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与中国美术史书写的“破”与“立”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美术史书写维度,应该是在充分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生成的语境下,通过学科交叉和跨界融通,在原有学科体系基础上不断升华与拓展,从学科交叉的边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知识领域,以包容的姿态和学科新理念,进一步激活中国美术历史写作范式的多种可能和可行性,构筑更加完备的美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如其他人文学科研究一样,在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的同时,强化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提升新文科教育以文化人等方面的新动能,进而对塑造新时代人的精神品格、美育素养和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研究在德国的“世界性”——以1912-1943年《东亚杂志》为中心的观察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品大规模外流,围绕着收藏、展览和研究,中国艺术知识也随之不断迁移到西方知识体系之中,并带动着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此一进程中,在艺术收藏和展示的博物馆空间之外,专业期刊成为知识生产和传播最重要的阵地。论及中国艺术研究,德国柏林的《东亚杂志》尤为重要,它是欧美最早专门致力于东亚艺术研究的学术杂志,从诞生之初便汇聚着来自不同文化、国别和学科背景的学者,连接着不同社会机构和组织,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中国艺术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聚焦1912—1943年《东亚杂志》创办的历史语境、发行出版、组织形态和学术视野,试图揭示20世纪上半叶以德国为引领的欧洲中国艺术研究在学术化和制度化过程中的“世界性”特征,进而指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及其研究在形成之际便置身于“世界艺术史”概念的整体视域之中,这或许能为今天在“全球艺术史”或者“世界艺术史”中思考中国艺术提供另外一个起点。

文艺大众化运动与其发展和转型

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大致有六个方面: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创作的主体、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语言、对五四新文化的评价。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毛泽东没有延续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路与方向,而是对文艺大众化的内容与问题进行了分解、总结与转型,对相关问题与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大众化进入“泛化”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提高型的作品,文艺大众化逐渐失去活力。80年代之后,传统的大众文艺受到新起的大众文化挤压,开始走向式微。2014年,习近平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相关思想,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出“精品战略”。文艺大众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失去了现实性与合理性,整个文艺发展的方向由“大众化”转型为“精品战略”,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必然趋向。

中国古代艺术类著录的注文文本研究

以往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较为关注正文文本分析,而忽略其注文文本及其他文本(题跋文本、序跋文本等),至于几者之间意义共生而形成的“综合性文本”更鲜有学人涉及。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艺术著录中,正文文本多因注文文本而开出新义,获得新解读,这不仅仅是因为注文文本作为正文文本的“衍生物”,其往往是正文文本内容的补充、修正与考释,还因为正文文本与多数产生于后代的注文文本分别处于不同的时空,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具有“衍生性”性质的注文文本在对正文文本进行勘正及强调某些重点时,新层次的文本内容形成,而这个新的文本所彰显出来的意义也许从未被正文文本原作者所意识到或清晰地表达出来,对此问题进行揭示可开拓艺术史研究思路。

中国艺术的起源和文明的光耀

中国古老的天文学建构出中华宇宙观及礼仪制度,在文明的光耀中艺术由此起源。在科学认知与把握天地宇宙规律的基础上,远古人类社会的礼仪制度建立,即宇宙观的确立便是文明的产生。这也决定了中国艺术的起源,即艺术起源于中国古老的天文学。中国考古学给出的证据是文明化的物质形态,如岩画、陶器、刻符(文字)、玉器、图纹、陶石人像等,这些是中华文明产生的物质史证。书画同体证明的是绘画与文字是分殊同宗的两条支流,其依然起源于中华远古人类对宇宙规律的把握和运用。此后,中国艺术观依然反映了远古建立的宇宙观或时空观。

从“无名”到“有名”: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与传统画学研究相比,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研究在视野、对象、理论、方法上体现出显著的现代性,“无名”艺术进入“有名”艺术研究殿堂,成为中外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中国“无名艺术史”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过往所不具有的人文内涵,其关注点不在创作主体的个性流露,学术取向也不在于对象“有名”或“无名”,而是从创作共性角度去看待整体的艺术流变趋势。正是基于此,“无名艺术史”的研究与书写范式部分取代传统范式,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的中西方学术对话桥梁,凸显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

读曹庆晖《美术史系与美术史学》一文补充和纠误

近日读到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曹庆晖教授撰写的《美术史系与美术史学——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教研发生纪程》一文(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12期),很是亲切,也很兴奋,因为我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65年毕业的学生之一。在拜读曹文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确认,文章是以十分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写作而成的,重要的事实均有详细的叙述,没有遗漏。

一个帝王陵寝的视觉建设——视觉史视域之中北齐神武皇帝高欢(496—547)的魂魄冢

韩国学者认为北响堂山石窟北洞里的高欢陵寝上的“睡莲纹”的流行,与北齐皇室的“胡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笔者却认为这是为了“高欢陵寝”的视觉建设需要,是为了营造一种“天穹”之上的庄严。本文立足于“视觉史”的方法论,根据手头掌握的未曾公开过的新材料,将高欢的陵寝进行视觉重建,并且提出一个新的观念:这些奢华与繁缛的装饰,就其所处的高度而言,并不是给人间俗世所观看,而所谓的“睡莲纹”——其实就是侧面的“斧型”莲花,是为了给观看者营造出不可企及的崇高感,也是为了进一步建构高欢“魂魄冢”的需要。而建构“魂魄冢”的目的,则是为了与“转轮法王/累世成佛”模式进行意义关联。

《北史》后《艺术传》的变动

“二十六史”《艺术传》的撰述存在一个概念上的变动及内容的变化。《魏书》为《术艺传》,《晋书》至《北史》皆为《艺术传》,到了“新、旧唐书”及以后,概念发生变动,均为“方技(方伎)”,是为《方技传》或《方伎传》,直至《清史稿》才恢复《艺术传》。看似《艺术传》出现了“断层”,但从各“列传”的“小序”和入传者的事项与内容分析,“二十六史”《艺术传》在历代的正史里延续的是祖述,《北史·艺术传》以后《方技传》或《方伎传》的内容,大致还是医术、方经、占卜、阴阳,兼有相术、巧思、画塑等类型,延续了《魏书·术艺传》《北史·艺术传》以来的类型谱系与脉络路径。

吴越国的佛教文化与艺术

存续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自创立者钱镠始,三世五王均采取“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政策,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紧密联系,致力于开发经济、发展文化,形成了既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体现独特地域环境与人文历史的吴越文化。作为吴越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与艺术,上承晚唐之风,下开宋韵文化之源,显示出中国文明与文化传统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吴越国各代君王均采取护持佛教的策略,通过实施礼遇名僧、包容诸宗、兴寺建塔、开窟造像、雕刻经像、求取天台教籍等措施和行动,促进和加深了佛教的中国化,并为儒释道三教融通及佛教文化进一步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形塑奠定了基础,亦使吴越国及其文化在唐宋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中发挥了赓续中华文脉的独特作用。

在实然与应然的张力关系中揭示河北艺术的复杂面向

一般说来,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是构成地方艺术特色的主要因素。河北地处游牧与农耕的交汇地带,农牧之争形成的冲突与融合铸就了河北艺术的第一重底色,草原文明的自由奔放与农耕文明的质朴典雅冲撞融汇之后形成了慷慨激昂的燕赵悲歌:酣畅淋漓的游侠精神、视死如归的悲壮体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质朴刚健的生命力成为早期河北艺术精神的主调。与此同时,由于南部(古邺城)地区处于中原文明的核心区域,来自农耕文明核心区域的审美情调与艺术追求也深刻影响了河北地方艺术。随着地方行政区域的变化及统治中心的转移,河北艺术不断更迭、变迁,显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质和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谐和的状态。比较而言,早期地理环境因素对河北艺术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而后期行政区划的影响则逐渐占据中心。无论如何发展,古代河北艺术都体现出了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内涵与特点。

日益开放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读翟进《天真与自由——漫步中国古代艺术》

作为现代美学的起步,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将美学界定为低级认识论或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这一定位意味着,在人类围绕自然和人自身建构的诸多知识形态中,从美学角度谈论美和艺术可能属于门槛最低的一类。比如,作为审美活动,只要某物被人看到或听到,并引起感官快适,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美的;在博物馆或美术馆看一幅作品,只要观看者对它是有感觉的,他谈论自己的感觉就应该算是在谈论艺术。这种状况,极易引人生发出关于“人人都是艺术家”或“人人都是美学家”的想象。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幅瑰玮奇谲的楚艺术画卷--《楚艺术全集·绘画与纹饰卷》评介

作为先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国的绘画与纹饰既是其中的鲜明代表,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源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楚墓出土的各类精美漆器等文物不仅工艺水平高超,所附丰富多彩的图案纹样也代表了铜、陶、木、竹、玉等各类材质装饰艺术的最高水准。同时,楚美术还具有强烈的现代感,与现代人的审美理念和艺术旨趣多有相通之处,使我们得以穿越时空,领略两千多年前古人的智慧与风神。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楚艺术全集》立足于艺术史.

胡风汉韵的激荡与融合——论魏晋北朝时期的河北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剧烈动荡带来了河北地区各民族的不断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以汉族艺术为主导,其他民族艺术为辅助的创作新局面。首先,游侠文化在胡、汉之间盛行,该文化所具有的强健之风给当时的艺术创作带来影响。其次,北方少数民族带来了大量的异族文艺,以西域乐舞为代表的胡乐与中原雅乐开始激荡融合。而佛教的流行则使人们对生命中的痛苦有了更深的理解,佛教的慈悲情怀慰藉着乱世中的心灵。总体而言,“力”与“悲”的张力在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构成这个时代艺术最鲜明的审美风格。

《明清时期工匠与画家关系研究》评介

青年学者张东芳长期从事画史画论和美术教育研究,由此注意到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画家与艺术工匠之间的密切互动,并将它视为推动艺术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明清时期工匠与画家关系研究》搜集了大量这方面的个案实例,并进行分类分析,以文献和作品相互印证,不但起到为艺术史拾遗补阙的作用,也为我们认识明清社会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本书从明清时期的工匠制度切入,以明代画工口诀《绘事指蒙》为突破口,详细分析了它所反映的工匠工作特征及其受文人画、宗教画和宫廷绘画的影响,取得了多项独特发现。

我国华东地区设计政策管窥:兼与韩国的比较

我国华东地区在全国七大片区中属于人口最多、人烟最稠密区域,无论从自然区位、人文积淀还是经济总量维度来审视,华东地区都有其自身显著优势。论文运用归纳法、比较法和波特钻石模型分析法等,分析我国华东地区设计政策现状和存在问题,例如区域内各省市工业设计相关政策发展不均衡、工业设计教育政策有待完善、工业设计相关政策支撑体系亟需加强、区域间缺乏整体统筹布局等,并通过与韩国设计政策的比较分析,得出韩国经验对于我国华东地区相关部门制订、完善设计政策的有益启示,提出明确政府引导与行业机构促进相结合,立足核心城市、重视区域工业设计的统筹发展,强化品牌塑造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构建设计教育政策体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通过政策实施营造有利于设计发展的环境。

造物:建构中国古代艺术史的话语体系

“造物”是文化的主要表现方式,工具是人类所造的最初物品。只有从“造物”角度,才能探明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内在本质,进而建立其话语体系。中国艺术赖以存在的主要物质有四:一是语言符号;二是材料和器物;三是工具和技术;四是历史文献。有鉴于此,可以使用四种手段来建构符合历史真相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其一,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探究古代艺术的符号系统;其二,用考古学的谱系分析方法来复现古代艺术的器物系统;其三,采用社会史学的思路,考察古代工艺系统在使用体系、制度体系、官工业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组合;其四,参考目录学之演进来构建古代艺术的文献系统。

“出了象牙之塔”:《申报·艺术界》与《艺术界周刊》的互文性传播研究

《申报》著名副刊《艺术界》与《艺术界周刊》存在明确的互文现象,这种互文现象对民国时期的艺术界传播产生积极影响,推动艺术文化研究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形成提倡艺术、走向民众、趋向普及的传播语境,同时也成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重要生发地。

《中国红色美术史论(1921——1949年)》评介

中国红色美术是中国现当代最重要的文化标识,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于一体的主流美术文化。它既是中国美术逻辑发展的重要形态,也是当代美术创作的艺术源泉。随着美术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对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视,对革命传统艺术的政治上继承和艺术创作中借鉴吸收的现实需要,决定了具有政治价值和艺术传统双重身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美术文化,在当代美术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必将进一步彰显。

汉唐文脉下的“古代和田艺术模式”考析

大夏美术造型样式沿丝绸之路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形成古代和田派艺术模式,这种艺术样式在尼雅、达玛沟、约特干等遗址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丝绸之路使得汉唐文脉下的造型艺术体系得以确立,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从视觉图式扩展至风俗礼仪的各个环节之中。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和田的布扎克彩棺,棺上面绘制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反映出西域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田木雕在装饰范围、表现形式及雕刻技艺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镂雕、平雕等技法被广泛应用,作品中渗透了现实气息,造型上趋向真实,并在二维平面的基础上强化装饰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汉风风格。