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责任:论门罗小说中母亲的牺牲、挣扎与成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地区掀起了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浪潮,旨在争取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对女性的地位和权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艾丽丝·门罗的多篇小说描写了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母亲的身份建构问题,因当时仍处于加拿大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成为母亲的女性既面对社会伦理的责任要求,又受到解放女性的社会思潮影响,在自我与责任之间徘徊、挣扎。其小说深刻地触及了关于母亲社会角色的定义,揭示了在家庭观、婚姻观变迁时期母亲意识的成长历程,探析了女性自我追寻的深层内涵,激发了女性改变现实的思考和行动。

批判的电子信息与重构的爱欲伦理——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后叙事”中的数字人文精神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直以来被称为加拿大后现代作家,但在2010年之后,其作品发生了一定的风格转向,即从一般的后现代叙事转向了超越的后现代叙事。这表现在其反乌托邦小说《最后死亡的是心脏》对电子信息技术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伦理学的价值重构,前者暴露了电子信息社会模式背后隐藏的极权化、阶级化、制度化等潜在风险,后者呈现了爱欲与宽恕对数字时代日趋扁平化的人的救赎。考察小说中电子信息工程与人之道德伦理之间的反乌托邦关系,不仅是揭示作家“后叙事”特质与数字人文精神的重要环节,也是电子信息等现代科技领域规避未来风险灾害的人文启示。

自由的两种面相——再论艾丽丝·门罗的《逃离》

艾丽丝·门罗的中篇小说《逃离》历来被置于女性主义理论的阐释窠臼,评论者通常赞许女主人公卡拉的逃离,而对她的回归却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对男权妥协的无奈之举。这种模式的解读忽视了小说更为丰富的细节和意象。要理解卡拉的逃离与回归,首先需要厘清自由不同层次的内涵。在西方文化中,自由除了指人身自由,还指在世的精神自由,卡拉的两次逃离是对无所束缚的人身自由的追寻,回归则意味着她将自由保留在精神的范畴,而担负起自己在世的责任。小说中小羊弗洛拉这一文化意象,一方面呼应着卡拉的命运,另一方面其拯救功能也昭示了卡拉回归的意义。

(非)共同体: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中的小镇

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小镇具有“共同体/非共同体”的双重性质,“封闭”性、“接触”的无效性形成了小镇的“非共同体”特征和人物的孤独、沉默状态。各个故事印证了有机共同体难以建立的内在原因:主观层面上共同价值感的缺失、对差异性的忽视,客观上经济、社会阶层、文化等各层面的现实语境都会构成障碍。门罗的小镇(非)共同体书写体现出日常生活辩证法,“重大”的意义就在微小的“日常”之中;小说的叙述声音具有双重性,在共同体内部体现出心灵世界的奇异性,又在共同体之外保持着冷峻的反讽精神,以深刻的内省性激发读者的思考。

基于《绿山墙的安妮》和《小岛上的安妮》探析安妮的成长过程

目的:文章目的是发掘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所著的成长小说《绿山墙的安妮》和《小岛上的安妮》的文学价值,以安妮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和经历激励现代青少年成长。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归纳综合法研究两本小说。结果:《绿山墙的安妮》描写安妮的少年时期,而《小岛上的安妮》叙述安妮的青年时期。两本书所使用的都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有利于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和引起读者的共鸣。结论:研究发现《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少年安妮渴望亲情,珍惜友情,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小岛上的安妮》中的青年安妮渴望爱情,珍视友情,同时经历了身边朋友的死亡。她不断追寻自己的梦想,最终取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

《使女的故事》中的女性话语策略与话语权威

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呈现出时空错置、多层重叠的话语空间,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权力话语,以奥芙弗雷德为代表的使女们,通过创造女性语言代码、捍卫姓名权、诉诸回忆和讲述、运用倒置话语和对抗话语等一系列话语策略,以隐蔽的方式对权力话语进行讽刺、反驳和控诉,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统治者宏大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威,巧妙地建构出女性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威。使女们的故事不是代表父权制的“他”历史,而是一部“她”历史。

《新女郎》中的“去族裔化”书写与加拿大华裔文学新面向

在加拿大多元社会语境、作家“当地人”文学价值表达需求以及全球化大背景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90年代之后的加拿大华裔文学呈现出世界性的批评视野和“去族裔化”的写作趋势。与其他华裔新生代作家在族裔人物框定下探讨多元主题不同,刘绮芬在短篇故事集《新女郎》中直接略去女性人物的族裔标志,借助第一人称模糊叙事导致的不确定性将所有有类似经历的个体联合,为社会中更广泛的弱势群体发声。《新女郎》中的“去族裔化”书写呈现对人类生存超越时代和历史的思考,并以女性视角彰显文学价值,让作品具有了更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但没有文化根基的过度去族裔化和普世性价值追求会让华裔文学陷入超族裔化和泛中心化的危险,刘绮芬借助副文本和故事中未言明的隐性内容显影族裔之影,试图在追求文学审美与坚守加拿大华裔文学民族特性之间找到平衡。

战争女性的精神创伤——论张翎《归海》

在《归海》中,张翎持续了其一直以来对于战争、创伤、疗愈的思考。战争后遗症的描写、女性生命力量的礼赞、人性的幽微叩问,以及母女情深的叙述,小说从寓居加拿大的袁凤视角出发,讲述了其母袁春雨跌宕起伏的一生。从故土到他乡,再从他乡回归故土,母亲的生命河流千回百转,终于归入大海。作品不仅以惨痛的笔触讲述了战争中女性的精神创伤故事,而且还凭借着母女情深的真切书写完成了某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救赎。

我的写作来时路

我是一位加拿大作家,从事写作十多年,发表作品逾一百万字。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青春作伴》(美国南方出版社),长篇历史非虚构作品《行医者》以及三十八万字的长篇小说《重逢1900》(美国灵性文艺出版社)。《重逢1900》获得2020年美国杜克大学第一届雅歌文艺奖长篇小说奖。我是怎样从一个多年的阅读者,转变为一个长期写作者的?我是理工科出身,来到加拿大之后,在西蒙非莎大学(SimonFraserUniversity)获得应用科学硕士学位,目前的职业是电力项目工程师。写作对于我来说有一个生长,确认的过程。

寻找生命的水源:《归海》创作谈

2017年发表的《劳燕》和新近发表的《归海》,是我的“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前两部。这两部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以及表现形式都不一样,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母题——关注战争遗留给人类、尤其是女性的长久创伤。三言两语很难说清《归海》是部什么类型的小说。它可以被归入战争小说那一类,因为书中发生的一切,都源自战争。说它是历史小说也未尝不可,因为它涉及了一段前后七十年的历史。说它是成长小说也不算离谱——女儿袁凤带母亲骨灰回国的历程,是一段发现母亲也重新发现自我的经历。袁凤试图在母亲紧闭的身世蚌壳里寻找一颗秘藏的珍珠,于是,久远的记忆被改写,固定的印象被毁坏,生命经历了重塑和成长。但是,如果我只能有一个关键词,我可能会选择创伤。

论托马斯·金《龟背》中的动物书写

托马斯·金是当代加拿大印第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凭借《龟背》夺得2014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小说奖。小说借助加拿大本土动物形象的精心书写展现了生态污染背景下印第安保留地经历的物种灭绝与民族流散,探讨了当代印第安人的生存困境与身份归属危机。金将神话、历史与现实完美贴合,改写基督教创世故事及西方文学经典,恶作剧式地颠覆以往被白人文学边缘化、消声的动物形象,在动物、环境与人的关系变化中重塑印第安人的族裔身份、重建自我的精神家园。

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使女的故事》是当代"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再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独特的联系:如女性在被污染的环境中要承受更大的伤害,这一现象已成为近年来生态伦理学中探讨的环境正义问题之一;女性对自然的天然亲近也可以被解读为女性幸存于男权社会的一种策略;对动物惨境的描述暗示了女性所处的类似境况。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小说中女性与自然的这些独特联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生态关怀和女性意识。

爱丽丝·门罗小说的生态女性书写

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脱颖而出，获得二0一三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为她本人、也为加拿大文学赢得了殊荣。在此之前，门罗曾于一九六八年、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六年三次获得加拿大文学最高奖项总督奖，二00六和二00八年因对短篇小说的贡献获欧·亨利奖，二00九年获得英联邦文学大奖布克奖。

艾丽丝·蒙罗小说中的叙事结构

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艾丽丝·蒙罗小说的叙事结构故事 :抽象的叙事结构和具体的叙事结构。前者是指潜在的、可资分析的、能够生成众多叙事作品的普遍结构 ,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提出“逻辑说” ,叙事学家格雷玛斯则从语义学的角度 ,提出了“角色模式” ;后者是指叙事作品中的情节的安排 ,从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关系 ,其小说的叙事结构可分为三种 ,即对比结构。

《盲刺客》的“南安大略哥特”风格探析

“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盲刺客》体现了典型的“南安大略哥特”风格。作品以单调怪诞、阴森幽暗、恐怖压抑的日常生活环境作为故事背景,充满了哥特气息;叙述了大量的死亡事件:非自然死亡和自然死亡;运用细腻的心理和情感描写,着重营造心理恐怖的氛围。阿特伍德继承和拓宽了传统哥特风格的写作空间,揭示了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压迫和女性内心的孤独无助、恐惧害怕,并探寻了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如何获得出路的问题。

小说《熊从山那边来》改编电影的成功要素探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熊从山那边来》是一部聚焦老年题材的现实主义佳作。年轻的加拿大编剧、导演萨拉·波莉将它搬上银幕,改编电影《柳暗花明》生动展现了老年人的人生困境和思想情感。影片获得了多个奖项提名,取得了票房口碑的双丰收,称得上文学作品影视化的成功之作。原著的艺术魅力、影片鲜明的民族属性、兼具简单性与复杂性的改编策略、知名演员的号召力和出色表演是这一改编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论《盲刺客》中的存在主义介入观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扛鼎之作《盲刺客》以女主人公艾丽丝对其生平的回顾为主线,以虚实相生的叙述传达出作者对束缚女性发展的本质主义刻板模式的深刻反思,召唤女性对自身创造力的洞见。本文通过对《盲刺客》内蕴的深层结构以及艺术手法的评析,从盲目自欺、介入以视两方面探讨介入、洞察以及创造三者在《盲刺客》中的内在联系,从而凸现阿特伍德将存在主义介入思想作为小说结构主线及表层形式的意义。

《分居》中的代际伦理:伦理变迁和文化矛盾

在短篇小说《分居》中,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梅普一家的分居风波,展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通过家庭这一微观社会,梅普家两代人的伦理困惑得以呈现:处在混乱婚姻中的中年一代陷入了家庭责任和个人自由的伦理困境,而面临社会伦理环境失序和家庭道德教诲缺位的青年一代则难以构建正确的伦理观念。以代际伦理为切入口,有助于对两代人的伦理困惑进行对比,从而管窥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透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所带来的重重危机,即“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失衡所导致的传统价值观失落和一系列社会矛盾。

漂泊的语言,女性的空间——《木星的卫星》中的女性关系世界

《木星的卫星》是艾丽丝·门罗的第五个短篇小说集,一共有十一个故事,涉及女性在不同方面的关系:家庭关系、情人关系和朋友关系。不管处于哪一种关系中,女主人公们都只能携带着隐秘的伤痛在这种关系里漂流。而语言也是漂泊无依,从一个能指滑向另一个能指。结果就是,文本的语言和这些女主人公一起漂流。“维持着和生活着”是门罗在十一个故事中一次次表达的主旨。生活的表层、人与人的连接抑或某个具体的物,就是门罗为她们选择的能够暂时停靠的驿站。

试论《可以吃的女人》中的消费主义意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加拿大的"文学女皇"。但关于其处女作《可以吃的女人》的研究往往囿于女权主义批评。笔者试图把消费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结合,以更为全面的视角考察阿特伍德笔下"可以吃的女人"的深层含义。阿特伍德笔下"可以吃的女人"在"异化消费""生态危机"和两性争端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更是一个"可消费的女人"。小说主人公玛丽安的选择暗示了阿特伍德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认同,即女性只有通过重新建立起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和重塑自然母亲的神话才能摆脱被"消费"和被"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