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乐舞研究概览(2002-2012)

对2002年—2012年大陆艺术界对"唐乐舞"主题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梳理,对这段时期内唐乐舞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唐诗与唐乐舞关系、乐舞作品解读、乐舞审美、坐立部伎研究以及其他等几方面进行论述,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给以说明,为唐乐舞的日后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使唐乐舞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

文明互鉴视域下的“艺术哲学2.0”——第四届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美学与艺术哲学”工作坊举办

2023年12月9日至10日,第四届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美学与艺术哲学”工作坊在上海西岸美术馆举办,工作坊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艺术哲学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西岸美术馆共同主办。本次工作坊以“艺术时空”为主题,联结艺术与哲学,致力于文明互鉴视域下的跨学科方法论探索。

艺术的社会性——2020年艺术理论类图书盘点

【导读】艺术具有深切的社会性。就此,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理解。首先,艺术作品具有社会性,从中可以解读出丰富的社会信息;其次,艺术家具有社会性,其创作受到了社会的影响;再次,艺术观众具有社会性,他们在历史中流变,在社会中形成;最后,艺术制度本身是社会性的,对艺术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摹仿之物到物之物化--艺术现象学视角下物的追问

西方艺术史中物的概念可以从艺术和现实的关系这一视角来考察,同时要放在西方哲学中对物和艺术的本体论思考的理论框架中来讨论。从古希腊的摹仿论出发,直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丹托等哲学家关于物的讨论,从中可以梳理出从古希腊的形而上的本体论中物作为低级的摹仿之物到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关联之物,再到物的自身关联性以及物之物化这一发展脉络。这一脉络显示了思想史和艺术史中的对物越来越开放而动态的理解。

从“同感”问题说开去——论梅洛-庞蒂的交互主体性诗学

为解答“唯我论”疑难,“交互主体性”的建构成为胡塞尔现象学当中的重要环节。胡塞尔看到具身性经验在“同感”过程中的作用,但主张将他人构造为“他我”以回返先验的交互主体性。梅洛-庞蒂沿具身性的路径对交互主体性问题做了推进。基于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梅洛-庞蒂将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视为在“超前”与“倒退”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并通过将身体姿势作为意义的符号化呈现完成了对身体知觉的意义转换,由此演化出了一种感性的符号学理论。在存在论的视角下,梅洛-庞蒂将这种感性的符号学发展为身体与世界、符号、他人之间相互交织的“叠印美学”。这种“叠印”美学得以建构的基础则在于梅洛-庞蒂的“同时性”的时间观。

香港苏富比Sotheby＇s 2014年春季拍卖会将于4月4-8日举行

香港苏富比2014年春季拍卖会将于4月4日至8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五举行，呈献各式项级珍稀瑰宝，从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中国书画、当代文人艺术（当代水墨作品及艺珍）、20世纪中国艺术、当代亚洲艺术、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以至珠宝、钟表及洋酒，为藏家提供搜集珍品的良机，不容错过。

“相似性”的发现与“主体性”的建构--本雅明的“思想图像”论对中国书画的观照

本雅明借助处在思想与图像之间的“思想图像”,觉察出书法在文人画中是作为中间性质元素的文人笔迹。中国文人画和书法成为本雅明思考中国道家思想的重要中介。本雅明在中国道家思想的生命观中进一步印证了自身的自然生命观念。本雅明的“思想图像”与中国文人画、书籍誊写术之间的碰撞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文人画模仿自然多样化的特性,让本雅明找到了新的救赎空间,即突破法西斯“同一性”社会压抑的空间。二是在探讨文人画的摹本的基础上,本雅明认为中国的书籍誊写作为手工复制是传承中国文化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三是在恢复西方工业文明被压制的主体性意识的尝试过程中,本雅明似乎在中国文人画和书籍誊写的笔迹中找到了一种跨越中西文化的宇宙生命的“相似性”。

当代西方艺术哲学研究动态观察——以2020年出版图书为线索

【导读】本文聚焦当代西方艺术哲学,对2020年国内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相关书籍进行盘点,以呈现国内当代西方艺术哲学研究的趋势、成就和发展方向。在对西方前沿研究的译介不断推进的同时,中国学者以西方理论视角对中国艺术、世界艺术史进行的反思亦可谓成果颇丰。这些书籍关注艺术现实,研究视角丰富,将为国内研究者和艺术爱好者带来更多启发。

中国20世纪的艺术本质论

艺术本质论是艺术理论、艺术学中的核心问题,是回答“艺术是什么”、探讨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的理论学说。20世纪中国关于艺术本质的探讨,从发生,马克思主义的介入和引导,50、60年代的滞后到新时期多样化展开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都有影响较大,颇具代表性的学说。

再议神话——改革开放30年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本文回顾了中国当代艺术在近年来改革开放30年间的发生、发展,以致最后逐渐走上体系化的变化过程。文章分析中国当代艺术迅猛发展的内在深层次原因,指出其积极意义所在,以及它所存在的明显敝端,提出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再思考的问题。文章呼吁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应有社会责任感和艺术人格。

艺术理论的本体坚守与当下拓展--评陈旭光新著《艺术的本体与维度》

《艺术的本体与维度》一书,在书名上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其最大的亮点,那就是将“本体”问题,作为该书整体理论架构的切入点、立足点和着力点。“所谓本体,指终极的存在,也就是表示事物内部根本属性、质的规定性和本源,与‘现象’相对。”[1]或者说,本体问题是关于一个事物“为何与何为”的原点性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艺术本体论是热门的学术前沿问题,但随着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兴盛而逐渐式微。在当下的文艺理论界,解构文艺本体论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强势在场,使本体论研究陷入更加尴尬难为的境地。但是,陈旭光却没有被形势所困,而是清醒且坚定地抓住“本体”这个理论之基,展开艺术理论之维的建构,显示出自己的学术信念和学术智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艺术文化观念迁变思辨

40年来,如何认知既往成绩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发展,是需要从观念形态转变和成效收获来印证的。但显然认识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绩不能缺少从艺术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来观照。在这一时期里,中国艺术文化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适应性转变的过程,艺术文化的变化从观念意识到创作贴近生活,以及适应时代风习和服务于人心精神需要,呈现出其依存于市场却更为注重精神情感创作的良好趋向。

文化自信与艺术教育--访文艺理论家仲呈祥先生

本访谈以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出了文化艺术繁荣和艺术教育发展"以文化人、以艺养心、以美塑像"的目的论和"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的方法论,从"以文化人和艺术教育,以艺养心和艺术教育,文化引领与艺术教育,文化自信与艺术教育,艺术自觉与艺术自信,引领与迎合、自觉与盲目、自信与自卑"六个方面逐层深入,鞭辟入里地阐述了文化自信和艺术教育的关系,以及在新时代加强文化建设和艺术教育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理念。

“表达”的悖论:论梅洛-庞蒂的意义理论

表达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传达内心思想的再现性行为,与身体感知无关。梅洛-庞蒂指出表达并非脱离身体的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在场身体的参与是表达发生的必要条件。表达存在一种根本性悖论:它是一种作为纯粹重复和纯粹创造之间的活动,亦是重复既有意义与创造新意义之间的矛盾运动。通过对梅洛-庞蒂表达现象学中的语言及意义生成问题的考察,可以得出一种基于具身感知的意义理论:理解文本并非要寻求符号背后本不存在的“原意”,而是通过一个可感身体在过去、现在和理想的汇聚时刻来“实现”意义。这种意义理论表明读者并非被动的意义接受者,阅读本身是一种介于重复和创造的表达。

2 0世纪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逆境和顺境

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后逐渐产生了双重社会效应,既加深了人们对于作品与作家生产之间关系的认识,又加速了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价值的降低。而本雅明和伊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理论的全新阐释,给艺术生产提供了更广泛的理论发展空间。同时,艺术生产理论也避免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再现说"、"镜子说"等过分强调客体贬主体作用的不足,而把艺术活动看成一种生产,就使得艺术创作最终走下神坛,成为可以被大众广泛参与的生产实践之一,从而更加深入人心。

柏拉图技艺论与古希腊艺术的传统和革新--从《法篇》《智者篇》及《政治家篇》中的艺术对话谈起

传统与革新是人类历史中永恒的话题,柏拉图时代亦无外如是。柏拉图对埃及艺术传统推崇有加,与其时各门类艺术理论中对规则的发现和崇信不无联系。但面对希腊艺术规则的有机改良,乃至视错觉法的广泛应用,在《法篇》《智者篇》及《政治家篇》中柏拉图并非一味地简单否决,而是借助技艺概念下的模仿、适度等范畴的不断扩容,为艺术的革新手法和专业知识的精进提供思想通道。柏拉图此举令自己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境地,但却为艺术模仿论拓宽了道路,同时也令其自身关于艺术的理论言说与古希腊艺术实践的走向保持了基本的平行,彰显出其技艺概念的理论张力。

以大师代言大师——纪念帕索里尼遇害40周年及奥逊·威尔斯诞辰100周年

对于电影大师帕索里尼和威尔斯许多人未曾注意到两人有过一次出人意外的交集,留下了一部仅三十多分钟的短片《软奶酪》。在影片中,帕索里尼让威尔斯为自己代言,通过威尔斯之口向民众表露自己的心声。2015年,正值帕索里尼遇害40周年即威尔斯诞辰100周年,本文,谨以影片中大师代言大师的细节解读来纪念两位大师。

涵泳与截当--《一花一世界》与中国艺术精神的纹理

宗白华先生眼中,美的感受是不堪筹划的随性、无须苦思的豁然。如同散步一样,"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兴趣的燕石"。鲜花与燕石,其妙处在偶尔,而不在其美艳与异型。这样的感受本来就是从自然之中流溢出来的,等待着能感能知的"我"的悠游和徜徉中的感应与共鸣。其中既有活泼泼融入天地的自我,也有超迈于一己之限的精神。

感性·德性·法性--数字艺术三大哲学元问题研究

感性、德性和法性是探究人类艺术现象的三大哲学元问题。在传统艺术格局中,感性与德性是最常为艺术家和哲学家沉思的基本问题。然而,数字艺术的创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艺术建构的审美秩序。数字艺术较之传统文艺,能激发审美主体更多的感官型自由情感和沉浸型自由情感,但其激发陶冶型自由情感的能力较弱,由此引发了人类自由情感的量变与质变,也导致艺术德性开始从传统的精神陶冶和教化主导型嬗变为生理感官刺激型。数字艺术德性的历史性嬗变从根本上消解了德性固有的利他属性,突破了人类长期以来所构建的艺术伦理底线,也将传统艺术秩序下处在潜隐状态的艺术法性问题推向前台。构建基于价值论的低碳美学与低碳艺术理念,是解决感性、德性、法性之间的内在冲突,重建当代艺术和谐秩序的有效路径。

艺术学独立的学理性奠基--论费德勒对艺术学学科的开拓

19世纪德国艺术赞助人兼批评家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1841—1895)率先从理论上划分艺术学和美学的界域,区分其不同,被誉为“艺术学之父”。他借助康德认识论框架,主张“直观感觉”(Anschauung)这一视觉感性研究领域的独立,提出“可视性”的概念,围绕着这一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从而在理论上建立了艺术学学科。他注重准则、理论之于独立学科的意义,特别强调艺术研究中的价值判断,试图寻求艺术学独立的学理依据。费德勒的思想影响了西方现代艺术研究,启发了李格尔、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等艺术史论家,为现代艺术学科的独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他的思想对当下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也具有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