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商传记的形象建构与文化传承

印尼华商传记叙述印尼华侨史上杰出的企业家一定历史阶段或一生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状况,以一种更有情绪感染力的方式赋予华人华侨历史鲜活的生命力。印尼华商传记通过宏大叙事模式和多元化的叙事结构,塑造了传主作为“行业翘楚”和“海外赤子”的形象。勤劳节俭、和睦共处、讲究诚信、开放包容等中华优秀文化在印尼华商的自身实践、企业管理和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有体现。

《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一部用传记美学叙事的女性传记

苏珊·桑塔格是20世纪著名的女性作家、艺术评论家,是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更是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之一。《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即是一部对苏珊·桑塔格进行全面介绍的传记作品,其书写的细致真实使其成为一部经典的传记作品,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从传记美学的层面进行研究,从传记事实的运用以及长篇传记的现代性写作和翻译的角度进行分析。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的空间流动性与身份认同

在美国文学中,旅行叙事往往伴随着征服自然、西进神话、寻求财富等话题,但从女性主义地理学来看美国非裔女性作家的旅行叙事,对于美国非裔女性而言,追寻自我与构建身份认同才是旅行叙事之要义。《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是美国非裔女作家玛雅·安吉罗的首部自传,作品重现了安吉罗幼时的旅行成长经历,颠覆了以往失真的非裔女性形象。本文以《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为例,从旅行叙事和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角度探讨美国非裔女性跨越传统性别空间与塑造自我形象、构建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非裔女性在旅行叙事实践中超越传统的性别空间壁垒,逐渐掌握空间流动自主权,构建出多元化的女性形象与坚实的身份认同。

当代美国拉美裔传记文学中的生命政治

美国拉美裔传记作家继承拉美裔文学对于生命书写的关切,以传记事实为基础,借助文学的多维度价值投射,创作出类型各异的传记作品,体现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的交织互哺。当代阶段的知识分子传记、流亡者传记、非法移民传记、帮派成员传记等传记类型,以拉美裔美国人的个性化在场呈现个体经历中的宏大叙事,再现拉美裔族群的历史、生存现状以及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传记真实性内核中的价值判断投射出复杂的、隐性的权力关系,揭示生命政治主体对个人生活的钳制。拉美裔传记文学既具拉美裔文化特质,释放出被宏大历史所淹没的普通人物的声音,同时也通过传主的故事观照国家历史,参与美国精神的建构。

约翰·斯坦贝克的旅行书写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坦贝克是一个以旅行闻名于世的作家,他一生不断的旅行不仅使他创作出《俄罗斯纪行》、《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等脍炙人口的非小说类旅行文学作品,也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其大部分小说具有独特的旅行母题.借助于主人公的旅行,斯坦贝克表达了对人生的悲剧性认知.

创伤 忙碌 心态——《富兰克林自传》的积极心理学解读

诞生于20世纪末美国的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心理是对付创伤的良药,而忙碌则是积极心理的一个缩影。积极忙碌与积极心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其漫长的84年人生中,虽也遭遇过种种创伤性事件,但他积极乐观,兴趣广泛,每天忙于各种工作和学习,没有时间和精力感受创伤,创伤也就无法在他身上大行其道。在积极态度指引下积极学习、工作、修身养性,从而获得积极情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潜能,这正是富兰克林的人生写照。

历史记忆的书写与华裔美国自传、传记文学——以李健孙的《追寻赫本》为例

自传、传记文学是华裔美国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以李健孙的家族回忆录《追寻赫本》为例,探讨华裔自传、传记作家关注家族、民族史书写的原因,家族回忆录的书写与少数族裔身份建构之间、历史记忆与族裔认同之间、历史记忆与华裔自传、传记文学之间的关系,历史记忆的书写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特殊性等问题。

《西行漫记》书话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斯诺的不朽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七十年来在中国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长征25000里》等形形色色译名大量出版,广泛流传,成为享有盛誉的报告文学作品。本文选取影响较大的几种《西行漫记》版本加以介绍,考订其出版的源流。

十九世纪美国男性作家的女性观新解

文学与社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解读十九世纪美国男性小说家的作品,将它们放回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挖掘其内在的文化精神特性,捕捉其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关联,发现这些故事共同表现出作者矛盾的女性观,一方面他们的小说是将妇女符号化为"天使"和"妖妇",视女性为"他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这样充满力量、完全独立的"新女性"的赞叹与不可阻挡。最终显示出这些男性作者笔下的那个"他者"是胜利的。

“至死方休”的完美追求者——论《当呼吸化为空气》中的三重自我

自传之'我'复杂多变,阐释维度也倾向于多元化,自在之我、叙述之我与镜像之我是其中的三个维度。在癌症回忆录《当呼吸化为空气》中,美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与科学家保罗·卡拉尼什记录了自己患病前后的真实生活与深沉思索,在多重自我的再现中完成传主'至死方休'的完美追求者的身份寓言,启迪人们不断思索生与死的意义,珍惜当下,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充满正能量。

“香蕉人”的困惑——《偶然生为亚裔》海二代身份认同研究

美国华裔作家刘柏川在其自传性作品《偶然生为亚裔》(The Accident al Asian)中称自己被叫作"香蕉人",即外"黄"里"白",也就是从外表来看是中国人,但内在的他却是美国人。然而刘柏川的身份认同却没有那么简单。研究发现对于"香蕉人"来说,变"白"既是一个无意识的自然过程,也是一个有意识主动寻求融合的漫长痛苦过程,一个从无种族身份意识到渐渐意识到种族身份,继而努力超越种族限制,再到不断探寻身份积极寻求融合,最后偶然间成为亚裔身份代言人并开始正面积极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成长过程。研究还发现在身份认同和融合方面,当代美国华裔海二代与他们的父辈海一代呈现出了复杂而微妙的差异。

本杰明•富兰克林与他的《自传》

一、作者简介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不仅是卓越的发明家、政治家和出版商,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其中,《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in)(以下简称《自传》)不仅被誉为美国道德完善工程的一座丰碑、美国梦的最好诠释,也被视为现代自传摆脱传统宗教精神叙事的开山之作,并为自传作为一种独立文类奠定了基础。

近代美国华侨英语自传文学的归属问题

一些研究者认为,近代美国华侨容闳、李恩富和李周的英语自传文学是美国文学而非中国文学。这种仅从语种角度定性文学归属的做法过于武断也不够客观。本文通过分析容闳等人的中国国籍、语种选择以及文本彰显的强烈的中国认同,确证其英语自传文学创作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事实。由此揭示中国文学新的地域边界和语种边界,有助于在全球化格局中重新认识、审视中国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

打工女孩自有不一样的未来

一个美国人，花四五年时间在东莞做调查，写了本书给美国人看，却在中国火了，这是华裔女记者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一时间作者被邀请到北京、上海等城市巡回演讲，评论报道遍布各大媒体。也有人不买账，而且这些人是国内劳工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劳工研究学者，

你的传记,我的书——《史蒂夫·乔布斯传》评析

传记作品贵在非虚构性。一般而言，从资料的可靠性来讲，对一件事、一个人的记载，年份越近的资料越具有可靠性。但对于传记作者而言，当传记人物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传记事件牵涉众多当事人且当事人也个个不同凡响时，传记的写作将变得格外艰难。对每个人物的评价、对每个事件的定性，可能都会陷于无法言说的立场摇摆、利益考量纠结之中。可贵的是，这些难题并没有出现在《史蒂夫·乔布斯传》（中信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中。该书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客观公正的立场、追求真相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新闻人讲故事的报道模式使这部新闻人作者传记呈现出立体而又鲜明、饱满而又厚重的特点。

作为特殊叙事技巧的叙述视角的魔幻运用——以左拉·尼尔·赫斯顿的《路上的尘迹》为例

叙述视角是叙事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对叙述视角尤其是聚焦的研究是当代叙事学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左拉·尼尔·赫斯顿的《路上的尘迹》为例,聚焦作者对叙述视角的魔幻般的使用,并通过文本细读法结合实例对叙述视角在该自传第二章中的具体功用和实际效果进行了剖析,以期为国内相关的赫斯顿批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红色中国”

埃德加.斯诺进入苏区后,"红色"在其个人词库中的语义内涵发生了很大转变。这一点直接反映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红色中国"形象的形成与变化过程上。对这一个案的研究,将充分展现"前理解"和词汇语义弹性在形象建构过程中的复杂作用。

革命·中国·希望——读《西行漫记》有感

《西行漫记》不仅是一部新闻作品，更是一首凝聚着豪情与血泪的红色史诗。埃德加·斯诺极具严肃的考证精神，不敢怠慢笔下的任何一个细节，透过他谨小慎微甚至充满疑虑的双眼，我们看到的一切，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接受美学视域下《渴望生活》梵高创作研究

《渴望生活》是美国著名作家欧文·斯登的代表作,它以传记的形式记载了画家梵高短暂的一生。在坎坷的人生中梵高也没有失去对绘画的热爱,展现了画家的独特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境界。本文围绕着梵高的生活历程,重点关注解读了主人公勇于奋起和执着追求的精神。

项美丽笔下的宋查理形象

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传记作品《宋氏三姐妹》,生动地塑造了三姐妹的父亲宋查理的形象。在其他传记文本中,宋查理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身份,而在这部作品中,宋查理形象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了,变成了一个中国人美国化的标本,成为项美丽本人和美国文化个性的投射。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宋查理形象的塑造比较成功,而从历史角度来看却是经不起推敲的。总的来说,这部作品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导致了文化误读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