在这种体现中,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史诗中多维度、多层面、带着原始的质朴、又渗透着人类文明永恒元素的英雄形象的塑造。这种多维度的人物叙述赋予了这些英雄扑朔迷离的色彩,赋予了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源头并成为人文主义滥觞的必然解读。

出征与回乡:人类永恒的心灵张力场——奥德修故事意蕴之我见

贯穿荷马两大史诗的奥德修的故事大而化之可概括为两个关键词:出征与回乡,二者都是奥德修的心结、愿望和生活支点。出征是社会性需求,即生存需求、理性需求、外在需求,而回乡却是发自内心的感情需求、感性需求、内在需求。出征与回乡两种心结的关系,从外在看是历时性的,从内在看是共时性的。出征与回乡构成了人类永恒的心灵张力场,具有普世的象征意义,原因在于人类有着相同的生存处境和心灵结构。这样理解奥德修对现代人的生活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

荷马史诗与希腊帝国

《伊利亚特》是西方文化帝国的重要档案。史诗不仅建构了西方殖民叙事的基本模式,而且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为希腊帝国的对外扩张营造了浓郁的文化语境。因此,只有重解《伊利亚特》的殖民叙事,才能够全面地阐释希腊帝国从种族主义到殖民主义的范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